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有法度方能率性而为吗

潘天寿 《江天新霁》 齐白石 《牡丹》

　　重理性法度还是重率性而为？对于今天的中国画而言，这是一个有必要深入探讨、厘清的话题。譬如黄宾虹、潘天寿的作品，乃至当代国画家尚涛的作品，就有人认为太过理性，法度太过缜密严谨。果真如此吗？理性法度和率性而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且看专家们的评析。

　　文/图：广州日报记者江粤军

　　正

　　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 张江舟——

　　法度是国画基本原理

　　率性创作亦不能逾矩

　　无论从精神形态上讲，还是从语言体系上讲，中国画都要讲究法度。我理解的法度，是古人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已然形成的价值体系。中国画有一支叫做“文人画”的优秀传统，其高贵的精神品质、系统的笔墨章法、布局原理、造型原则和色彩方式，就是中国画的基本法度。但在这一前提下，中国画并非不讲率性而为，中国画还有一个核心价值观叫做“写意性”——不求形似，逸笔草草，聊写胸中意气。这是中国画对世界画坛的贡献。

　　认为理性法度森严、笔墨高度程式化，使得作品太过概念、缺少绘画性、缺少鲜活的感受，在我看来，此观点是误读传统所致。法度是中国画的基本原理，高度程式化是绘画语言高度成熟的体现。掌握中国画的基本原理和笔墨方式是进入中国画的基本门径。中国画还讲“师造化，得心源”，就是要求绘画者在掌握前人绘画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真诚地感受自然，得天地超然之气，养笔墨澄明之迹。无论是齐白石、潘天寿还是黄宾虹，这些大师们的作品都是讲法度的。同时，也是率性而为的。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即讲法度，更是创作者鲜活的生活体验和丰富的精神情感的艺术表达。像徐渭笔下的墨葡萄，人们形容其为“墨点无多泪点多”，八大山人笔下的残山剩水和白眼向天的鸟，表达的是一个明室遗民面对朝代更替、国破家亡的愤懑之意。应该说，中国画语言本身，无论是布局章法还是笔墨色彩，都是有精神性的，都是主观情感的表达。法度与程式是中国画之所以是中国画的身份印证，丝毫不会影响创作者鲜活的生活体验和丰富的情感表达。

　　就潘天寿、黄宾虹的作品来看，虽然他们的作品在法度上非常严谨，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作品中情绪的发散。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特有的意绪。这种意绪，在潘天寿的作品中表现为激情豪迈，其作品的大尺幅，构图的大开合，笔墨的刚健洒脱，都给人精神上、视觉上很强的冲击力；黄宾虹是大学者，他的审美追求更近传统文人的雅逸之气，所以其作品整体透露出来的是不事张扬，追求内敛、含蓄、俊逸的书卷气。

　　今天的国画家，跟传统文人画家又有不同。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对文人的修养甚至行为方式是有严格规范的，这决定了文人画家的基本审美态度。但今天的国画家，在我看来更多趋近艺人而非文人。社会文化环境的日趋世俗化和现代美术教育的专业化训练方式，使今天的国画家们日趋疏离文人情怀。

　　个性张扬、率性而为，更多体现的是当代画家的审美追求。也因此，以牺牲笔墨的表现力、丰富性为前提，急欲建立个性化、标语化的语言方式，就成为当前许多画家意欲成功的主要方式。因为语言越单一，个性越突出。这些画家的画是不能学的，学了只能是沿着他们的单一线性去走，根本无法出来。

　　在我看来，学习中国画，从黄宾虹介入，倒是聪明之举。作为一名笔墨集大成者，黄宾虹是当代画家认识传统、体味笔墨精神的最好途径。无论皴、擦、点、染、厾，还是浓、淡、干、湿、焦，在他的画作中都有充分的体现。没有哪位中国画家的语言体系像他那么丰满，可谓诸法皆备，基础的宽度决定发展的高度。学习黄宾虹，可以为自己的笔墨基础打下一个很宽的底盘，而且无论从东南西北哪一角度哪一方位，都可以往外突围，并最终建立个性化的语言方式。

　　反

　　国画家 庄小尖——

　　在理性法度中打转会淹没真性情

　　无规矩不成方圆，画家首先要在理性法度的范围内打好基础，才能对整个中国画的笔墨规律和创作内涵掌握得足够深入、透彻；但如果一位画家一直都在理性法度中打转，那真性情就会被掩盖掉。能否展现其创造力，最终还要看他是否做到率性而为。这靠天分，也靠机缘，放得太急了，就像果子太早熟了长不大。

