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础的水墨情缘与写意人生

几个月前，由上海中国画院主办的“水痕、墨迹、画缘——张培础作品展”在画院美术馆举行，画家、上海美协副主席张培成为之作序。纵观这对画家兄弟的水墨艺术探索之路，处处可见两人的深厚情谊。早年，哥哥张培础是张培成绘画道路上最早的引路人，给予很多帮助；近十几年来，弟弟张培成尽力支持张培础的“水墨缘”工作室，提供展览场地，撰写评论文章……虽然两人的画风相距甚远，但是通过近距离的采访，我发现两人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在为人方面，他们都亲切、随和、朴实，就像他们自称的“是容易吃亏的老实人”；在创作方面，他们毫无功利之心，钟情于用笔记录下自己心灵的感动，探索中西艺术特质之融合……

在中国画里，大写意是很高的境界。何为写意，就是挥写之际，意念通达，气韵顺畅，情趣相生。张培础、张培成的人生何尝不是写意人生，如同写意画中的水、墨、色浑然一体，他们的人生经历与绘画创作交融在一起，互为滋养；如同纸上因墨色枯湿浓淡之变幻、一点一线一面而产生的飘逸、洒脱，他们在生活的磨砺中自绘的人生也是率性、超脱的。

张培础：率性地泼洒，真实地坚守

上海美专学习给予的高起点

受二哥影响，张培础自幼喜欢涂鸦。初二那年，张培础就读的大同中学新来了一位年轻的美术老师，名叫张文祺，毕业于行知艺校。他颇有事业心，很快在大同中学建立了美术组。高一时张培础加入了美术组，开始接受较正规的绘画训练，画素描、水彩以及速写，张老师尤其注重速写训练，这让张培础受益匪浅，培养了观察生活的能力，提高了人物的造型能力。

1960年，上海美专第一次招本科生，主动网罗优秀的青年学子。一次，美专的一个领导来美工组找张老师谈事，正好碰到当时正读高二的张培础在画素描，这位领导看他画得不错，简单询问了一下情况。让人出乎意料的是，过了一个礼拜，没有参加过高三全国艺术院校联考的张培础被上海美专破格录取了，学校指定他进了国画系，那年他才16岁。

那时张培础对国画几乎一无所知。进入国画系后，他开始接受科班的、学院派的中国画传统基础训练。国画系师资力量雄厚，郑慕康执教人物，江寒汀、乔木执教花鸟，应野平、俞子才执教山水。“几位老师无论从艺品、人品都堪称一流。记得一次临摹唐寅的《孟蜀宫妓图》，画宫妓头上戴的金饰品，本可用铜粉代替，但慕康先生为让我们的作业取得更好的效果，竟从家中带来纯真金粉给全班作画，我们深受感动。”

“我们的老师原本是传统的拜师形式出道的，他们来上课，不跟你谈什么美术理论，而是大致讲一下绘画技巧后，直接画给你看。比如江寒汀老师教画梅花，他会坐在学生的座位上，旁边15个学生围着他，江老师会耐心告诉我们构线要注意什么，树干要注意什么，梅花的花枝、花瓣、花心怎么画。一会功夫，我们几乎都人手一张供临摹的课徒稿。待我们画时，江老师会一个个看，画得不对，就在我们的画稿上直接示范，非常认真。其他教人物、山水的老师也都是这样的。”张培础感慨道，继而叹息，“可惜现在美术学院很少有老师画给学生看的，这样的教学会存在问题。我一直想着当年我做学生时，老师是怎么教我的，后来我也这么给学生示范，和学生的关系自然而然地更融洽。”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上海中国画坛的水墨人物画较弱，没有专职的写意人物教师，以临摹传统为主，学生自然不满足现状，而此时浙江美术学院的年轻教师、在水墨人物画方面颇有成就的方增先成了他们的偶像。通过努力，大家终于找到机会让方老师给他们上了一堂水墨人物写生课。“那是难忘的一课，方老师笔下的形象脸部刻画精细、滋润，印象最深的是画像脸部的色彩，平生我第一次知道除了国画颜料，还可以用土红、土黄水彩颜料画脸部，效果是如此之好，由此我也明白了画种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虽然只是一课，但对张培础日后的水墨习作、创作的作用是巨大的。

