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出版之际

张伯驹、潘素夫妇在作画。 1962年孙瀛洲（右一）、陈万里、冯先铭与瑞典友人威斯兰德的合影。 明成化斗彩三秋杯（孙瀛洲捐献） 北宋大观通宝(特大钱)

　本报记者 路艳霞    

　　五年前，中国文物学会启动《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出版项目，本月底，首批出版物将面世。这是对半个世纪前，那批文物捐赠大家的致敬礼。

　　这样的致敬礼，也许来得太晚，但好在我们终于记起。

　　据调查，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界捐赠文物数十万件计。文物捐赠大家的珍藏如今在各个博物馆更多只是那般静默地居于一隅，但其背后的精神和故事不应该也这般静默。出版前夕，记者遴选一二，走近捐赠大家的后人，回顾文物收藏背后惊心动魄的故事，梳理他们为人治学的精神。我们聚拢起一个宝盆，这里面装着家国情怀、无私无畏和庄重严谨，更有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博大情怀。

　　“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

　　——收藏鉴赏家、书画家张伯驹(1898—1982)

　　首批出版物中推出的是《张伯驹、潘素卷》，共三本，这也显示出大收藏家张伯驹在文物捐赠史上的崇高地位。

　　张伯驹的女儿女婿住在位于后海南沿的张伯驹纪念馆，这里经过初步的整修后，尚未对外开放。进入小院，张伯驹和夫人潘素的合影照片被摆放在正房最显眼的地方，这对夫妇目光沉静，儒雅高洁。

　　张伯驹为了收藏，名下的房产早已全部变卖，他的女儿张传綵只从母亲那儿继承了这个小院。如今已是84岁高龄的张传綵提起父亲捐赠的那些绝世珍宝时说，“小时候从未见过，像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等等，也只是知其名而已。”但对于父亲的捐赠，她从未埋怨过，“他捐给国家很自然，不是朋友怂恿，不是形势所迫，是心甘情愿。对他的做法，我非常赞赏，我永远爱我父亲。”

　　张传綵始终记得，乱世中父亲是如何艰难地护卫那些宝贝，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为了把我父亲赎出来，那个时候都是我母亲一人承受。”张传綵说的是1941年那次震动上海滩的绑票事件。张伯驹刚步出巷口，就被一帮强人持枪绑去，索价300万元(伪币)。此后，绑匪派人传话，说张伯驹连日绝食，昏迷不醒，但求一见。潘素见到张伯驹时，他憔悴不堪，但还再三叮嘱妻子：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所藏古代书画赎身。僵持了8个月之后，绑匪眼见巨额赎金无望，只得将赎金降至40万元，张伯驹这才重获自由。

　　此后，张伯驹为了让藏在北京的宝贝有个妥善安置，决定冒险将其转运至西安，于是只得将独生女儿放在老熟人、国民党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家里，“这一放就是半年，他一次次从北京把东西转运至西安，我都记不清是多少次了。”张传綵说。

　　“我老岳父虽然出于爱好收集了这些文物，但他思想非常明确，就是要用身家性命来留住它们，绝不允许把它们卖到外国去。”张伯驹女婿楼宇栋今年86岁，做了一辈子文物工作，前年刚整理完成《张伯驹集》。

　　据他讲述，1946年，故宫散失于东北的书画陆续出现在市场上，其中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是保留至今、我国年代最早的一幅画迹，被琉璃厂古董商马霁川收入，“我岳父担心国宝被商人转手卖到国外，立即向马霁川询价，结果要价八百万两黄金。”据楼宇栋介绍，当时张伯驹建议故宫博物院收下，但得到的回复是没钱。而张伯驹已收入宋元巨迹，手头相当拮据。他想来想去，忍痛将原购弓弦胡同李莲英的一处占地13亩院落出售，凑够240万两黄金，好说歹说，才将国宝买了下来。

