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古代书法精品学习：从三江源头汲取营养

东牌楼后汉简 秦简 明代书法家傅山的墨迹

　　鑫报皋兰书画石空先生书法评论系列之四

　　▲汉代毛笔甘肃居延、马圈湾出土

　　如果说秦汉魏晋简牍是书法的三江源头，那么王羲之等等等等只不过是黄河流经青藏高原到达兰州之后的浊水而已。可笑的是，中国书法史却把它们称之为楷模和源头，我们习字者到底是从三江源头去汲取营养呢还是到兰州黄河段去汲取营养呢？道理不言而明。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历史要有透彻的了解，一个书者也要对书法史有清晰的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知道自己喝下的是一口什么样的水。因此，本文提出，书者是向爷爷学习写字还是向孙子学习写字，爷爷就是秦汉魏晋，残纸简牍，孙子就是王羲之等辈，现在我们回头看，中国书坛显得多么幼稚，可笑，要求教给我们的全是孙子的东西。

　　▲玉门花海前汉简

　　▲明代书法家傅山《论汉隶》局部

　　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1900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新疆楼兰发现魏晋残纸木简100多枚，1901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在和田尼亚古址发现40枚晋简。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古长城废墟发现千枚汉简。1930年，居延发现一万枚汉简，1959年，武威发现汉简。1975年，湖北云梦县出土千枚竹简。1996年，长沙出土万枚三国时期简牍。在近百年的中国，各地相继出土大量的简牍。这些简牍包括了秦、汉、魏晋五代等王朝。它们的出土给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提供了依据。也为中国书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这些简牍，让人们看到了中国书法初期的表现形态以及审美观念。展示出丰富多彩、流派各异的书风。

　　分析这些简牍，可以触摸中国书法的发展规律。一般认为，三千多年以前的马家窑等彩陶上图案是中国书法的雏形，可以肯定这些线条是用了毛笔，甲骨文让人们看到了用刀刻形成的文字。真正意义上的书法是从秦简开始，也许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还会把书法的时间提前，但就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秦人已经开始用毛笔在木板和竹片上写字，记事。目前，书法界有一个误区，认为书法是先有秦篆，后有隶书，还有楷书，行书等。而最新的研究表明，这些书体是同时共存的，也就是说，在秦以前的战国时期，各国有着不同的书写，其中，以隶书为主。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实行路同轨，书同文，强制推行秦篆为国家颁布诏文的字体，这大概是最初的文字狱吧。即使在秦统治的十五年里，也并不都是以篆体为主，而是各种书体共存，这一时期隶变篆的同时，出现了大量的隶转楷，楷转行，似隶非隶，似楷非楷，自行的多变。带来了笔法和章法多变，因此，

　　研究中国书法理应从源头去研究，但是由于几千年的流失，使得秦、汉、魏晋的书法墨迹没有保存下来，至1901年，几乎所有的墨迹都荡然无存，这一书法历史的墨迹空白期使中国的书法出现了断裂的现象。也许有人会说，魏晋时期的碑帖存在怎么能说是空白期呢？因为碑帖：1、大多不是魏晋原件，而是临摹品；2、现存的拓本是石匠刻录的，属于二次创作的东西，不是书者的原件；3、大量的石刻、拓本事实上是当时的民间书法家所为；4、书体之间的承接关系不清。由于以上原因，现存的碑体不能代表魏晋，包括魏晋以前的书法全貌。

　　由此，产生了中国书法的源头与发展的继承关系的问题。本文坚持认为要依据近百年来考古书法的文献去重新梳理、认识中国书法。首先，要澄清目前流行的观点，其对中国书法源头的肢解与割裂。目前书法界对中国书法的发展多采用断章取义，各取所需的做法，随便从历史上拉出一个书法人物，或者一篇的拓本墨迹就冠以书法的鼻祖、泰斗之类的光环。然后把自己续上去，形成了所谓的源头与继承的关系来吓唬别人。秦汉魏晋的书法让人们对古代书法有了全新的认识，特别是对书法史以及笔法，章法，墨法的变化有了全新的认识。我以为研究中国书法要从西北入手，秦汉魏晋时期西北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外的大通道，出于国家疆土安全的考虑，大批的官吏、教师被派往这一地区，促进并形成了以敦煌为界点的文化大繁荣，根据现在出土的简牍可以看出当时的文化和经济对社会的拉动作用，促使各种书体的变异以适应社会的沟通和人与人间的交流。过去总认为，简牍以隶书为主，而事实上简牍有很多的隶篆楷的变体，基本上是把字写清楚，让人能看得懂就行了。西北的简牍绝大多数出自于粉碎城障，内容记载多是戎田动兵以及边关的动态活动。

　　这些简牍构成了中国书法的源头，令人遗憾的是，今天的书法界把西北视为地区性的书风，对它重视不够，且没有认真地研究，对西北简牍的研究仅仅停留在表面阶段，而未能把它放在中国书法的诞生地和起源地去加以诠释。这种认识是对中国书法结构性的亵渎。它诱导了很坏的研究风气，及对中国书法的割裂、取舍，造成中国书法断代性的损失。一些自称书法史的研究者也未能从宏观上微观的角度去仰俯西北简牍，把它放在整个中华文化史中去加以解读。我为何要如此讲述问题，实在是看不惯目前书法界的一知半解就自称大师的浮夸书风。

