启功教我学书法：启功赠书贺学生新婚之礼

　　陈启智

　　新婚之礼

　　我的分配自然没有好的结果，被分配到河北省沧州地区所属的青县，二次分配则是距县城三十里的大杜庄中学。这时，启功老师已因他卓越的学识又逐渐受到社会的重视。但老师却不因此而看不起曾是穷学生如今又沦为农村教师的我。每年寒暑假，我回北京探望老师，老师都热情接待，亲自沏茶倒水，仔细询问我的近况，一再叮咛我，切不可随波逐流，虚度光阴。正是由于老师的乐观精神和不倦的教诲与鼓励，才使我在艰苦的环境中得以自拔，为未来的奋进积聚了勇气和学力。

　　1974年2月，我偕新婚妻子去看望老师。不巧，老师外出未归，只见到师母。师母热情接待我们，亲自沏茶端水，仔细询问我爱人的工作、家庭情况，还要留我们吃午饭。我婉言谢绝了，因为师母身体不好，老师又不在家，我们不想给师母添麻烦，只希望两位老人家能分享我们的快乐。我给老师留了喜糖和一张结婚合影，并请师母转告老师，希望老师能给我们写幅字作为新婚纪念。

　　返回青县之后，经过不懈努力，我终于从距县城三十里的公社中学调到县城中学教书了。我赶紧给老师写信报喜，老师在接信第二日就写来回信，并附上给我们写的几幅字。接到信及墨宝，我们像过节一样高兴。馈赠的特殊礼品是老师书写的《秦始皇诏》和鲁迅诗。

　　为什么能写《秦始皇诏》呢？在今天看来很奇怪。可在当时，在“四人帮”的鼓吹下，中国历史就是“儒法斗争史”，而且法家是革命的，儒家是反动的，秦始皇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就受到赞扬了，于是写“秦诏”也就没有问题了；而鲁迅，作为旧时代革命文化的代表人物，书写其诗作自然也无可非议。特殊的时代、荒唐的理念，却使这份礼品更为独特和珍贵——此后老师再也没有写过“秦诏”和鲁迅诗。

　　1974年，老师62岁，正值书法之盛年，也是启功体进入黄金之期。故老师赠我的这几幅字，不仅内容独特，书法也堪称巅峰之作。

　　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研究诗文声律的学者并不多，而启功老师对于这一领域的探索可谓详细精深，集中体现在他半生的研究成果《诗文声律论稿》一书中。该书初稿完成于“文革”前，准备出版之际却赶上了“文革”，还险些被毁掉。老师将书稿用蝇头小楷抄在薄纸上，再由师母精心地在外面包裹上油纸和衣服，压在箱底，这样才得以保存。直到1971年，老师到中华书局标点《二十四史》时，他才拿出书稿，一边联系出版，一边继续修改。这是老师倾注心血最多的一部著作，前后共修改了15次。这本书成稿不易，出版则更加困难。当时中华书局有一位极“左”的领导，认为书稿中引用的诗词有描写爱情的内容，而且古代诗词所占的比重过多，便提出质疑：为什么不多引用些毛主席诗词？因此不予发稿。后来通过别人做工作，好不容易得到了这位领导的首肯，但苦等了几个月后，他仍旧扣压，原因如故。直到1977年，这位可憎复可笑的极“左”领导调离了中华书局，这部著作才于当年11月和广大读者见面。《诗文声律论稿》最早的版本只是小32开本，纸张很粗劣，前言中用加粗加大字体引用的《毛主席语录》也成为了时代烙印。那时，我恰巧去拜望老师，他就将这本书赠予了我，并题写上“启智同志正之”几个字，还加盖了自己的一枚肖像印。

　　百花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