　　张伯驹用身家性命换来118件文物，他于1956年进行的文物捐献，其中8件精品还获得了文化部的褒奖状，但谁知1957年就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楼宇栋回忆：“我岳父当年说过，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不算什么。自己看古董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戴我一顶帽子呢？”可是磨难还是接二连三，1964年他将南宋《百花图卷》捐给吉林博物馆，“文革”期间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面对常人无法忍受的遭遇，多年以后，张伯驹在病榻上才向女儿女婿提及：“人生在世，爱国是大事，决不能糊涂，小事满可不必计较。”

　　张伯驹曾写过如下文字：“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楼宇栋说，他岳父的意思很明确，东西他虽然研究了，欣赏了，但是不归他所有，而是要留给国家，供后人研究所用。

　　但事实是，张伯驹的意愿并没有得到充分实现，即便是作为张伯驹的家属，此前也从未见过他昔日捐献文物集中公开出版过。“所幸有了这部精品全集，这是对我岳父最好的纪念。”楼宇栋说。

　　“只要你们看上的东西随便拿”

　　——古陶瓷鉴定专家孙瀛洲(1893—1966)

　　距离孙瀛洲捐献国家3940件文物快50年了，他“一锅端”式的磅礴捐献气势，在孙瀛洲的子女和弟子心中，依然留有不可磨灭的印象。

　　孙瀛洲弟子、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辉柄已82岁高龄，他清楚记得，1956年，他在故宫工作第4年，到孙瀛洲住地清点、登记捐献文物，“他对我们说，‘只要你们看上的东西随便拿，越多越好，剩下来的破烂我留着。’”

　　对孙瀛洲之子孙洪琦来说，那次捐献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则始终带有一丝神秘感。“父亲在敦华斋专门有一间屋子放这些宝贝，普通朋友都看不了，只有懂行的人才被允许入内。但在正式捐赠之前，父亲决定让全家人看上一眼。我那时候很小，只觉得那些宝贝就这么一晃，后来就都不见了。”

　　这些文物，李辉柄亲自领取、包装、登记过，他说，孙瀛洲捐赠的文物包括陶瓷、犀角、漆器、雕塑、佛像、家具等多个门类，光瓷器就有两千多件，国家一级文物多达25件。而这其中就有故宫镇馆之宝之一的明成化斗彩三秋杯，这对不足4厘米高的三秋杯，胎体薄如蝉翼，从杯子内壁可看透外壁花纹。孙洪琦说，三秋杯当年是父亲用40根黄金换来的，但他父亲始终过的是穷人生活，“早点就是在灯市口的小摊上，买几分钱的豆浆油饼；鞋坏了，全是自己钉掌。”

　　回首那次捐献，孙洪琦更感慨的是，“像我父亲这样的杰出人才，孙家几百年出了一个，以后不可能再有了。”他认为，他父亲在文物界同样难以复制，“为什么有人在博物馆呆了一辈子，一无所成，而他能从一个学徒成为古玩商，再由古玩商成长为收藏家，最后又成为学术研究大家？我们对他的研究还不够。”

　　孙洪琦说，他父亲从河北冀州到北京之后，从学徒开始干起，特别肯钻研，后来开了自己的古玩店。当人们对永宣青花还没有认识的时候，他已从造型、绘画、款识、用料等各方面，进行过很透彻的研究了，“他还到景德镇考察窑址，并对永宣青花进行仿制，他仿制的永乐、宣德青花盘、碗类，凝重结晶的青花斑点深入胎骨之间，效果与真正永乐、宣德青花瓷器相似。解放前，他仿制的东西，叫孙窑。”

　　李辉柄惊讶于，孙瀛洲并非科班出身，但其研究方式竟然和考古学中的类型学天然吻合，他甚至成为我国采用类型学方法对明清瓷器进行排比研究的第一人。对此，孙洪琦还谈到，过去文物鉴赏技巧都是口传心授的，像商业机密一样，而他父亲却从未存私心，他的研究理论从来公之于众。

