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世刚书法：乾坤静气

　　梁继

　　前人论书有重于笔法者，如赵松雪言“用笔千古不易”；亦有重于神者，如王僧虔云：“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近年随识见变化，予深服膺王僧虔之。由形而神，由技而道，古今书家，凡垂于史者，概莫能外。故赏古今作品，终应以作品之神采论之。张世刚书法，当属得神者。

　　然论书若仅流连神采而不揭其源，则又玄而又玄，使人不得其要领。操笔弄翰追随经典，以古人之营养滋润毫端，是为拟古，概以时当以“最大的力气打进去”，挥翰写心，胸臆独出，将自家之思考注于笔下，则为出新，此时又宜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李可染语)。诚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所言：“书贵入神，而神有我神他神之别，入他神者，我化为古也；入我神者，古化为我也。”盖学与创、古与今、形与神之关系于此寥寥数言，已得揭示。

　　张世刚习书，以欧阳洵、颜真卿为门径，继之以虞世南、禇遂良，笔墨涵咏，终有所成。记得四届国展中，张世刚即以禇体风格的作品入展。此后张世刚又流连于王羲之、王献之、孙过庭、苏轼、董其昌诸家间。学王得王之简远雅致，学苏得苏之意态洒脱，学董则得董之平淡古雅。盖此时张世刚当属“入他神者”，以古为师，是以以后成自家面目之奠基也。此时，其书有明显的前贤痕迹，或王、或禇、或苏、或董，分而习之，却又无不能臻其极。时人拟古，多有不得其形而冠以意临者，殊不知，不得古人之形质而妄论神采，其书已流于浅薄，更惶论与古人争一席之地。然得古人形质而不能化之，亦徒为书匠耳。仅以张世刚之行草书论，其初学二王，再学苏学董，于古人形质烂熟于心。后又由董而上溯苏、孙(过庭)、二王，反复融会贯通，铸成自家面貌。以历史的眼光审视，五届中青展中的作品具有“古化为我”“入我神”的典型意义。而此后一系列作品中，则“我”之面貌更明显，更突出，更具神韵。

　　审视古今书家，凡为书能得高意境者，需忘情笔墨，随意挥洒而胸臆独出。然其前提则是于传统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在此基础上以自家学养化之，如此随意挥洒，方能“豁然贯通焉，忘情与笔墨之间，和调心手之用，不知物我之有间，体合造化而生成之也，而后能为学书之至尔。”(解缙〈春雨杂述〉)，亦如郝经于《论书》中所言：“淡然无欲，翕然无为，心手相忘，纵意所如，不知书之为我，我之为书悠然而化，然后技入于道。凡有所书神妙不测，尽为自然造化，不复有笔墨，神在意存而已，则高古闲雅，恣睢徜徉。”

　　古人妙论在张世刚书法中可得诠释。

　　于书作之神采，不同书家有不同表现，不同欣赏者亦有不同感受。然无论如何，书家作品之神采皆有所皈依。予谓张世刚之书得于神者，其在净、在淡、在逸。

　　言其书净，愚以为其书多合于古人，而又多能呈自家面目，笔墨挥洒间，于精神上直接前贤，笔下无俗气、燥气、腐气，而得清气、文气、静气。虽自出机杼，而能接前人之法脉，舒朗清新，洒脱蕴藉。

　　言其书淡，其书作多坡公“我书臆造”之精神，摈弃刻意求美之念，信手为之，而能洋洋洒洒，平淡天真。董其昌为帖学一大宗，其书之淡是否曾借鉴与董氏不得而知。然其书虽淡却不流于弱，则又与董书不同。如此看来，即使张世刚借鉴于董其昌，而最终还是“化古为我”，自成面目了。

　　言其书逸，则言其书作于风雅之中能得造化之精神，寥寥数笔乃得风神。亦如包世巨在《艺舟双楫》所言：“逸取天趣”，既从天趣得；自为妙手得之。唐人李嗣真及宋人苏辙以逸气为书之最高境界，此为一说。愚以为：书得逸者，需功夫、修养、心性三者具备，而尤以心性为要。此心性亦可归乎人之精神追求，概精神得一境界，发笔为之，书迹亦当上一境界。

　　净、淡、逸为张世刚书法精神主体，在具体表现上，其形式则表现为多样与丰富。或简约平淡，或逸气飞动，或清秀隽永，或古雅洒脱……而张世刚书法能得净、淡、逸之风神，则又与其心态和精神追求相关。

　　张世刚在其画作《双雀红柿》有跋语曰：“书画一道各有门庭，有着调及不着调者，刚属后者，诸君以为然否。”以“着调”“不着调”作为品鉴书画之法，并将自己归为“不着调”者，如此近乎游戏品鉴方法，已经将自己的平常洒脱的心态表露无疑。

　　于精神追求而言，张世刚对佛教的皈依与体悟，使其心自然平和，由此发而为书，则能淡雅自然，清秀古雅。张世刚潜心礼佛，以大智慧得大自在。其所撰书《王前先生明心记》云：“是岁腊月廿三日，王前公礼请慈法法师应供。斋间，王公偶举言：‘知法身尚须修报化。此语不当。三身本不相隔断。’师云：‘随喜即脱’随闻者皆喜之。刚驽钝不明，虽归三宝有年，愧于宗教未曾少涉。闻吾慈师与王公赞许之语，深自为公欢喜庆慰。念公平生一向精进，广参于宗门，深究内典，礼赞诸德，每逢善举，常以普贤原行，顺发随喜之心。因能护获斯大公德庄严之相，实乃希有难能之贵。此之一会，余有幸亲所视闻，并一笑记之。即应王公之属，更为刚日后行持之策也。”其心境由此可见。

　　心达清净自在之境，书亦得自然淡雅之境，故其韵致也典雅，其神采也悠远。自然清雅、平淡天真亦堪为张世刚书法之文化品格的外在表现之一，亦可换言曰张世刚书法之净、淡、逸系回归古典文化的结果。王登科先生论及张世刚的书法曾说：“张世刚书画风格清秀隽永，古风盎然。这与其对传统的尊重和追随精神是一致的。功力深厚，气格华滋。由于对传统文化的深谙和心仪，使得其作品有别于时下流行的书画风格，被公认为最具‘古典精神’的文人书画家。”余深赞同之。

　　张世刚染翰数十年，于书法一道有诸多思考，盖其述而不作，故所见殊少。然偶有一两条者，则可见其精辟。张世刚在临《董其昌临柳公权兰亭诗》后作跋：“柳公权墨迹传世者少，所见惟蒙诏帖及兰亭诗，而兰亭诗字多最能映现柳书神貌。然辗转于今，亦难见本来。得香光之临本而习之，是为入其堂奥之捷径，由此可见，传承乃学书之重中之重也。”其学习之法，可为借鉴焉。

　　张世刚亦长于画，其作画以文人画入手，取法宋元，下及明清，或山水、或古木、或竹石、或花鸟，多以水墨或设色写意为之。画中多有诗格，亦能疏淡随意，一如其书之淡雅洒脱，意境简远。于近人，张世刚极喜齐白石先生，一些写意作品更得白氏风神。由是可知，张世刚于书画之取法是多元的。然不论如何取法，写胸中之意则是其画之核心所在，书法或绘画仅为其抒写胸中意象的载体而已。

　　以张世刚之书画比之于古人，是否能为史所留，则需要时间验证，为文者亦无需过多夸饰。然可知者，张世刚找到了一个亲近古人又能区别古人的方法，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或言其于古人尚有距离，如何将这个距离拉的更近一些，如何跨越这个距离，则需张世刚以后的的作品来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