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平安的突破与升华：才力与毅力

　　崔振宽

　　近年来竞相探求国画变革的中青年画家中，有成功的，有不成功的，有带有缺陷的成功者，有带有优胜因素的非成功者。从整体上看，把中国画大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罗平安是变革群中面貌最独特、个性最强烈的一个。他入手时走了一个捷径，随即很快摆脱了老师的影响。他现在的画，完全是他自己的，没有一点像别人，找不出一点出处。别人用十几年、几十年想解决的问题，不一定解决得了，他用短短几年时间解决了。仅此而论，足可见他的悟性和才力。对于平安的成就得失，自有理论家评定。我和平安十几年的交往，对他的了解可能比别人多一点。“扬长避短”，谈一点非理论问题。

　　大凡受过现代正规美术教育的人，都有一点学习传统、临摹古人，面向生活，对景写生，然后才在长期实践中摸索属于自己的路子的过程。平安没有。有人看他不起，有人说他吃了亏。其实，他沾了便宜。他一九六六年毕业于西安美院附中，画素描、色彩，学了些绘画基本功，后来在幻灯厂画点连环画之类的。文革期间，著名山水画家方济众先生被下放陕南老家，时而来西安开会、访友、散心。平安眼亮，殷诚接待，结为师生。方先生往往一个晚上在他家的小桌上一气呵成一、二十幅小品。那淳熟的笔墨功力，多变的构图和默写技巧，平凡而神妙的小景情趣，使平安大开眼界。由于他的灵性，没有经过摹古和写生，单刀直入，很快就学了一手很像老师的画法。后来，人们常说平安的“造景”能力强，大概正源于此。

　　一九八一年陕西画院成立后不久，我和平安一起下乡。在禹门黄河岸边，他画了一幅对景写生，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结果画坏了。他觉得这样画画太苦，太受对象的限制他也没这个耐性。接着从陕北黄土高原和陕南秦巴山区转游了一个月，也只勾了些速写。后来我们要四川和湘西游山玩水，倒也心旷神怡，乐哉乐哉。可是每当回忆这段生活时，平安津津乐道的却是我们钻在巫溪山城小镇的店铺里品尝地道川味的乐趣。他在小三峡勾了一些速写，而张家界风景区的奇山秀水，总也摆脱不了小盆景的联想，他几乎连画速写的兴趣也没有了。一九八二年深秋时节，我们跑到青海大草原，一路颠簸之苦，被洪荒大地连绵起伏的壮观景象冲刷殆尽。秋后草原，除了蓝天，整个大地统一在像驼毛、牛粪一般灰不溜秋的黄绿调子里，深沉而浑厚，恍惚到了另一个神奇的世界。我们在草地上打滚，在旷野里嚎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八三年底，我们又一起壮游雁荡，武夷。每次爬山，平安总是在前边跑，博得了一个“飞毛腿”的雅号。他不屑于对游客赞叹的那些有名有姓的景观的欣赏。而是在平淡无奇的地方发现情趣。他不为全景式大场面的宏伟山势所激动，而喜欢在某些屹崂拐角里寻找局部小景的趣味。他虽然也勾了一些速写，但回来后仍然是“造”他的景，“造”他的境，是几乎从来不看速写本的。在全国跑了许多地方之后，他得出了结论：还是西北好，还是陕西好。

　　一九八三年，陕西国画院举办了一次陕西风光画展。罗平安拿的十二幅作品，以其从生活感受中表现出的新意，清新灵活的画面和生动有趣的笔墨引起人们的注意，使他首次出了风头。他的有些画，虽然也画有名有姓的实景，如《雁塔秋色》、《兴教寺》、《翠忆湖畔》等，但也是印象记忆和想象臆造参半，没有写生，不求真实。从画面上已流露出了个人面貌的端倪，但毕竟还有很多老师的影子。这次出风头没有使他得意忘形，他开始了新的探求。一九八三年秋，我和平安在临潼住了几天。他画了大约二三十幅咫尺小品。他想进一步和自然的写实感拉开距离，也想进一步摆脱老师的影响，形式符号的运用中明显增强了抽象因素。没想到老师看了后批评他“太抽象”、“没东西”，让他不要脱离现实感太早。他理解老师的良苦用心，后来一段时间，他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画了许多受到老师称赞的作品。但他内心是不安分的，在艺术上似乎和老师出现了“代沟”，背后仍然没有停止他急于突破的“野心”。一九八五年他从画院到美协当上了陕西分会的书记“官”。对一个想多画画、画好画的人来说，官不是那么好当的，何况他也不是一块当官的料，没有高兴多久，又给他平添了许多新的矛盾和苦恼。然而他却是一块画画的料，他开始潜下心来，在外人没有察觉的一段时间里，画了一批多半以路为题的画。他避开了陕西，到北京一炮打响，使他在首都又大出风头，也引起各地画界的注目，他的“野心”给他带来了第一次成功，这正是那种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的“野心”。有人不无调侃地说他是在画地皮。也有人说他画路，正是他探索艺术之路的心境反映。不管褒贬如何，他的画确实有了大变化，画画意境的独创性提高了，清新的画面情调，生动的笔墨趣味使人耳目一新，在刻意求新的潮流中走在了众多探索者的前边。

