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染在广州画了第一张《万山红遍》

李可染 秋牧图 藏于从化温泉宾馆(广东省中国画学会供图) 李可染 钟馗送妹图(雅昌供图) 李可染和杨善深、黎雄才、关山月(从左至右)(广东省中国画学会供图)

　　邹佩珠生前受广州画院专访在本刊首次发表，畅谈李可染与广东的关系：

　　李可染在广州画了第一张《万山红遍》

　　简介

　　邹佩珠

　　(1920-2015)

　　著名雕塑家。1938年，邹佩珠考入重庆国立艺专雕塑系。1946年应徐悲鸿之邀，邹佩珠到北平艺专任教，筹建了我国第一所雕塑工厂(即今中央美院雕塑艺术创作研究所)。

　　5月4日晚8时15分，著名雕塑家、已故画家李可染夫人邹佩珠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在官网发布讣告后，引发艺术界及网友无尽的悼念。

　　去年8月26日下午，广州画院采访组曾赴京登门拜访邹佩珠先生，就李可染先生昔年与林风眠、关良、丁衍庸、陈大羽等广东籍画家的交往情况，向邹先生进行了深入的请教。当天下午4时，采访组按约定时间到达仰慕已久的“师牛堂”。“师牛堂”的陈设，仍是李可染先生生前的样子。邹老先生身着一袭红色唐装，精神矍铄地走进书房接受了专访。以下内容根据邹老先生谈话录音整理，并经其本人订正、充实。此文在本刊首次发表之前，编辑进行了删选，也一并给予说明。

　　■讲述人：邹佩珠 ■特约采访：张工、林若楠 ■收藏周刊记者：韩帮文

　　李可染评林风眠是色彩的大师

　　你们要我讲李可染先生与广东的关系，这个关系可大了。1962年他去了广州从化温泉宾馆，画了第一张《万山红遍》；1963年他和张葱玉、梅兰芳等人一起游丹霞山，在那里写生后，又去了从化温泉宾馆。他从丹霞山去了从化之后，不晓得给哪里画了第二张《万山红遍》，还画了《漫写漓江雨》、《钟馗送妹图》、《赏荷图》，其中两张人物画也是经典。1964年，他又画了两张四尺整纸的《万山红遍》，在北京西山一共画了一个月。

　　汪占非、王肇民、李可染三个人，是一辈子最好的朋友。汪占非年龄最小，当时挑了一个担子，有书有行李，从江西过来杭州读书。汪占非喜欢当官，王肇民是纯粹的艺术家，但北方不了解他。王肇民说，只有李可染夸他的画像塞尚，没人这么夸过他。后来吴作人邀请王肇民到中央美院讲课，讲色彩。王肇民不讲究穿着，晚上出去会完朋友回来，美院传达室不让进，问他是不是新来的摇煤球工人，王肇民很生气。

　　李可染虽然原来不会画素描和油画，但造型能力很好，他从小家里一穷二白，但是家里人都喜欢看戏，他看完就在沙地上回忆着画戏剧人物，所以练出来了本事。这也是能考上西湖艺术院的一个重要因素。

　　李可染在西湖艺术院读书期间，虽然跟的是法国教授克罗多学的油画，但林风眠对他的影响很大。1989年11月15日林风眠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李可染送了花篮，落款写着“学生李可染”。虽然已经对林风眠的作品非常熟悉，他还是整个展览一张一张慢慢看，看了三遍。李可染对林风眠一辈子都是崇敬的。李可染晚年对林风眠的评价是“色彩的大师”，说看了林风眠的画“振聋发聩”。

　　林风眠是李可染的主婚人

　　陈之佛任国立艺专校长期间，关良、丁衍庸和林风眠也来教学，李可染、赵无极是讲师，朱德群是助教。朱德群和赵无极是我的同学，他们很喜欢鲁迅先生出的珂罗版《珂勒惠支版画集》。朱德群喜欢打排球，我也喜欢打排球，杭州艺专是全国排球冠军，我们又是球友。