　　对比东西方艺术，我们会发现，两者的生命特质是如此不同。西画常常靠的是激情，所以要趁着年轻的时候挥洒生命来成就艺术。所以西方的天才音乐家、艺术家，往往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他们早早地就燃烧了自己。中国艺术不一样，讲究中庸、无为。想象一下，一位国画家和一位油画家，一位弹古琴的艺术家和一位玩爵士乐的艺术家，他们的气质是何等不同。可以说，西方艺术是进攻型的，东方艺术是内敛型的，所以中国艺术提倡“老”，中医要老，画家要老，写字也要老。很多东西不是说你下工夫，加班加点就能进步神速的，要慢慢去悟，要等待浑然天成、人书俱老的那一天。就是看作品，有些高妙之作，也要过了某个阶段才能看懂。像黄宾虹的作品，为什么现在仍然有很多人欣赏不了，就是他们功夫不到家，没有那个修养、学识。

　　所以，对国画家来说，什么时候可以放，什么时候可以松动自由，跟个人的性格、修炼都有关。有的人为何会变得无法无天、无知无畏，就是放得太早，很多深层次的东西还没弄明白，很多技术要领还没掌握，就一味地“率性而为”，结果只能是令人发笑。有的人虽然各种创作规律、方法都掌握了，但他最后能否率性而为，还要看他是不是有高度的自信和觉悟，唯有如此，才能做到无论如何创新都不离规矩法度。所以艺术之难，最难在于其是天生的，不是主观想做好就能出类拔萃的。在理性法度的范畴内，大家都可以努力，但率性而为的那个时间点，你掌握得对吗？能力够不够？高度行不行？都是问题。像齐白石、黄宾虹他们放得就恰恰好，而且他们的生命长度足够支撑他们水到渠成地率性而为，最终成为大师。多少人在理性法度中探求了一辈子，还没踏出半步，就折于路上了。这有如在沙漠中找水喝，看到一口泉眼喷涌而出，太不容易了。

　　就我自己而言，现在仍然在理性法度当中踟蹰前行。先说书法，我写了几十年，很多人都劝我放开，但我没放。我写书法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书法往前推的，写大篆也是近些年才开始，很清楚自己的功力到哪了，如果现在就放开，我这棵树就只能长到这个高度，所以不能催熟。画画目前也还在理性法度中摸索，处于爬山阶段，我很清楚，自己尚未达到“一览众山小”的境界。

　　因此，率性而为这件事，跟每一位书画家的性格、气度、学养都有关，跟他对问题的理解高度更有关。今天书画家们的条件当然是很好的，可以迅速、便捷地找到各种资料，但资讯太发达，没有了具体尺度，就容易迷失，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常常急于求成了。

　　评论家、画家 梁江——

　　理性和率性是创作不同阶段的要求

　　我想，谈论理性法度和率性而为，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

　　一，就一般的国画学习、创作而言，既需理性，也需率性。临摹书画作品的时候，艺术家当然应该理性；创造的时候，就要率性了，把各种规范、技法、语言运用得游刃有余，不受束缚，达到无法乃为至法的境界。所以，理性和率性，属于艺术创作不同阶段的要求，并非对立面；

　　二、艺术家自身到底应该理性一点好，还是率性一点好？在我看来，理性和非理性，其实是艺术创造过程中的个人状态，或者说心理状态，跟最终的结果没有必然联系。只要是做出了好的作品，艺术家可以很理性，也可以非常率性。我们说李白是酒仙、诗仙，喝醉了就能写出好诗；但历练也可以出诗人，像杜甫对社会有非常深刻的感悟，这促使他的诗歌风格日趋沉郁顿挫，充满理性法度。西方绘画也是如此，譬如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大师波洛克，其非理性的创作中饱含着理性的表达。他使用“滴画法”，把巨大的画布平铺于地面，用钻有小孔的盒、棒或画笔把颜料滴溅在画布上，不做事先规划，作画没有固定位置，喜欢在画布四周随意走动，看起来很率性而为，但这样一种作画方式，其实是经过画家的理性思考而获得的。

　　现在为何会有一些人认定黄宾虹的作品太理性呢？恐怕是因为他有很成型的、系统化的艺术见解，提炼出了“五笔七墨”之说。事实上，他的作品中有着炽热的情感、个性化的创造。像他画的房子，很多都是歪歪扭扭的，跟画面上的山和人做比较，常常不成比例。这是他画不直、不懂得构图吗？显然不是，他运用了夸张的笔法，故意将这些房子处理成一种笔墨符号，在作品中起到别样的效果。我想，那些认为黄宾虹的作品太理性的人，应该更认真地读一读他的作品，并跟同时代的其他画家做做比较，就可以看出黄宾虹在画面中表达的感悟是多么深刻，笔墨线条是多么富有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