两年的美专生活让张培础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体验生活，使他初次领略了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当年下乡，生活条件远不如今天美术学院学生外出写生。那时的学生哪有什么照相机？白天拼命地画速写，每次回来总能带一大堆写生稿。晚上也不闲着，同学们围坐一圈，看老师为老农或同学画头像。那种生活情趣至今仍令我神往不已。”

专业的“业余游击队员”

1962年上半年，国家正处在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中印边境摩擦加剧，蒋介石也借此机妄图反攻大陆，一时形势加剧。1962年，张培础响应号召应征入伍，来到东北大连的旅顺口成了一名海军战士。新兵团训练结束后，他被分到了大连老虎滩附近海岸的炮兵连，炮兵阵地位于海拔200余米的一座小山上，除了训练，白天和夜晚还要上山站岗。因技痒难熬，站岗时张培础就经常偷偷地在怀中揣着个小本子，待班长查完岗离去，便开始画速写，山上的树、山石、大炮、渔船等，甚至是手中的冲锋枪，都成为了张培础练笔的对象。“更有一次，为了给一位因故去世又没有照片的新兵开追悼会，奉命孤身一人去医院太平间为死去的战士画像。我要了个凳子站在上面看着他闭着双眼的脸，紧张得发抖的手不知如何作画，最终还是完成了任务。”张培础回忆道。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部队里很需要绘画宣传的能手，来自专业美院的张培础自然被挖掘出来，被安排去布置连里的俱乐部以及负责黑板报制作工作。之后他又被逐级借调，从营部、团部旅顺基地直到北京海军军部，参与各种带宣传色彩的展览制作。为迎接1964年在京召开的第三届全军美展，1963年海军文化部抽调各基地创作人员入京召开美术草图会议，张培础作为旅顺基地的创作人员进京，之后他创作的两幅作品均入选全军第三届美展，一幅还获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两年后，张培础所在的连队是基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单位，在编人员须全部归队参加运动，张培础便又回到了连队。一天，张培础来到文书室闲聊，无意中抱怨：尽管三年来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却连共青团都入不了。与张培础熟识的文书半天没吭声，忽然起身拿出一本连队名册，翻到他的那页，张培础看到出生一栏上赫然写着“地主”二字。由于张培础对此并不知情，从未交代此事，被认为隐瞒成分，张培础开始焦虑不安起来。随着政治气氛日渐浓郁，张培础如坐针毡，最后他终于鼓足勇气向组织交代了他生在上海确实并不清楚的“底细”，在班上流着泪水表达了自我改造的决心，得到了大家的谅解。为了“将功补过”，张培础发奋地投入军事训练，各种苦活脏活都抢在前头。 在浩浩荡荡的运动中，张培础算是幸运的，不少出身不好的战士被开除军籍，几个牢骚大王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而张培础在运动末期成为了体现党的阶级路践的典型，又被评上五好战士，还入了团。然而，一番波折让张培础身心俱疲。1968年，复退工作又开始了，这时张培础已是6年的超期老兵，想到出身成分和之前的经历，想到家里的实际困难，他觉得不适合再留在部队，于是他申请复员。

回到上海后，张培础被分配到上海航道局，工作是在一艘吹泥船的甲板上当水手开锚机。不久，他的特长又被发现，被借到局联络站搞大批判宣传。“在外我画油画毛泽东像，可国画却是我的本行，更喜欢画，下班回家我就自己画些小品，无非是样板戏的内容。培成弟是67届高中毕业生，‘文革’那时也不上什么课，每逢休息天，我俩就整天在家画国画，有时我们一天要画上十来幅小国画。”