　　有趣的是，孙瀛洲担任故宫学术顾问期间，在整理、鉴定大量文物过程中，免不了和自己昔日把玩的宝贝碰上一面，“这个时候，他就会幽默地说，这是本公司的东西。”李辉柄说。

　　“文革”的到来，摧毁了一切。孙瀛洲无法忍受折磨，含冤而去。他把一生珍藏全部捐给了国家，未给子女留下任何财富。就在前年举行的孙瀛洲捐献文物精品展上，面对价值连城的三秋杯，收藏爱好者特别羡慕孙瀛洲的后代，有人就问孙洪琦开的是什么车，谁知大收藏家的后代回答：“骑车来的！”孙瀛洲的无私捐赠，今天很多人已无法理解了。

　　“我的收藏捐给国家，能得到永久保存”

　　——古钱币学家罗伯昭(1899—1976)

　　当罗炯听闻中国文物学会要为他父亲、我国钱币收藏大家罗伯昭出书时，竟然一夜没有睡着。罗炯说，家里兄弟姊妹四个，只有她和远在美国的弟弟等到了这一天。“希望有生之年能见到这部书，毕竟我已经84岁了。”

　　真正了解自己的父亲，是罗炯离休以后。她根据父亲留下的著述，并找到父亲的旧时好友，整理出大量文字资料。2008年，罗伯昭的四个子女集资2万元，自费出版了《罗伯昭文集》，随后又自费出过几本小册子，以示对父亲的永久纪念。

　　1957年，罗伯昭将15247枚钱币毅然捐给了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前身)。之后他继续收藏，1962年又将珍藏的另一批钱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罗炯一直记得捐献前父亲对家中孩子说的话，“他说我花了无数心血收藏，但是你们没有一人继承我的爱好，我的收藏，在子女手里就是废铜烂铁。把它们捐献给国家，就能得到永久保存。”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周祥与罗伯昭从未谋面，“我是通过拜读先生撰写的文章，欣赏先生收藏的钱币实物及拓片，使我充分感受到了这位钱币界前辈的手眼风范。”多年来研究罗伯昭，使周祥深感，不停留于收藏之表面，而是融历史考证于一体，才能使收藏集大成。

　　对历史精细的研究，让罗伯昭比别人更能慧眼识珠。因“建国通宝”的鉴定和收藏，罗伯昭被视为神一样的存在。

　　如今看来，那是一段具有惊险意味的收藏之旅。建国通宝钱以前没有人见过，钱谱上也没有著录过，更重要的是，历史上也没有“建国”这一年号。据罗炯所述，当年有钱贩子将这枚“建国通宝”带到了上海，钱币界人士都认为是赝品。随后，这枚钱币又被钱贩子带到了北方。“我父亲当时没在上海，未能亲眼一见‘建国通宝’，他只是后来见到了拓片。”罗伯昭经过仔细研究，断言这是个好东西，一定要追回来。于是派人拿着十两黄金到北方，将宝贝买了回来。

　　天天与这枚钱币谋面之后，罗伯昭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周祥通过研读罗伯昭当年发在《泉币》第七期的《建国通宝钱考》一文得知，“他经过研究发现，宋徽宗曾有过‘建中靖国’年号，但时间也就是两三个月。他因此确定，钱币上‘建国’两个字是‘建中靖国’年号中首尾两字。可谓意义非凡。”周祥说，“建国通宝”仅有篆书、楷书钱各一枚，篆书钱现藏于国家博物馆，而楷书钱不知所踪。

　　罗伯昭的磨难也出现在“文革”，罗炯哭着回忆，她家几次被抄家，她父亲受尽屈辱，但他毫无怨言，并表示“这是受考验”。

　　尽管罗伯昭遭遇了不公平待遇，但也没有影响罗家的捐献行为。“文革”以后，国家把抄走的一些文物发还给罗家。1979年，罗家四个子女商量后决定将其全部捐献，上海博物馆从中挑选了140件，其余捐献给了四川博物馆，“家里没有剩下一枚钱币，我们没有觉得可惜，我们知道这是父亲的愿望。”罗炯说。

　　书事

　　对文物捐赠大家，应该感恩

　　“要是没钱从我这儿拿，我有三十多万元的存款。”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今年93岁，出《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是他的主意。