　　一九八六年冬，他参加了陕北榆林地区扶贫队的工作。他内心原来是不想去的。一个画画的，他能扶什么贫，他想关起门来画画，但是派了他，他不得不去。可是没想到一去半年多，却“因祸而得福”，成为他艺术道路上一个大的转折点。作为这次陕北扶贫给他带来始料未及的直接收获是第二次进京画展。这次画展的成果已有不少评论。我只是想说他在榆林的收获是偶然中之必然，榆林一带丘陵起伏，沙漠纵横。空心的老柳树被黄沙掩埋过腰，矮小的沙蒿直挺挺地在大风中摇曳，平顶土屋歪歪扭扭地座落在沙脊背后。在平淡中显出神秘，荒僻中显出悲壮，贫瘠中见倔强，生疏中见新奇。给平安的创作欲带来强烈的震撼和诱惑，并与他当时复杂的心境相合拍。他在那土屋里和憨厚的老乡胡说乱谝，带着一帮爱画画的小伙子在沙堆中胡跑乱窜。忍受着饥渴劳累之苦，也体味着手扒大块羊肉喝烧酒的野性生活。他依然不在现场画画，他只是看，只是体味，把握那自然地貌的特征，领略那贫穷荒野中人们世代相传的苦涩历史给他心灵的撞击，理论家说他发现了属于他自己的感受点，和与之相应的艺术语言。他自己说他发生了艺术观念和表现上的“根变”。确实，他完成了艺术上的突破。试想，如果当时不是去榆林，而是去诸如九寨沟那样虽贫穷却秀丽的地方，那恐怕又是另一种结果。所以说这里就有偶然，但同时又有其必然。因为他在去榆林之前已有了多方面条件的准备，尽管这也许是他并不自觉的。他拥有高于一般画家的“造景”能力(这是他才力和对中国画传统意象造型精神的领悟)，他不爱画很多人喜欢表现的名山大川和秀丽景色，而善于从平凡中发现神奇，这是其艺术追求之一。他不安于比较写实的手法而刻意寻求比较抽象的形式因素是其二。他从已往较浮躁的个性中沉下心来变得比较甘于寂寞是其三。甚至他原本不想去又不得不去而在心中憋了一口气也是其中因素等等。半年之后，那里并没有因为他去而一下子摆脱贫穷，他自己倒很快变成艺术创造上的“富翁”。

　　第三次进京画展又引起了很大反响。一是因为相隔时间短，二是变化大。国画界褒贬不一，而褒大于贬。平安心是明白，他站住脚了，因而对人们褒贬显得冷静而宽宏。他对理论家是尊重的，因为能给画家带来有条理的总结和理性的启迪。但有时也不服气，因为理论家通过批评，建构理论家的理论，对画家有时也难免有隔靴之虞。悟道也好，根变也好，都以他个人的秉赋和才力为前提。平安有才气。他是非“学者化”的。他不是“苦学派”，是“苦画派”。他不是“理性化”，而是“感性化”。平安并没有学贯中西、道通古今，没有下过熟读五年书的功夫。他高兴时看看小说以消遣，却很少钻研经典论著。他可以每天从天亮爬起来十几个小时站在岸边体验作画过程中心境的愉悦和超脱，并以此冲刷着他的皮肉之苦，但他没有悉心研究和学习借鉴某家某派的习惯。他对那种热衷于通过绘画表现某种哲理观念的苦思冥想不感兴趣，而是“胸有成竹”，笔笔生发，笔随情转的直抒胸臆。画小画如此，画大画也如此。他画五张六尺纸并连的巨幅，不是把纸接好后面壁凝思，九朽一罢，而依旧是蚕食桑叶，游刃自如。第一张纸画完了，只在第二张纸的接纵处搭住笔，接着画第二张第三张。一幅大画完成后，在不大的画室里连他自己也是目无全画，只能从作画过程的回忆中想象画画的整体效果。他的画是用不知其然又不可扼制的冲动画出来的，是用不画到人困马乏不足以吐尽胸中傀儡的“傻”劲画出来的，甚至是用大包小包的胃舒平画出来的。他从荒凉贫瘠中画出了悲壮，画出了力度，画出了绚丽，画出了生命。这种“非理性”本身，又何尝不正包含着“感性化”的哲理。