那时张培础是工人阶级身份，也因此成为了“香饽饽”，文化大革命开始，文艺集体创作需要“掺沙子”，即在专业创作者队伍中加一些工农兵。于是在专业单位工作的美专同学纷纷邀请张培础这位工农兵作者参与创作。博物馆的几位同学邀请他参加中山公园内的泥塑收租院复制工作，同学毛国伦邀请他参加《解放日报》的《沙家浜》连环画创作组……那时，张培础还在航道局建立了一个美术组，在他的带领下，航道局的美工组成为上海最有名的三大美术组之一。美术组集体创作了不少作品，如中国画《风口浪尖》，连环画《鸭绿江畔》等，均入选了上海美展。在创作《航门激浪》插图时，张培础曾随航测船队出航，航标工水上作业的艰辛给他以深刻的印象，为此他创作了一幅反映航标工工作的《闪光》，入选了当时的全国美展，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粉碎”四人帮”后，一切逐渐走上正轨。当时专业美术队伍老化萎缩，各出版社、艺术院校、各美术单位都需要充实力量，张培础迎来了一次机会。在老同学方世聪推荐下，他于1978年调入上海戏剧学院当时的美术系中国画专业任教，终于结束了业余“创作游击队员”的状态，跨入了专业行列。1994年他从戏剧学院调往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担任中国画系主任，1997年又任主管教学的副院长直至退休。　　 　 　 　

用中国画的笔墨绘现代生活

近六十年的艺术历程，张培础一直变换着不同的职业和身份：从战士到工人，从教授到“水墨缘”掌门人，在这漫长的人生轨迹中，朝夕与共的是士兵、工友、朋友、学生。从上海美专应征入伍后，张培础并没有直接进入专业队伍，而是在生活的底层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跋涉，不断接受着生活的砥砺，也从中积累了丰富的素材，现实生活尤其是身边人成为了张培础画笔的焦点，他对他们有深入认识也有朴素的感情。

“国内美术界，不少画家喜欢画少数民族题材，下生活就跑去西藏、新疆采风。为什么要画这个？我们业内都知道画少数民族出效果啊，他们的生活方式、环境、服饰更适合用绘画来表现。画这些的确很有味道，但这是你的生活吗？这一股风从我们念书开始就有了，下生活，要么到农村去，要么去少数民族地区，实际上都带着猎奇的眼光。”张培础说道，“我们再看看外国的画家，他们就画自己身边的人，父母、妻子、女儿、朋友，甚至有画家一生只画家中的瓶子，也成为了大师。艺术不要刻意唯一，其实到处都是生活，不是去少数民族地区才是下生活。作为我来说，我生活在上海，接触的最多的就是城市里的人，我就画画周围的时尚的男男女女，画画学生、朋友，而且这难度更高，同样是老人，农村里满脸皱纹的易画，城市里普通老人要画出特征反而难，越简单的事物越难画。”

在很多人眼里，张培础比较传统，在当下绘画讲究观念和形式革命时，他却依然热衷水墨人物写生。“每当合适的对象站在面前，我就会有感觉。我乐于从对象身上去求索适合水墨表现的节奏，将对象的结构、色彩、服饰的搭配转换成个性笔墨语言。用有别于西洋写实理念，有别于以往水墨写生的手法，却又包融中国笔墨理念的表现手段塑造对象。”

张培础的好友、画家王劼音认为，张培础平时和人交往看似随和，很好打交道的样子，但在艺术上却是一个固执已见之徒 ，“他实在太热衷于他那洋味实足的具象写实人物画，因而毫不在乎被戴上落后保守和崇洋媚外的帽子。他一意孤行，基本不受时风影响。这种在光怪陆离的艺术万花筒中所显示出的那分不随波逐流的淡定，在今日犹显珍贵，值得世人深思。”

