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张大千敦煌摹古的新感想

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这是他化蛹为蝶的重要动因。

　　何频

　　【画谭新钞】

　　今年闰四月，中原的秋天特别长。10月中下旬，寒露和霜降都已经过了，但黄河两岸和南太行，大地的树木与山上的灌木，还都是绿的。这时沿高速公路从河南去山西，登高一入三晋地界，则是别有洞天——太行深山里昼夜温差大，分明红叶满山，恰似淮南春日尽开的红杜鹃，正一派“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唐诗境界。然而，和大自然层林尽染的风景堪比美的，是太原“山西博物院”和“四川博物院”正联合举办的《大千世界——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

　　在张大千的艺术生涯中，敦煌摹古是其蛹化为蝶的重要一环。1941年3月，他率弟子和家人由成都到敦煌，原本打算只待三个月，可宝山一入不肯还，一直待了将近三年。为了这次敦煌摹古行动，张大千大量出售自己的作品和藏品，还先后借债五千两银子，相当于五百根金条。而三年面壁之后，友人发现，他走时须发如漆，归来已经耳鬓染霜。张大千夫人杨宛君提前离去在前，常书鸿的妻子陈芝秀接着也弃夫而去，她们都说因为敦煌见不到女人。

　　历时两年半，先后临摹壁画276幅。这工作艰辛不说，程序也非同一般。先由助手以透明蜡纸覆盖在壁画上钩摹，再将勾摹所得画稿复拓于事先在画框上绷好的白布上，接着让弟子或僧人协助上色。张大千自己则用墨勾描出线条，并修改定稿。每天天亮入洞，黄昏出洞。“大千磅礴坐卧其下者，几及三载，燃脂握管，目营手追，其间门人子侄，以及番僧匠史，各佐厥事，祁寒盛暑，劳苦相勉。”(《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序言》1943年)通过苦苦面壁与古人深入交流，显然，他的临摹，已不是简单的模仿。他在兰州举办展览，回到成都后，又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还出版了《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第一集》，一时成为中国艺术界的盛事。陈寅恪不顾别人对张大千的苛责，热情称赞之：“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在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

　　傅雷则说不好。张大千的临摹，徒具其形无精神。并世的画家里，他只肯定黄宾虹和齐白石。而同样是为了古物，傅雷1936年冬天在洛阳，作龙门石窟调查两个月左右，嫌北方环境艰苦，与朋友通信发牢骚，匆匆就离去了。

　　我也算熟读傅雷美术批评文字的人。这几年博物馆免费参观，美展和大展争奇斗妍，张大千画展也多。本来只是直觉，不同的展厅之中，觉得凡有张大千的画，都打眼而突出。但是我一直记着傅雷等人对张大千严厉的批评，被先入为主的观念引导着，恐怕诡谲的张大千欺骗了我。然而不行，张大千的风头与锋芒，分明是盖不住的。最近的一次是去年冬天，四川、天津和北京，在首都博物馆(微博)又展张大千，展品不少，也有若干敦煌临摹壁画，可是那个展览，布展的场地与光线有问题，缺陷之一是太多太密，反倒是令展品失了神采。我在那若明若暗的环境里，重点欲挑其摹古的毛病，一直念叨着傅雷和陈子庄的话，好与不好，着实又掂不清。

　　但这一次，在山西博物院四楼疏朗的大展厅里，再次与张大千相逢，我终于看清楚了张大千——像一个个性鲜明多才情而很容易被俗世误解，然而是值得尊敬与亲近的学者，过去我把他疏远了，太不应该太可惜。所以，傅雷再也劝不住我了。张大千重现了盛唐前后古画的风采和神韵，是真老虎！我这时觉得，高阳将大千敦煌摹古与唐僧取经相比，是有道理的。为了再回味和仔细鉴别，还特意买了一本展览的画册，展读再三，我要说傅雷批评张大千，是走眼了。

　　1945年前后，兵荒马乱满神州，各地本不具备办美展与欣赏美展的客观条件。加上社会对张大千的误传，傅雷在人品上不仅不认可而且鄙视张大千，自然就认为他的艺术连同其敦煌摹古都不行。不清楚作为批评家的傅雷，是否进场参观了1948年张大千在上海举办的敦煌临摹壁画展览。不要说张大千，民国人同时也看不准齐白石。当年围绕齐白石及其大写意艺术的攻讦与争论，此起彼伏，独具只眼的张葱玉就曾为齐白石鸣不平。《张葱玉日记》1941年1月23日：“至荣宝斋购齐白石画一帧，精妙绝伦。拟装成横卷，以俟五百年中识者鉴赏。”同年2月25日又记：“余购齐白石画二帧，观者嗤怪，因跋而藏之，不复示人。”本次张购齐白石何画待查，但《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第一编(1960年)里，却有齐白石两幅画的著录，一为《喜鹊》，“纸本，高33.1公分，宽34.14公分，墨画喜鹊一，墨气浓郁，神态如生……戊子(1948)年作。”一为《芦蟹》轴，“绢本，凡高73公分，宽41.5公分，水墨画……神态琼绝，明清以来善画蟹者，虽徐青藤、李复堂，知其不能过此……虽未署年月，以画格观之，当是七十以后、八十以前之作。”张葱玉和谭敬，原本都不收唐宋及明朝以下的作品，包括扬州八怪，但是张葱玉独偏爱齐白石。

　　潘天寿先生先后说过这样的话：

　　艺术不要求同，这是原则性。每个艺术家有他的不同创造，这是他的不同成就。

　　在潘天寿先生前面，古代的文论与诗话里也有类似观点。联想起当代西方文艺批评里“忘我与认同”的理论，乔治·布莱在《批评意识》中说：“经历他人的思想必须在弃我之后并经弃我的准备。……唯有忘我才能实现与他人的结合。”经过几次回合，本次直面张大千的画，我终于看出了张大千的好，掩不住的好，十足的光彩夺人。终于认为陈寅恪评张大千无比精准。这便是我自己本次在太原看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新感想。■

　　(作者系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