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拍卖背后的历史烟尘

星星画会画展 陈丹青作品《泪水洒满丰收田》 陈东升

　　文_陈湘鹏

　　2015中国内地春拍就要拉开大幕，经历了潮起波伏的艺术市场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一场盛宴，此时此刻，拂去春拍如火如荼的表象，我们来探究在30年、50年和100年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文化的深层次力量。在潮落之后，看到生长的必然，新旧的纠葛，沉淀真伪，呈现价值，去追问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的价值源头。

　　真实的文化生生不息，总是具有意料之外的活力。

　　折翅了的艺术

　　1958年，全体中国人在政府号召下对麻雀采取灭绝措施，城市居民到乡村农民团结一致，敲打着锅盆致使大量麻雀无处栖息，最终精疲力竭从空中摔落。这样的命运也降临在源远流长的文化艺术的头上。人们把寺庙拆毁，瓷器砸烂，书画和古书付之一炬。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也难逃厄运。文化大革命几乎割断传承了2000年的传统文化。

　　30年来，中国文化面貌持续具有一种波澜壮阔的集体风格，到上世纪80年代末，人们普遍穿戴的是军人服装，爱情歌曲、珍珠项链、卷发和牛仔裤在当时都成为道德审评的对象。追求审美则会被有些人看做是堕落的表现。

　　1957年，陈丹青4岁。在社会各阶层的反右运动中，把大量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确定为“右派分子”。 由于父亲被打为“右派”，家里的书籍、画册被一扫而光。陈丹青难过得不说话。父亲宽慰他说，没有画册临摹，可以到公园、马路去画。来到马路上画画的陈丹青，发现马路上的变化，那里正在进行抄家、游行、抢权……口号声响彻青天。

　　1968年，陈丹青在上海淮海路的一段水泥墙前，看到一群年轻画家手握大号油漆刷，奋笔涂刷一幅巨大的毛主席油画像。那天淮海路春光明媚，陈丹青在围观的人群中，细看眉眼鼻唇在油漆涂刷中渐渐成为毛泽东，不禁神往。

　　1968年到1978年间，中国取消了高等教育，大学院校关闭，街头到处是的时髦的工农兵宣传画。

　　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陈丹青以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中央美术学院录取。次年是全国“右派”平反的一年，中央美院全体师生在大礼堂上，劫后余生的老画家依次走进会场，叶浅予、蒋兆和、李可染、艾中信、罗工柳、戴泽、刘开渠……”陈丹青发现老教授们另有一种集体气质，与中年教师截然不同。多年之后的陈丹青，才在《退步集》中回忆起这种气质，并予以辨认：他们是民国人的气质。

　　一种空气

　　1977年4月，政府“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推动科技和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1979年的陈东升穿着黄军装，在风光秀丽的武汉大学学习经济学。左的思想已经令人疲倦不堪，年轻人已经在谈论西方存在主义、科学哲学、美术历史，帅气的陈东升兴趣广泛，对自然科学、经济学充满热情。1983年，陈东升在电视上看到了一则新闻。梵高的《向日葵》在伦敦佳士得拍卖行里，拍得1.3亿美元。人们在电视里见到了这束向日葵时，惊诧之情难以掩饰。和中国年画里经常出现的向日葵不同，一堆枯萎颓丧的花束插在歪歪斜斜的土罐里，支支楞楞的色彩线如刺在目。美术课本对印象派的评价是：西方堕落文化的表现。在中国真正选择从事美术的人很少，要么是工会里的宣传员，要么是美术老师。如果有个小孩画画不错，他将要面对的是无尽的担忧，总有人在他画的作品前提醒他，当一个画家会吃不上饭，会娶不起老婆，会活的像一个疯子。

　　1979年黄锐、马德升、钟阿城等人组成“星星画会”，独立开办画展。画展被禁后艺术家们进行了游行，游行喊出了“艺术自由”的口号。游行的队伍声势浩大，但当前面出现警队的时候，人们立刻散去，只剩下了30个人。1980年夏，星星画会成立并最终向美协正式注册。黄锐、王克平、马德升在第二届星星美展之后成了北京市美协会员。     