　　罗平安86年北京个人展初露了他的才情，半年的陕北生活，实现了他艺术观念上的“根变”。88年北京展览完成了艺术面貌上的突破。时隔三年后的湖北画展，是在突破的升华，是在88年展览中所确立的那些表现对象和艺术语言基本未变下的深化和提高。如果说88年画展在语言符号中表现出了强烈的独特性的同时，还有些生硬的话，这次则更加成熟协调了，上次一些作品在色彩的大胆运用中还与墨线有些游离的话，这次色与墨则更加浑然一体了。上次在着意于平面构成而很多地方还显得单薄的话，现在则厚重得多，深沉得多，从而也内涵丰富得多了。86年之前探索是渐变，88年完成了突变，之后的升华又进入了更高层次的渐变。这个阶段更艰苦，需要有更大的耐心和毅力，其中甘苦，他是心领而神会了。

　　近几年来，用平安的话说，他的作画机制是用“调整”来调整的。“调整”一词，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但究竟怎么调整，他好像也说不清。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灵活的，多指向多功能的模糊概念。画了几天窟洞、土屋，有些烦了，改画树，是调整。画了几天“地皮”、土坎之类，腻味了，再画雪景，是调整，六尺纸竖着画几十幅，两张四尺接成方块画几十幅，累了，然后改画四尺对开的，也是调整。不同画面中色调的变化，繁与简的交替，粗与细的交替是调整。烦来了，上街转一圈，看看热闹，或是找相好的喝二两，醉上一场，也是调整。总之，他就是这样通过五花八门的“调整”来调节着他的心境，保持着新鲜的感觉和旺盛的创作精力。

　　在实现了88年的突破之后，他的画法大体稳定，只是画起来更苦了。过去他画画很快，一张六尺也不过几个小时，一挥而就。现在慢了，一张画动辄数天。“痛痛快快地落墨，取形定势，然后耐着性子点色，加强画画效果。”浓淡交错，色墨掩映，明快处也要三遍五遍，沉重处则十遍八遍，层层叠加，直至灰濛濛，混混沌沌连成一片。铺在画案上往往不知其为何物，拉开距离则情趣横生。有人批评他的画看几幅就行了，看多了觉得都差不多。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但他不管。因为他不是在每一画的题材内容上反复推敲，或在每个构图上煞费苦心的经营。他是通过对某一画，某一个局部，甚或某一笔一点的效果有所体会时，再在这一点上重复实践，重复体会，在不厌其烦的重复微变中求得阶段性的衍变。他是用一种整体的类型化的反差而让人佩服。他是“拳击”，紧握拳头发力，而不是“弹钢琴”，张开手掌奏鸣，更不是撒开五指抓跳蚤。这是他的特点，也是他的成功之处。

　　平安的成功，除了他的个人秉赋和才力之外，他的近乎“傻”劲的毅力和精力也是惊人的。他原来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善于社交。他不长言辞，不善谈论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哲理之类而曾被一些人视为城府不深。近几年来他沉寂下来了，在“公开场合”不大露面了，经常“走动”的圈子也越缩越小。他摆脱了各种无端的干扰，置各种各样的谈论于不顾，辛辛苦苦，急急忙忙走他的路。这个变化可说是他的一个最大的“调整”。随之而来的是，他的画不是以“幅”计，而是以“捆”计，以“堆”计。今后怎么办？要不要增强一点“学者化”、“理性化”？要不要通过“少一点”，达到“精一点”？要不要接受一点人们来自各个角度的批评和忠告？这些都要看他怎么去“调整”。我是相信他的“调整”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