在外界看来，张培础一直“固步”，不“与时俱进”地追求观念，不讲究变形。但他并不“自封”，他感到自己并不保守，一直试图着摆脱传统题材、手法以表现现代城市水墨人物。他重视造型法则，但不刻意描摹，渴望造型的升华变化，但不愿按套路变形。

“众说中国画适合平面表现，我却想尊重视觉感受。生活中间有明暗吗？有的话，为何不能画？西洋画画素描，是擦出明暗来，我画大写意，不去刻画明暗，而是用中国画的笔墨表现对象在自然状态中的光感。似乎表现光亮不是中国画之长，但用笔墨理介关系、理顺关系并非不能到达。浑然、通透、雅致是我对画面潜在的索求。”张培础认真地说道。

几十年来，除了专注于绘画创作外，张培础主要的精力都投身于教育之中。即便在做院长时，他也丝毫没有架子，亲切随和。2003年，在张培础60岁之际，他的学生们想为他策划一个大型的庆生活动，但一向低调的张培础不想大张旗鼓，最后商量决定举办一个名为“水墨缘”的师生画展。展后不久，张培础到年龄退休了，学生们诸多不舍，在一帮学生的强烈建议下，张培础创建了“水墨缘”工作室。“我建立工作室不是为了挣钱，只是想给很多毕业后的大学生一个交流、切磋、聊天的平台。有些‘好苗子’毕业后为了生活不可能马上成为画家，不继续关注他们，他们很可能就放弃画画了，这是人才的流失。工作室每年举办各种展览、活动，还创办了《水墨缘》画刊，推荐青年艺术家，这是一种压力，更是动力。如今我为他们的成功而骄傲。”

2014年年底，上海中国画院为70岁的张培础办个展，学生们也想表示祝贺，就想出了一个创意：每人给老师画幅肖像画，这个提议得到了学生们的积极响应，纷纷提笔，最终选出了70张以庆祝张培础 70岁为主题的画展，足见师生情谊深厚。

除了“水墨缘”工作室，张培础还组织了一个“水墨星期三”沙龙，每周三，王劼音、丁荣魁、凌启宁、奚阿兴、罗步臻、陈谷长等退休教授级的老画家都会来到画室聚会，一起画水墨画，一起切磋交流。闲谈中，张培础有了一个灵感，他想到以前的肖像画，画的往往是领袖人物或者齐白石、徐悲鸿、林风眠等大师级人物，“那我就想，谁来画我们呢？一定要到齐白石的地位才能被画吗？别人不画，我来画。”于是，张培础画了沙龙的7位画家的肖像画，背景由他们自己画。“水墨缘”十周年展览上，7位画家站在各自的肖像旁边，引起场内不小的轰动，大家认为张培础把画家朋友的神采画出来了。

张培成：一个愉快的画家的艺术趣味

哥哥曾是学画生涯中的一个坐标

提起张培础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但要说到第一个学生，或许就属弟弟张培成了。张培础是张培成的三哥，比他长5岁。“我爱上画画，那是受我哥哥影响。我们兄妹七个，二哥、三哥都喜欢画画。二哥后来去了外地，也就不画了，但三哥张培础却一直画到至今，成了我踏上画道最早的引路人。”

小学的时候，张培成就喜欢涂涂抹抹，自学画画，进入上海敬业中学后，开始接受比较正规的培训。敬业中学是一所有着270多年历史的名校，这所中学给他的最大的影响，不是文化课，而是所倡导的学风，鼓励每个人都有一个追求，这让张培成受用至今。初中时，张培成参加了学校的美工组，负责的美术老师徐培三，早年毕业于上海的新华艺专，受到潘天寿等名师的指点，有很好的艺术素养和品位，也为张培成后来的成长打下了良好的根基。