　　如果不是陈之佛当校长，别人就不一定请李可染到国立艺专，我也就不一定能认识李可染，这真是缘分。

　　李超士和我们都住在老乡家里，我和李可染结婚的时候，林风眠是李可染的主婚人，刘开渠是我们的证婚人。李超士很喜欢文物，收藏了很多古董，但谁都不能动他的东西。所以李可染就从收藏家身上受到启发，提出对中国画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要用最大勇气打出来。

　　林风眠、关良和丁衍庸都在一起，他们有一个学习小组。我跟李可染结婚后，也参加过他们的一些活动，学到一点东西，知道速写不是一笔一笔凑出来的，而是要抓住整体。李可染胡琴拉得很好，他拉琴，关良唱戏。林风眠没到我们学校的时候，我和李可染去看过他。他住在一个兵工厂仓库的门房，很窄，一张床，一张画桌子，后边摆一个柜子，裁好的斗方纸平着摆，画得最多的时候，一天画九十多张马。他在追求造型要怎么完美。

　　1957年，李可染跟关良去德国。李可染画了《歌德小屋》《魏玛大桥》《麦森教堂》这批写生作品，德国人看了以后很激动，临时动议当地的科学院给他们开展览。他在德国呆了四个月，把那里的美术馆、博物馆都参观了，把世界名画的课给补了。当时有人还到大使馆告密，说李可染去看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

　　李可染说，关良画的是戏剧人物的意趣，不是画人物像不像，而是画精神，这就对了。

　　用宣纸直接写生从李可染开始

　　解放初期，杭州艺专和北平艺专，把中国画都取消了，叫绘画系。李可染转去教水彩。李可染后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画是一颗蒙尘的明珠，当时说中国画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有毒素，沾上了会上瘾。1954年，李可染提出要改革中国画的时候，领导善意地告诉他，你不要沾一身腥，弄臭自己。

　　张仃当时是绘画系的党支部书记。李可染很有组织观念，找他请假，说要出去写生，改革中国画。张仃就说：“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去？”李可染高兴地说：“一起去更好啊！”

　　当时广东的罗铭刚从南洋回来，也要求一起去。但是当时太穷，没有办法拿出去写生的费用。《新观察》的主编知道他们的情况后，答应赞助一百块钱，条件是回来后要在《新观察》发表一些作品。他们三人从北京出发到上海、杭州、绍兴、富春江。

　　张仃因为是党支部书记先回去了，可染单独去了黄山写生，罗铭而后也紧跟着上了黄山，刘海粟、夏伊乔也上了黄山。刘海粟有一些不错的皮纸，送给李可染用在黄山写生。张仃、罗铭他们当时不知道李可染出发前先到北海公园练习过用宣纸写生。

　　用宣纸直接写生，是从李可染开始的，以前没人这么做过，包括背的画夹、工具，都是李可染独自设计的。李可染因为有备而去，所以画一张成功一张。后来罗铭亲口跟我讲，他们没这么画过，画不成，一下笔就很不理想。张仃也这样说，用宣纸写生很不容易。

　　为什么1956年李可染又再次改革中国画？因为有人看了他们1954年的展览，说中国画的表现力不如油画，这又把中国画踩了一脚。李可染不以为然，所以1956年他又请假出去写生。

　　陈大羽听说李可染要从杭州到雁荡山，也跟着到了雁荡山，那是杭州最热的时候，工厂停工，还热死了人。他们步行从杭州到雁荡山90多里路，陈大羽是个胖子。到了雁荡山，瀑布没什么水，山脚下水渠里也没什么水，只好吻吻水槽里的水，这都是一种满足。后来又到了峨眉山，正好在下雪，他们身上只披了一件白布御寒。他们回来的时候裤子破了，李可染鞋子破了，就用纸板垫着，在南京借了钱才回到北京，像一个叫花子。1956年的这批画，他画得满满堂堂，什么东西都能够表现出来，就是为了说明中国画有自己的表现力。回来后搞了展览，虚无主义者不说了，保守主义者也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