　　1980年，25岁的陈丹青进藏体验生活，他的七幅油画：《母与子》《牧羊人》《朝圣》《进城之一》《进城之二》《洗头》《康巴汉子》，引起了美术界与文艺界的震动。这套被称为《西藏组画》的作品被认为是中国油画摆脱苏联影响转向欧洲传统的转折，在思想上，是对严重教条化的主题创作模式的颠覆。“专注于身边、非英雄、非主题的生活真实……对人的价值的进一步思考与呼唤。”

　　1981年，罗中立以“收粪的老人”为原型创作了一幅“像毛主席像一样大的画”，油画更名为《父亲》，获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人民日报金奖，被认作是当代美术史上的里程碑。其寓意也很明显，农民的画像具有伟人像的规格，意味着某种形式的平等。

　　黄金舞台

　　1983年，在电视机前震撼陈东升的，是一群优雅的老绅士的风度，“在一个古老的建筑里面，地方小小的，文质彬彬、打着领结、五十开外的长者，站在高高的拍卖台上，指点江山……”当年，中国第一家拍卖公司由陈东升一手办成。公司中文名为嘉德，英文名为Guardian，意为“守护者”。5月18日，中国嘉德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在长城饭店后花园举行开业典礼，权贵云集：国务院副秘书长徐志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副主任孙尚清、国务院研究室主任王梦奎、文化部副部长徐文伯，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琴，北京市文物局局长王金鲁、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常莎娜、中央美院院长靳尚谊出现在开幕典礼上。

　　创业局面如此华丽，得益于当时中国悄然发生的一个巨大转折。1993年，中国出台了《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陈东升洞见到两个文件的重要性：它是中国现代企业的元年。这使他决心离开文化市场研究所，追寻十年前立下的志愿，中国有五千年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拥有大量的文化瑰宝和遗产，需要有影响力的艺术品拍卖行来寻护文脉。

　　嘉德决定复制苏富比拍卖行的模式，甚至包装袋、价格和目录屏幕都进行了模仿。苏富比的专家系统和信用制度对嘉德的后来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届时，中国大陆民营企业刚刚起步，人民物质生活问题尚未满足，拍卖艺术品显得非常突兀，曲高和寡。就连艺术家也普遍认为：肯定不会成功，中国哪有人买啊？

　　而中国社会另有一个隐形阶层，为人所不知。

　　即使是在破除四旧的文革前后，李一氓、李初犁、郭沫若、陈毅、田家英、邓拓、孙大光、朱光、吴南生、欧初、王力、新关节、夏衍等都热衷收藏。辛冠洁用600元买了齐白石的三件作品。王力花了100元抓阄摸画，摸到了李可染的山水。郭沫若的藏品则包括了傅抱石的《丽人行》和徐悲鸿的《九州无事乐耕耘》。在这一群体当中，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市场行情：普通齐白石10块、明清古画50块、唐伯虎300到500块，宋版书5000块。

　　1994年，一位天津老太太来到嘉德，拿出一张石涛的《高呼与可》手卷，听到嘉德报价后，老太太卷起画就走了。次年老人再来，嘉德课业精进，以大礼相待这位“天津大姑”——民国大总统冯国璋的外孙女。《高呼与可》430万被故宫购得。拿到钱后大姑买了五套房子，五个女儿一人一套房子。

　　朱家溍也是陈东升的贵客，这位朱熹后人，不动声色间讲的尽是历史沧桑。有一次，朱家溍与启功逛故宫。朱家溍对启功说：“到君家故宅了。”启功纠正说：“不，是到‘君’家故宅了。”言毕，二人相视一笑。

　　朱家溍说：“到君家故宅了”，是因为启功是雍正皇帝第九代孙。

　　启功说：“到君家故宅了”，是因为清代的皇宫是爱新觉罗氏接受明代朱家的旧业。

　　真正的传奇是“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其他三人为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张锦芳之子，袁世凯的表侄，过继其伯父张镇芳。张伯驹入过军界，搞过金融，名成于诗词文物。家中的收藏，多为罕见之物。