因为哥哥张培础后来专攻国画，张培成受此影响，也爱上了国画。近水楼台，家里有个现成的“老师”，多幸运啊！遗憾的是，张培础刚让弟弟入了道，就在他初一升初二时去北海舰队参军了。不过张培础还是给弟弟留下了一些“宝贝”。张培成有个箱子，是他画画的书桌，同时也是他学画的“藏宝箱”，里面有一些美术教材以及哥哥张培础在上海美专的习作，主要是一些速写与水墨写生等，这些成为了张培成学习的范本。“在我的记忆中画就是他的一切，他高中没有上完就被上海美专破格录取了，入伍后又在全军美展中获奖，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那时他才20岁。自此哥哥就一直成为我在同道中的一种骄傲，更成为我学画生涯中的一个坐标，因为他让我觉得目标并非是不可企及的。”张培成说道。

“小时候家里经济窘迫，没钱买画册，我就把看到的画报上的比较好的画剪贴下来；没钱买宣纸，就花两毛钱买半斤新闻纸，在上面画速写。我哥哥有些习作的周边的空白宣纸部分也被我一块块割下来，用来练习，现在想来真是好笑。”回忆起这个细节，张培成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

除了留下习作，张培础还给弟弟介绍了自己的同学、好友叶俊康。“他的修养很好，眼界蛮高。他家里有很多画册，到他那里去我开了不少眼界，一点点懂得中国画是怎么回事。他以极通俗的语言告诉我，中国人物画就是用中国的笔墨来造型，所以速写与笔墨是不可不练的两个方面。”张培成怀着感激的心情说道。

在叶老师家学了两三年后，文革开始了，张培成就不再去了。1968年张培成与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了崇明岛的农场。很快他的绘画才能被发现，所在的生产队派他去负责大批判专栏。一次，张培成在队里的屋山头画了一个很大的毛主席像，有三米多高，用现在的话说视觉冲击力特强，被正巧经过的场部领导看到了，于是找到了张培成，把他调入了场部政宣组。后来张培成被借到县里搞创作，之后又被《解放日报》借调去画画，被上海的报社借去画连环画。

文凭的压力成为了进步的动力

1971年，因上海的中学需要一大批教师，华东师大中文系革命文艺连(当时全国学解放军，连学校的建制也以连、排、班来组建)开始招生，在绘画上已经开始崭露头角的张培成被招了进去。当初华师大根本没有此专业，所以也没有什么师资，只有二位与美术沾点边的中文系的老师教文艺理论。当时张培成已经有不少美术作品发表，于是顺理成章地留校了。1972年，华东师大与其他5个学校一起合并为上海师范大学。没有进过一天正规美院的张培成竟当起了大学的美术教师，这得益于一个荒诞时代，却也设下了一个软肋，在之后的日子成为了张培成的极大负担。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一批很优秀的、实力很强的学生进了美术系，这让张培成开始感到专业上的压力。这种压力迫使张培成更努力地学习，刻苦钻研业务，甚至虚心向一些优秀的学生学习。与此同时，那时文化禁锢刚解除，张培成一下子接触到大量以前被称之为“封资修”的艺术画册、书籍，他如饥似渴地从书中吮吸着营养。

随后，社会的大气候变得越来越讲究文凭。张培成还非常清晰地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次系里开大会，讲起要建立梯队，培养接班人，还宣读了一张名单，全系没念到名字的两个人，一个是张培成，还有一个是清洁工。这刺激如同给予张培成当头一棒。之所以没被念到名字，是因为张培成缺少文凭。张培成曾在华东师大中文系革命文艺连上过一年培训班，但因为当时没有恢复高考，连大专文凭都不给算，后来留校后因业务能力强颇受系里重视，张培成也没有想过再去外面进修。

“这唯‘物’(文凭)主义就是这样的厉害，一些出自名校的老师画得一般，但是因为有文凭，就轻松当上了讲师。”当时张培成不少作品参加了重要的展览并被出版发表，决不逊于其他教师，但一纸文凭却成为了横亘在教学路上的无法逾越的拦路石。张培成很气愤又很无奈，于是申请出去进修，先在上海戏剧学院进修了一年，1982年，中央美院招进修生，通过严格的考试张培成圆了进美院的梦。

