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风眠弥留之际写下我要回家

林风眠 秋鹜 林风眠 《渔妇》 彩墨画 林风眠与吴冠中

　　简介

　　林风眠 (1900年11月～1991年8月)，画家、艺术教育家、国立艺术学院(现更名为“中国美术学院”)首任院长。林风眠出生于广东梅州市梅江区西阳白宫镇阁公岭村。

　　1991年8月12日，林风眠在走过几乎与世纪同龄的漫长人生道路之后，在生命的弥留之际，请护士拿来纸和笔，颤抖地写下了“我要回家”。而自他19岁离开梅州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过家。

　　在飘摇风雨中，他远赴法国深造，饱受西画浸润。在他26的时候，受蔡元培盛邀出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前身)校长。三年之后，再受蔡元培赏识与提携，赴杭州主持筹办国立艺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并任院长，化育了天下英才。

　　仅仅就美术教育这一项，便足以奠定林风眠在中国现代美术史的崇高地位。

　　艺术轨迹

　　●1919年7月 作为第六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前往法国留学。

　　●1921年 进入法国第戎国立高等艺术学院学习，后又转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就读。

　　●1924年5月 才华在法国展览上被蔡元培先生发现。

　　●1925年 回国后出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兼教授。

　　●1928年 再受蔡元培之邀出任国立艺术学院首任院长。

　　●1929年 参加民国时期第一届全国美展，并任评选委员。

　　●1937年4月 参加第二届全国美展。在香港大学举办林风眠个人画展，展出作品百余幅。

　　●1946年 在杭州艺专任教，常与傅雷、赵无极等人来往。

　　●1977年 林风眠被获准出国探亲，并从此移居香港，直至逝世。

　　交往轶事

　　林风眠和傅雷

　　两个性格孤僻、甘于寂寞的人，聚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题，傅雷先生生前和林风眠有约，要为林风眠做传，而且作了相当深入的交谈。但时代不让他们实现约定，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1972年，古稀老人林风眠从狱中拖着千疮百孔的身躯回家了，当他得知老友傅雷连同夫人朱梅馥不堪蒙冤早已双双离世时，他噙着泪水说：“他一个自尊自爱的人，是受不了这种侮辱的。”

　　自由谈

　　广东艺术家为什么要走出去？

　　■蔡涛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谈论林风眠和岭南故土的关系，需要把他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那就是近代以来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艺术形成的新格局。这个新格局的形成，首先要归功于开风气之先的早期留日艺术家，尤其是“二高一陈”(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

　　高剑父并未将艺术理想局限于家乡一隅

　　“二高一陈”游学日本之后，以革新的眼光来看待西洋、东洋的近代艺术的可取之处，尤其是取法于日本画的改革方案，来重新评价绘画的可能性，展望“新国画”的前景。他们开创的“折衷”古今东西的方法，成就了当今画坛的基本生态。

　　更晚一辈的艺术家，比如在美术教育领域占据显赫位置的徐悲鸿、林风眠，可以说都是承继了这一开放性的格局，当然，徐、林二人，一个强调古典路线，一个强调现代主义，他们导引出了很不一样的发展中国现代艺术的思路。此外，粤籍艺术家中还有谭华牧、关良、丁衍庸、司徒乔、符罗飞、黄新波、赖少其等人，都是亟待重新评价的、在乡土文化、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之间探索出路的艺术大家，他们的作品值得我们细读、深读。

　　翻阅整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走出去的广东艺术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们参与了一个影响至今的启蒙和实验性阶段。他们在艺术上强调改良、变革，这也同步于整个国家现代化的主潮。岭南画派的主将如高剑父、陈树人，都曾是那个年代缔造“新中国”的理想主义者，艺术是他们实现政治理想、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今天我们用“岭南”或“岭南派”诸类概念去讲述这段历史，容易窄化他们当年的诉求和思想。事实上，高剑父并未将自己的艺术理想局限于家乡一隅，当时他们比较认同的概念是“新国画”或“折衷派”等。

　　艺术家走出去建立起广东与世界的关系

　　这批艺术家走出“岭南”，去往东洋，或者去往西洋留学，他们看到的是浩浩荡荡的现代文明，而艺术在这个大潮中参与了现代社会、民族国家和新国民的精神构造。现代艺术强调的是个人的创造力和感性的觉醒，不再局限于以往书斋中的文人理想和趣味，也很难再囿于一国一地之文化传统。所以，这批出身岭南的艺术家走了出去，远不止是建立起与北京或上海的关系，而是广东与世界的关系，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融入现代文明的一个新格局。

　　广东之所以能在近现代有比较多这类开风气的人物，源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文化风气。和内地相比，粤人与世界打交道经验丰富，华侨人脉遍布全球，所谓”开眼看世界“，自然得很。从晚清到现在一百年过去了，这一独有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沿海乃至内陆的不少省市早已向世界开放。开放区域越多，区域中心越多，当然是时代之幸。

　　风水轮流转，一百年前，高剑父留日、林风眠留法的时候，还无法想象今天的北京会成为东亚乃至全球当代艺术的中心城市。但是，重新回顾百年前粤籍艺术家参与营造的新艺术格局，他们曾经冲破成见，奋力实践的一种开放性思维，今天看起来，仍然是一段了不起的精神历程，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笔丰厚遗产的价值所在。

　　这些年，很多在广东本土成长起来的艺术家或批评家、策展人陆续走出去，这很正常，就像东北人张巍、浙江人胡昉在广州闹市区建了一个全球知名的维他命空间一样正常。

　　赖少其晚年很难辨清中法与西法

　　本周六在广东美术馆开幕的赖少其百年展，特别推荐大家去看一幅画，赖老实施“丙寅变法”后于1986年绘制的，题目叫《剑叶洒金花与黄虾花》，画面上赖老题了一段跋语：“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于羊石斋。赖少其写生。余于丙寅归故里，住羊石斋中，吸收中画与西画之长，实行变法，既不似中画，也非西画，姑称为中国人所作之画可也。”赖老青年时期就走出去了，虽然没有出过洋，人生的厚度、见识的宽度却是少有人可以比的，晚年回到家乡，欣逢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对于自己最钟情的艺术，他要说心里话。

　　这段话虽然有点隐晦，但是耐人寻味。他说，我画的不叫中国画，也不叫西洋画，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才好。犹豫再三，他说，这叫中国人所作之画吧。赖老晚年绘画走向化境，很难辨清中法、西法，1986年的这幅返乡之作已经做了注解，赖老早有寄托。

　　1941年，抗战期间高剑父写了一篇文章《我之艺术观》，他讲道：“我之艺术思想、手段，不是要打倒古人，推翻古人，消灭古人，是欲取古人之长，舍古人之短，所谓师长舍短，弃其不合现代的、不合理的东西，是以历史的遗传和世界现代学术合一之研究，更吸收各国古今绘画之特长，作为自己之营养，使成为自己之血肉，造成我国现代绘画之新生命。”

　　这就是一百年前的粤籍艺术家走出去之后，留给后人的一个认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