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什么是中国艺术

《中国艺术》（英）柯律格 著 刘颖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

　　观点 郑渝川(书评人)

　　“中国艺术”一词产生的时间并不长，是欧美国家为了区分与所谓“纯粹”艺术而新设的一个词，并且，在西方界定的亚非拉原生文明、文化艺术概念体系中，地位原本并不高。许多以包容性著称的西方博览馆、美术馆，甚至根本就没有来自中国的艺术品，或者仅仅象征性的收录几件。一直等到欧美世界掀起了“印度文化热”，以及与中国文化艺术关联紧密的日本在国际经济、文化中开始发挥影响力，中国艺术的热度才缓缓升高。

　　而对国人而言，尽管并不陌生本国文化历史，以及纺织品、书法、绘画、雕塑、陶器、其他本土艺术品，但很少人将这些与艺术概念建立连接。作为概念以及概念体系，“中国艺术”、“本土艺术”、“本民族艺术”让很多人觉得陌生。当然，也可以说，因为“中国艺术”本来是欧美构建出来的一个概念、一个范畴，经历了抽象化，中国人反过来感觉到隔膜，也实属正常。

　　上海人民出版社[微博]引进出版的“牛津艺术史”丛书，是西方当代最权威的艺术史丛书，均由英语世界顶尖学者撰著。《中国艺术》是这套丛书中的一本，作者柯律格(Craig Clunas)是英国牛津大学艺术史系讲座讲授，曾因在中国文化和艺术史研究领域中的成就和贡献，被提名为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著有多部中国文化和艺术史作品。全书共五章，前四章分别将中国古代历史和近代历史阶段的艺术按照创造者、文化风格，分为墓室艺术、宫廷艺术、寺观艺术、文人生活中的艺术；第五章则着眼于中国古代以来艺术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可以说，这本书以独特的分类(切入视角)，引导读者去相对全面客观地看待中国艺术的发展沿革，有助于人们理解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先人如何、为何、怎样将智慧转化为艺术，依托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艺术品表达对宇宙、生命、政治、权力、生死、社会、生活、情感等主题的理解。柯律格的《中国艺术》一书不仅可成为艺术品研究、收藏、交易等行业人员的参考读物，也完全有必要作为公民完成全面而非单单偏向西方艺术的艺术教育的入门读本。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收录了120件中国艺术珍品的照片，柯律格的研究与论述基本上是围绕对这些珍品的解读而展开的。

　　而今被发掘出土的中国古代墓藏当中，葬品多代表不同时代生产和生活方式及文化生活风格，与公元前1000年以来未曾中断的文本记录形成了相互映照。今天的人们还通过对这些葬品的研究，更加准确地探测到中国文明的进程，比如，商代青铜器的出土，才令人信服地证实了中国早在公元前1500~前1300年，就发展出成熟的模制青铜制造工艺。而在河南安阳出土的非青铜和玉石等其他材质的器物，则向今天的我们传达当时视觉文化、政治和社会信仰发育的水平。

　　1970年代，秦始皇部分墓室的发现，震惊世界。柯律格在《中国艺术》书中将兵马俑评价为秦朝“集权统治与艺术的双重胜利”。而后不同年代的墓藏，不仅反映对应的历史时期政治、社会、经济的演进，而且还悄然投射出绘画风格等艺术风格的严格。需要补充指出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猖獗的盗墓现象，中国特别是中原大地人口分布渐广、总量增多，遏制了帝王权贵厚葬的年头——越是厚葬，越可能招来贪婪的盗贼，致使墓主在死后遭到羞辱，这也使得那个时代之后，墓室艺术不再成为反映中国艺术风格、成果的主流。

　　宫廷艺术和寺观艺术很快取而代之。唐王朝的宫廷，是众所周知的艺术生产中心，虚荣的唐代君王多为文化艺术爱好者，还是民间文化艺术的重要赞助者。到了北宋，宫廷更成为开风气之先的源头，向中国社会乃至朝鲜、日本及其他地区输出了“表现岩石、树木以及其他自然物的笔法、构图”。柯律格对懒政君王宋徽宗痴迷于书画的行为作了一番独特的阐释，认为这是因为北宋一直处于北方异族政权的高压下的战略劣势，“运用图像意义(有助于)支持皇权的合法性”。接下来，“靖康耻”影响了南宋宫廷艺术的生产，而元代、明代虽然没有皇帝亲自建立的正式画院机构，但仍有多位皇帝爱好艺术，充当画家赞助者。到了清代，内务府管辖下形成了拥有从事各类职业的艺术家庞大机构，产出了大量的宫廷艺术风格的艺术品，而这些正是而今中外艺术品交易市场的主要流通物。

　　寺观艺术是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而随后兴起的。有别于墓室艺术、宫廷艺术，寺观艺术在不同历史时期、朝代往往会迎来同样的发展至鼎盛、然后盛极而衰的命运——因为敬佛礼佛的君王，而在全国范围内获得超常规的发展；也正因为此，造成大量土地和人口在寺院集中，影响朝廷和社会利益，随后就会出现灭佛运动，以运动式摧毁的方式清除国家权力可以到达的每一个触角，大量美轮美奂的寺观艺术品遭到毁灭。这种周而复始的畸形繁荣与毁灭进程，一直持续到佛教、寺观艺术彻底融入中国本土文化，寺观主持得以以绘画、书法和文化才华与文人领袖交往，寺观艺术与各地民俗也发生了“化学作用”，才得以留下今天的人们得以欣赏的诸多杰作。

　　前三类艺术，都体现着集体创作的色彩，尽管不能缺失画师、书法家的指引，但雕刻等工艺门类的匠师显然起到同等重要的作用。因此，谈论中国艺术的“文人生活中的艺术”，必须要从文人可以独立完成的艺术起始。首先是书法，王羲之被历代尊为最杰出的书法家，而后的唐宋都出现了大师级的书法家，这些大师留下的书法杰作构成了一套既可以说是“模糊的”，也能经梳理明晰的标准，从而使得书法艺术一代代传了下去。

　　柯律格在书中提到，北宋时期，文人进一步有意将自身与工匠进行切割，书法、绘画成为了娱乐活动，是文人需要掌握、但只能用来“言志”、“载道”的技能(或者工具)。如果一个文人以书法或绘画技术闻名，他不但不会觉得荣耀，相反会倍感买椟还珠般的耻辱。而后形成了职业画家，但这些人仍然强调前述的“工具论”，避免被人们贬低为只拥有高超画技的匠师。

　　艺术市场的出现，一步步消除了人们的顾虑。中国艺术市场是在宋元时期形成的，依托印刷、陶瓷等多类技术的改良，也与商品经济的渐趋繁荣密不可分。《中国艺术》书中提到，12~13世纪，中国陶瓷业的发展展现了商品化的影响，流行在定制的陶瓷品上装饰图案甚至是小说插图。到了明代中期，各种各样的艺术品都通过艺术市场成为了商品，画家也不再抗拒按照“顾客”需求定制创作作品；印刷品、纺织品和手工艺品市场也渐趋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