中央美院一年进修，还是没有文凭，但这成为张培成艺术生涯上的重要转折点。“在美院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却是我人生记忆中最为鲜明与值得回忆的一段，我遇上了最好的老师，有了这些值得我交往终生的朋友与兄弟。”进修期间，除了上课外，每个星期都安排有一次以上的讲座，内容非常开阔，包含美术、电影、音乐、戏剧、文学等，来上课的都是这些领域的前沿人物。专业课加讲座让张培成豁然开朗，之前一直在头脑中苦苦求索的想法得到了梳理。

从北京回来后，张培成又参加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刚办的一个有文凭的干部专修班。终于有了文凭，张培成本应如释重负，然而经历了多年的不公待遇，体会着种种气愤、无奈等复杂的情绪，张培成看清了很多事情，此时的他更想去上海中国画院专心创作。上师大的一位校长问他：“现在你是副系主任，到那边你去做副院长？”张培成很坦率地回答：“不，我就去做画师。”校长无法理解，脱口就问：“那你去做什么？”“搞创作。”张培成笑答，没有再多做解释。1994年，张培成进入上海中国画院工作。在画院工作了五六年后，因工作的需要张培成被调至刘海粟美术馆当馆长。

在张培成看来，美术馆并不是为画家开的，最主要的是为广大市民开的，“美术馆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很重要的文化机构，不只具有展览的功能，还具有让民众接受审美教育的功能，这对一个人成长过程中人格的完整，对一个城市的发展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当馆长期间，张培成很注重展览的品质、文化含量以及展览展示的方式。他还设立了儿童绘画培训班，请了非常好的美术老师，甚至包括大学老师，“虽然教的是小孩子，但第一口奶营养丰富非常重要。这也是我当年受益的地方。”

所有的探索都是在一纵一横的坐标上找到一点

张培成坦言，在中央美院受启发最大的是，一下子懂了很多绘画方面的终极性的问题，譬如画画是怎么一回事，中国画是怎么一回事，造型又是怎么回事，这对他后来的创作影响极大。从中央美院回来后，张培成开始画一些风情类的、少数民族的题材，并逐渐融入民间风。1984年时，北京有个展览，张培成拿了一张名叫《云》的画去参展。画面上，三个闽南的惠安女躺在沙滩上望着天边的云，很悠闲的状态。不料，当时正在批精神污染，很多人对张培成的这张《云》提意见，认为情调有问题。但张培成没有动摇，坚持民间风的形式探寻。

“1989年画《微风》时，我心中一直思忖着要画一幅气格正大的水墨画，但就是感觉不能达意。山穷水尽之时，我将背景中一个闽南渔船的图案用艳丽的大红大绿画出时，一下子画面亮了起来，精神为之一振。于是，我将前面的人物也以这种风格表现，尽可能用纯度很高的桃红、天蓝、翠绿来敷色。”起初《微风》引起不小的争议，有好多人不理解，认为张培成以前画得蛮好的，怎么现在画得像乡下人。对于这种观点，张培成也早有预料，因为在传统观念中，仕人文化素来占据着主流的位置，民间的民俗文化不受重视，往往被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幸而，很多人都很认可张培成的探索，《微风》获得了第七届全国美展铜奖，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在广州、北京展出后，反响很好。

接着，张培成又画了一批民间风的作品。“其实，在我之前好多人都借鉴了民间艺术，比如齐白石、林风眠就是很成功的例子，西方现代主义也吸收了民间艺术。创作时，我的一个切入点是朴素、拙趣。”张培成边说着边指着画册上的《微风》解释道，“比如这个女孩的两个裤管是一粗一细的，从形式上面看会很好看，像孩子画画那样很自然。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切入点是颜色，中国画里以前一般都讲雅，但是我觉得按照艺术的辩证法，风格有时是极端化的产物，当你把看似俗的东西走到极致，大俗就变成大雅了。”