　　张伯驹藏得中国传世最古墨迹西晋陆机《平复帖》，传世最古画迹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黄庭坚《诸上座帖》、赵佶《雪江归棹图卷》，元钱选《山居图卷》等，都是在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重要文物。

　　有文字记录的张伯驹：面庞白皙，身材颀长，肃立在那里，平静如水，清淡如云，举手投足间，不沾一丝一毫的烟火气。正是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的人。

　　陈东升驾驭中国正在萌发的商业机会，获得了政策许可，借到了初始资本，聚集了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同类，按照苏富比的模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陈东升爱惜拍卖业公正规范的原则，联络隐秘的上流圈，历代贵族、密织资本与人脉，做成了中国贵族文化圈的黄金舞台。

　　1994年，嘉德开始了首场拍卖。吴熙曾的《渔家乐》从8000元拍到了88000元，成为建国后第一个拍品。齐白石的《松鹰》拍到165万元；张大千的《石梁飞瀑》拍到195万元；总成交额达到1400万元。

　　在1994年11月的嘉德秋拍上，辛冠洁的三件齐白石，成为当时耀目的天价。《蕉屋》以297万落槌，《松窗夜话》以198万成交，《山水册页》以517万人民币成交。到了2011年，齐白石一路高企，《山水册页》再次在嘉德以1.94亿人民币成交，上涨了37倍。

　　王世襄、徐邦达、启功、杨仁恺、徐邦达等老人，被后生们称为大师、国宝。大众所知道的是一种技术性的低调称呼：“鉴定专家”。事实上这些专家曾经风流一世。王世襄父亲被人们称为“京城第一大玩家”，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时，王世襄曾臂架大鹰或怀揣蝈蝈到学校上课，他对文化器物的爱好玩出了一门“世纪绝学”。徐邦达父亲徐尧臣为丝绸生意巨贾，徐邦达住在上海市武康路一所僻静的小楼中，其中有一间北屋布成日本的榻榻米式，方席寻丈，壁饰诸友合作的长幅杂画，不时邀集斯文朋友，对坐其中，吟诗作画，以消长日。从18岁买下第一张画始，不惜重金购进收藏书画。徐邦达在此后的80余年里，为国家鉴考、收购、征集传世名迹接近4万件。终成一言九鼎的国家级书画“掌眼人”。

　　关于张伯驹生活中的的点点滴滴更成奇谈。

　　1982年初，黄永玉在餐厅看到“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漠，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果酱，小碟黄油两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4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黄永玉记文感慨“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周汝昌：我所平生见到的，文化高人很多，这样人也少少的。

　　史树青：我们没(接触)出过这样高的人，有学问的人，有涵养的人。

　　国画大师刘海粟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淹没在历史里的张伯驹，成为了某个文雅时代的最后的贵族。

　　天下收藏

　　1993年嘉德创立， 1995年，中国嘉德、北京翰海、北京荣宝、中商盛佳、上海朵云轩、四川翰雅等6家企业实行文物拍卖直管专营试点。

　　2004年，“西泠印社”拍卖宣告成立，2005年北京保利、北京匡时、北京永乐先后建立。北京依靠广泛的艺术资源和鉴定人才队伍等多方面原因，成为中国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匡时作为一个新公司，经验和人脉失去了先发优势，于是开始联合中国新富阶层，董国强找到了上海的刘益谦。

　　刘益谦初中毕业后，创立了一个皮包作坊，做了两年出租司机、又开过百货商店。1990年，刘益谦以每股100元的价格买入100股“豫园商城”，1991年以每股1万元的价格卖出，净赚了近100万元。2000年，刘益谦囤积法人股，2013年刘益谦以170亿身价排名中国富豪榜第三十名。联手匡时后，刘益谦很快成为拍卖市场最耀眼的买家。

　　二十年来，刘益谦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投入的资金至少有五六十亿元。每一出手即成为轰动性的新闻，大手笔包括1.69亿元拍得的古画《十八应真图卷》；2.8124亿港元拍得鸡缸杯。2015年4月7日，刘益谦掏出1亿1390万港元的天价拍下南宋时期的一件花瓶，成为南宋时期陶瓷器皿有史以来的最高拍卖价格。