　　谢辰生赶上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当时他在文化部文物局工作。他还记得，他的老师郑振铎当上文物局长后，当年为抢救文物，欠的债还没还清，但还是没有任何犹豫地把私家珍藏捐献给了故宫。“解放初期，大家翻身做主人，私人捐献文物成为一种风潮。当年那种爱国的激情，影响了我一生。”

　　2009年7月，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商志(tán)教授的追悼会引发了谢辰生为文物捐赠大家集中出书的想法。

　　商志教授因脑溢血，走得很突然。他出生于北京一个学术世家，祖父为清末探花商衍鎏，父亲为中山大学著名教授商承祚，捐献文物是这个家的传统。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刘炜参加了追悼会，回到北京后，激动地对谢老说：“他们家三代捐献，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开始捐献文物，捐献了两三千件给9家博物馆。”在得知商家的捐献事迹没有经过系统、全面的梳理和报道之后，两个人的心情顿时变得沉重了。谢辰生突然意识到，那份对文物捐赠大家的致敬礼不能再等了。

　　谢辰生于是提议，以国家文物局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立的捐献文物档案为线索，组织文物专家学者对全国各地博物馆藏品中的捐献文物进行调查摸底和研究，遴选出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的文物精品，并以一级品、二级品为主，编辑出版一套私人捐献文物精品全集。

　　2010年，中国文物学会启动了调查。就像事先预料的一样，摸底调查并不顺利，捐献者大多已故去，而他们的子女有的也故去或年岁很大。

　　很多故事甚至永远在世间销声匿迹了。刘炜举例，1984年，根据香港收藏家叶义的遗嘱，成品于明清两代的81件珍贵犀角雕刻器，由叶义的弟弟捐献北京故宫博物院。而叶义始终掩其忙碌的身影于大众媒体之外，低调得令人吃惊。“叶义终身未婚，我们在编书过程中，联系他弟弟，可他弟弟已经去世。他弟弟的子女对这些事一无所知。香港艺术馆一位老馆长和叶义交情很深，但我们接到的又是不幸消息：老馆长也去世了。”

　　推出《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即便是一份迟到的致敬礼、一份迟到的纪念，在业内人士看来也是功德无量的壮举。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周祥说：“今天的人讲的是拜金主义，但私人捐献大家讲的是家国情怀，在今天我们要张扬这种精神。”在他看来，正是因为有数量众多的私人捐赠，才给了像他这样的研究人员一个饭碗，“否则的话，博物馆没有东西，我们还搞什么研究？他们等于种了一棵树，我们在树下乘凉，我们要有感恩的心态。”

　　但现实是，国内一些博物馆做得还很不够。即便是此次文物摸底调查，一些博物馆嫌麻烦，迟迟不愿意出示捐赠文物清单。而且，博物馆对家属缺乏足够的尊重，也是家属们提及的问题。孙洪琦说，他父亲的捐献，有几件早年间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首脑，“我们曾经要求有关部门提供清单，但这份清单迟迟未等来。”

　　动态

　　《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

　　首次出版

　　中国文物学会开展的私人捐赠文物调查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各界人士捐献了数以十万计的各类文物。单是故宫博物院累计接收捐献文物就有近两万件，其中一级文物三百余件，捐献者达六百余人次。据统计，五十余家博物馆受捐文物已占全部藏品10%以上。

　　《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正是将从未披露过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界名人雅士捐献的文物精品集中起来，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给读者，并系统论述这些文物的价值、意义，以及捐献者的事迹、功绩等。这在国内尚属首次。

　　据中国文物学会对外联络工作委员会副会长段国强介绍，丛书共60卷，按照捐献文物的来源大致分为三类，分别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收藏世家(包括名门世家)以及文物界专家。2015年预计推出15卷，分别是《张伯驹、潘素卷》(上中下)、《徐悲鸿、廖静文卷》(上中下)、《章乃器卷》、《孙瀛洲卷》(上下)、《马衡卷》(上下)、《叶义卷》、《郑振铎卷》(上下)、《孙照子女卷》。本月底面世的是《张伯驹、潘素卷》。

　　(罗伯昭捐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