民间艺术成为张培成创作的沃土，他不仅借用年画中的颜色，在造型上也借鉴了许多民间剪纸、泥塑玩具，木板插图等。不过这类画画多了，张培成又不安分起来，“后来颜色一点点变灰了，同时在创作中我开始更多地借鉴西方艺术。”

张培成告诉我，西方艺术提供给他的并不是简单的元素，而是很多思考的方式，“比如对空间的理解，中国画的空间追求平面的空间，而在西方现代主义里有一些不现实的、荒诞的、主观虚拟的空间。我就这些空间的处理吸收过来，融合到我的作品里。还有造型上，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的伟大在于，他在写实主义造型体系之外，又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新的造型观，多点的，可以看见前面、后面、侧面。这种造型的思索方式让我破除了很多外在的禁锢，让我在画面的结构、造型上获得非常大的自由，以适应表达的需要。”

中西方艺术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如何将两者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而张培成找到了一个关键点，“如果从艺术最高的层面上看，中西方艺术反而是相像的，就是殊途同归：都要很轻松地表达对象，而且要很到位。”

1999年，张培成画过一幅《与大师相会》。他把不同年龄的中国农民画家与两位西方大师放在同一时空里，画中还有中西方艺术家的画中人：马蒂斯《音乐》中的两个少年，毕加索的老年自画像，农民画家笔下的人物、花牛、花鸭，整幅画非常有趣且富有深意。之所以有如此大胆的创意在于，张培成认为，民间艺术的质朴、淳厚、朴素跟西方现代主义是同宗的，而这也是艺术的本质。

先从绘画的本体考虑，成为了张培成惯有的思维方式，也带给他很多创作的自由。七年前，创作革命历史题材《五卅惨案》时，张培成融入一些新的想法，被圈内人士认为在历史题材的创作上有一种突破。“从本体上考虑，历史画首先是一张画，所以作为画应该具有画的特质，不能仅仅只是记录再现历史场景。”

“在创作这条路上，我始终把握两点：第一，我是一个当代人，没有必要画一张古代的画；第二，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有我的文化身份，我不能画出一张西方画来。我所有的探索都在一纵一横即时间和空间的坐标上面寻找一点，不断调整。”张培成自我总结道。

同题问答

记者：过往的经历给你们造成怎样的影响，对创作有什么影响？

张培础：我的画风跟我所受的比较正统的中国画训练有关，跟我的生活经历也有关。那段经历对我的价值观的形成，平时的为人处事，都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一直生活在普通人中，我觉得画家也是普通人中的一员。我不大善于跟领导、长官打交道，还是跟普通老百姓相处更自在愉快一点。这也影响了我的创作，我以前就喜欢画现代人物，当兵时也爱创作人物画像，所以画了身边许多工友战友，因为是我最了解的人；到了大学当老师，身边都是朝气蓬勃的大学生，我又开始观察他们，画他们。

张培成：我在上海师范大学呆了22年，应该说这是人生最好的时光，也经历了一些坎坷，老是被文凭压着，这也迫使我不断出去进修。后来反过来想，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就没有这么多动力，直至退休了也不懒散，还是起了反作用力。此外，创作时，我比较偏好形式美的探究，这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但肯定也是我的经历造成的。之前大量创作的时期，画了太多主题性的画，所以后来对主题比较反感，我想，我就做个类似科学家一样的画家吧，不踩政治这条线，所以我的画里面，政治性任务比较少，题材都比较中性。

记者：你们怎么看待创新？

张培成：后期我创作的题材一点点转向城市生活、周围的生活。我觉得社会已经发展成这样了，我们所处的空间，我们目力所及的事物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今天的艺术家对这些应该有所反映。当你触及的对象变了，传统给你的现成的语言、语法是不够用的，必须创造新的词汇才能达到表达的要求。所以创新也应该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不能刻意。创新不是目的，而是表达的结果。