　　以流派为例，目前中国书坛随便拉一个历史上的书者，如王羲之、颜真卿、米芾、苏东坡、王铎、傅山，甚至八大山人邓入时、康有为、董其昌、林散之等等等等，把自己皆为他们的传人。形成所谓的流派，然后吹嘘自己是得到了以上书者的真经。在我看来，以上大家都不过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几朵浪花而已，他们只不过是中国书法历史进程中的匆匆过客，如果中国书法永远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那就是中国书法的悲哀，同时，也是造成目前中国书法停滞不前、死水一潭的原因。如果把中国书法史比作黄河，它的源头在秦汉魏晋的墨迹和简牍，它们是中国书法的三江源，虽然三江源头的水流时断时续，但它们是最纯洁、最高贵的、没有经过人间尘埃污染的水滴。秦汉魏晋简牍和残纸虽然单纯幼稚，显得很不成熟，甚至有孩童书写的气味，但它们未经雕琢，淳朴直露，憨态可掬，没有一丝一毫的刻意、做作之意。和它们相比，以上提到的书法大家们就相形见绌了。

　　如果说秦汉魏晋简牍是书法的三江源头，那么王羲之等等等等只不过是黄河流经青藏高原到达兰州之后的浊水而已。可笑的是，中国书法史却把它们称之为楷模和源头，我们习字者到底是从三江源头去汲取营养呢还是到兰州黄河段去汲取营养呢？道理不言而明。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历史要有透彻的了解，一个书者也要对书法史有清晰的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知道自己喝下的是一口什么样的水。因此，本文提出，书者是向爷爷学习写字还是向孙子学习写字，爷爷就是秦汉魏晋，残纸简牍，孙子就是王羲之等辈，现在我们回头看，中国书坛显得多么幼稚，可笑，要求教给我们的全是孙子的东西。

　　像爷爷那样，向爷爷学习，这才是每个中国书者的学习方法，问题已经提出，坊间定会舆论哗然，书坛卫道士定会跳出来骂娘，因为这肯定会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动摇当今书坛大师们的显赫地位，因为书法的标准是他们根据“孙子们”的标准制定的，我的观点将会动摇中国书坛对好字和坏字的评判、价值取向，什么是好字和坏字，是有一把尺子的，现在的尺子是谁写得像，或者带有某个历史书法名家的风格，就是好字，如评价一个人的字，有王羲之的风格，有颜真卿的风格，有米芾的风格，那就得到了公认，那就得到了认可。如果有人写的字是临摹魏晋残纸，秦汉简牍的风格，就会因为评判者本身不具备对秦汉简牍，魏晋残纸的了解和认识，而被称为下品打入地牢。其实是评判者自己知道孙子不知道爷爷而已。这是中国书坛的怪现象，傅山先生曾说，“字原有真好真赖，真好者人定不知好。真赖者人定不知赖。得好名者定赖。亦须数十百年后有尚论之人而始定。”(见图)显然，傅山是无奈的，因为傅山在晚明“怪奇”美学思潮的影响下，提出四宁四勿的书学观点，并身体力行，写出了奇异丑陋的书法作品，这些作品笔法怪异，章法杂乱，墨色反差极大，有的甚至是傅山自创的，就是真草隶篆的混合体，傅山作品的混杂性和复杂性即使今天也不被认可，我在研读其特征时，把傅山的字和魏晋残纸、敦煌简牍放在一起，发现傅山其实是继承魏晋残纸和敦煌简牍的风格，傅山是用爷爷的笔法在写字，尽管傅山当时看不到后来出土的秦汉魏晋的东西，当时，晚清书坛的评论家也不可能以那个标准去评价傅山——即使当下北京城里书法家协会的先生也不以此为标准评价傅山(他们肯定傅山是缘于傅山的名气而不是傅山书法中流露出的远古气质)，对中国书法史的了解程度决定了对书法的评价标准，在某一次省级书法大赛评选现场，我曾经以旁观者的身份站在一旁看那些大师们口若悬河的评价、指点送来的作品，我感到有许多像傅山那样的作品被活生生地扔在一旁，假如这些人中间对秦汉魏晋的书法考古文献有所了解，也许这些书法作品的命运就是另一个样子了。因此，真正可怕的不是有多少人在临摹秦汉魏晋，而是极少数不懂秦汉魏晋的大师们在以自己狭隘的知识面和狭隘的胸怀在给中国书坛制造冤案。秦汉魏晋是什么，是中国书法的源头，那些百年考古发现的墨迹残片简牍，是在西北的大地上盛开的生命之花。中国书坛的大师们，请读一读在西北出土的那些珍品，然后再去评价别人的作品吧。千千万万吵着临帖的书者，也去读一读那些作品，学会从三江源头而不是从黄河兰州段汲取营养，在中国书坛的常青之树上当应结出用三江源头的圣洁之水浇灌的果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