　　刘益谦的出现，意味着白手起家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玩起了艺术游戏，二十年来，中国民营经济井喷般崛起，房地产经济催生了一批新富群体。这部分小心精明的收藏家，每一出手就制造了天价。收藏界出现了新的京城四少：刘文杰、马未都、田涛、张德祥。藏家群体蔓延至各个行业的领军人物：王中军、王兵、胡祖六、张利平、马云、史玉柱。

　　几百家拍卖公司随之遍地开花。一个传统的收藏市场迅速异变。从起初老公子们交接给中国第一代土豪。

　　2005年以后，艺术市场如股票市场一样，板块轮涨，中国书画下跌，当代艺术疯长，金钱在市场中追逐艺术品犹如狂飙，把2009年的拍卖市场推进“亿元时代”，催生了全民收藏的繁荣景象。

　　中央电视台《天下收藏》节目，把教授、门卫、司机、售货员、农民、老板悉数迎接到舞台上，加入文物书画收藏的狂欢。与此同时，各地的古玩城建设甚嚣尘上。2000年到2005年的黄金五年，大量假古玩就了30年古玩行当的巅峰。全国总共建造了千座古玩城。洗脚城、歌舞厅、餐馆都转型成古玩城，古玩城地产成为地产业的一支新噱头。

　　2012年10月28日，在《天下收藏》现场，河北持宝人付常勇展示了一对甜白釉压手杯，被3位鉴赏家认定为现代仿品，主持人王刚挥锤将其中一只砸毁。付常勇认为自己的藏品在节目录制前后经过专业鉴定机构仔细鉴定，结论均为价值不菲的真品。状告《天下收藏》节目不负责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这是艺术市场繁荣后的一次深刻的分裂。大众对专家、媒体对于标准、诚信、以及艺术市场的山头主义已经严重不满，并且厌倦话语权对艺术品价值的操纵，这一事件作为不断出现的拍假案的一个多米诺骨牌，撕破了拍卖市场表面华丽的面纱。

　　梦游之地

　　有一些不知有前途，却富有艺术家使命的人在黑暗中狂奔。接续着星星画派、85新潮、89现代艺术的野蛮生长史，少数人穿透了历史和未来，开创出了主流话语之外的艺术市场。

　　1987年尤伦斯来到北京，接触到那些叛逆的中国艺术家。那些画家在小小的画室中勤奋工作，和别人共用公共浴室。尤伦斯购买的第一件作品是艾轩的西藏小孩，当时他只在二十五瓦的灯泡下作画。然后开始购买王广义、方力钧、刘炜的作品，此后便不停地挖掘出这群“野路子”。2005年尤伦斯发现了798艺术区，开始打造尤伦斯艺术空间，给这些“野路子”一个舞台。

　　2011年中国当代艺术单幅作品成交过千万的艺术家共有12位，分别是张晓刚，周春芽、方力钧、罗中立、曾梵志、刘野、陈丹青、王沂东、何多苓、冷军、艾轩、郭润文。张晓刚的《生生息息之爱》在香港苏富比以7906万港元成交，是这个时代产生的最有价值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中国拍卖市场一瞬间超越了西方世界300年的拍卖史，中国拍卖的总成交额超越了英国和美国，坐上了全世界第一的交椅。

　　同时到来的危机是，拍卖市场开始出现假拍。反复制造市场繁荣的景象。这种街头骗术重创了以诚信立身的拍卖市场。繁荣还来不及品味，跌落已经在空中。2013年后，拍卖市场迅速萎缩。由于市场秩序混乱，艺术家和藏家的之间的道路，在中国漫长曲折，步履维艰，百万大军能卖画的也就几千人。

　　1982年，陈丹青从北京远赴纽约，开始踏雪造访大都会美术馆，在巨作之间梦游般地乱走。2000年，陈丹青又从肯尼迪机场启程，返回北京。在纽约18年里，画画看展。回国后再接触中国艺术圈，发现“众人的心思其实都不在艺术”，而假艺术之名进行着种种活动。