张培础：在当今多元艺术思潮的影响下，忽视绘画基本功的现象甚为普遍，常以观念和形式的创新掩盖和排斥基本训练、技巧、笔墨，反映了当代部分艺术青年彷徨浮躁的心态。其实，再具创意的绘画形式也终究由笔墨工具的表现构成，形式感就是画家艺术素养、功力在审美形态上的综合体现。我比较正统一点，但并不等于我所表现的东西很容易，我感到我的画是有深度的，并不只是观念上的深度，还有技术上的深度。在表现现代人时，我发现中国画里很多的色彩、线条、画面的处理，跟现代人是格格不入的，古代人是宽袍、大袖，用的是长线条，现代人经常穿短衣、短裤，需要用短线条。在颜料方面，我感到传统颜料的种类、品质，在有些现代的题材、现代时尚的元素方面表现力不够，我就在创作时用了很多水粉颜料，这方面是不能保守的，画现代生活必须把现代特征特点画出来。

记者：请你们评价一下对方？

张培成：我哥哥是一个不好张扬的人。他嗜画如命，是一位好画家，也是一个好教师。他的画与他的人一样朴实、大气，作品中未见有过孜孜于琐碎的细节或是玩弄一些表面的小花招的拙迹，一以贯之的倒是洒脱灵性的用笔，水景墨染的韵致。作画于他是一种痛快，没有死抠细描的拘泥，没有亦步亦趋的刻板，全由灵性奔放，行空天马。然而要进入如此境界，尤其是写实人物，那并非是轻而易举的。没有扎实的造型能力、笔墨能力是无法进入状态的。他的朴实还表现在没有随波逐流追赶时尚。近20年来中国画的变革可谓日新月异，然而他的画风似乎未见大动筋骨的变异，而是循着自己轨迹平静地画着自己所爱。这种真诚、沉稳是要有点精神的。

张培础：我跟我弟弟的绘画风格不同，只是角度问题。我们相互尊重各自的艺术追求，并不矛盾。如果说我更注重在写实的形神上，在笔墨表现的手法上有所探求，那么培成更宏观地着眼画面整体的形式冲击力，切入题材的全新思考，有更强劲的时代精神。从来他在绘画情趣方面比我要强，想得要多。我弟弟是个非常聪明、用功，又要强的人。我感到去中央美院进修这段经历对他影响很大，他吸收了北方画风中粗犷、雄壮的气息，回到南方后，又把海派水墨中灵秀、清雅的意韵融入，组合成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我喜欢、欣赏他的画。去年我画了他的肖像，背景上的画是他自己补的，很合拍。

记者：画画对于你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张培成：画画是我愉快生活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想做一个愉快的画家，中国画始终是我的重头，因为每当我搦管之时，那种犹如笔尖上有神经末梢运转自如的感觉，让我很轻松愉快。尤其在探索时，起初原先的那套平衡被打破，肯定会不和谐，会画得很糟，但是我觉得画画的好玩之处就在挑战里，不断寻求突破、寻求新的平衡的整个过程是很纠结的，但当你画出来的那张画完全不是意料中的，那是非常快乐的，我很享受整个创作过程。其实人类初始的绘画是没有油画、中国画之分的，表达情感是首位的。画画对于我而言是非常开心放松的事情，没有什么功利，喜欢画什么就画什么，一点不会根据买主的喜好画商品画。

张培础：年逾古稀之老者，一生与喜欢的水墨相伴并生活不错，很知足了，更是精神层面的满足。我喜欢面广，观赏具象抽象，各种门类的好作品是种享受，但作为画家因为个性、经历，各有自己的着眼点和审美角度，这才是他的个性追求。我常常在探求中为一笔一墨的处理伤透脑筋，但一旦有所感悟和突破，正其乐无穷。为自己的快乐画画，也希望我的画带给人们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