　　袁山亲见黄山谷的《松风阁诗贴》时，目光久久地在笔画和结体中游走，黄山谷开阔、大气，笔锋的翻转和顿挫，犹如密语，处处一种精神力量痛快的释放，站在古人面前，袁山禁不住流下泪来。袁山是北京一家中型拍卖公司的总经理，这家公司由几位书画爱好者开创，创始人时常在办公室里治印、作画，仿佛这不是公司而是书房。他们来往于一批真实的书画痴者之间，书房外喧嚣的拍卖行情与他们无关。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文明、文艺、文化会一直向前。

　　链接：业界访谈

　　把近三年的拍卖业泡沫和更为近期的市场不振放在中国收藏史大背景下看，我们应做出什么样的评述？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需要指出的是，市场永远不会走已经走过的路，所以艺术品市场的发展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不过，市场的基本规律不会变，市场的估值体系不会变，中国收藏家几千年来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收藏精神不会变。牢牢把握这些基本原则，是应对市场发展和变化的最好方法。对于中国嘉德来说，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对这个市场的最大贡献。

　　自2012年开始，市场的震荡调整迅速把炒家清洗出去，那些不研究也不爱好艺术的投机者纷纷慌张离场，整个艺术市场出现了明显的收缩态势。

　　新一代藏家出现了，这样一个群体在追求拍品质量的同时，鉴赏水准也在提高，他们更加明确的知道自己的需求，收藏品味更趋个性化、多元化，而且现在的藏家越来越理性，不再人云亦云、盲目跟风地追随市场热点。

　　嘉德所要做的，是持之以恒地培育并开拓市场、用学术引领收藏，坚持诚信理念，打造公开透明的拍卖平台，让客户感到嘉德20年始终如一的专业与真诚。

　　杨凡(湛然拍卖公司董事长)： 

　　拍卖靠平时积累，老老实实做生意，懂得越多越不敢胡来。行家做公司，在乎业内名声，把生意圈在自然状态下扩大，能进来的客户都成为朋友，得有三方面的高兴：第一、卖方高兴，卖得价格中意，让卖方高兴；第二买方高兴，东西好，也便宜，买房才能高兴；第三，拍卖行高兴，能赚钱，还能交得上朋友。

　　我始终是在做文化，不是做投机。那些胆子大的，也许机缘巧合会成功，对我这是一种生活追求。我庆幸从事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市场经历了大浪淘沙，懂文化的人爱文化的人会沉淀下来。哪个时代都不会少了这拨人。

　　贾晋华(山西晋德拍卖董事长)：   

　　收藏的本质是在继承人类最高水平的文化，我们收藏了一个物质的载体时，就把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传承了下来。比如鸡缸杯展现的就是历史和诗词中的人的情趣：鸡缸杯为什么是那样，那么薄，那种色泽，那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心理。中国当代的普通人，把钱看得非常重要。如果有一个亿，就觉得了不得了，但对于贵族大知识分子来说，文化比财富的价值要高很多。他们会以悲悯的眼光来看文明，人难免一死，在繁荣的文明也会终结。所以，面对文明的时候，会有一种可怜、悲悯、保存的态度。这个时候，物欲、金钱、消费就不重要了，反而是能代表一个时期文化的东西，比如一个长久的几千万人生活过的时代，就凝结成书画或者一个杯子。

　　这需要一个局外人的眼光，不在生活之中，而是跳出时间和现实，来看这些东西。能够达古通今，把瞬间和永恒联系在一起，我觉得收藏的本质在这。它不是股票、不能那么搞，它是人类存在的物证。

　　赵子龙(当代艺术批评家)：  

　　艺术品收藏强调价值，艺术品的价值到底是怎么样的构成？ 现在我看来，应该建立起一个艺术品鉴赏的系统标准，不是某一个个别的标准。针对不同的艺术品，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摸式，我们要相应的使用几把尺子。

　　艺术作品的价值体系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三角形，这里面包含了艺术家的价值，包含了艺术品的价值，包含了艺术品的市场价值，这三块形成了人、物、钱，三位一体的结构。

　　艺术品肯定有难以言说的部分，但不是百分之百不能说清楚的。这个部分占百分之二十、三十，但是如果我们能把剩下的部分说清楚，艺术品市场体系能够达到一个理性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