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高江村的书画小算盘

　　刘九洲

　　一：《江村书画目》解密

　　高士奇(1645-1703)，号江村，是清代早期著名收藏家，他在康熙10年得遇康熙皇帝，此后十八年间为内臣，炙手可热。康熙27年，高士奇被人弹劾，返回乡里，5年之后，再次被召回大内，又三年，高士奇再次辞归。康熙下江南，高士奇多次接驾。康熙41年，任命高士奇为礼部侍郎，高士奇未赴任。康熙43年，高士奇去世，康熙亲撰悼词。高士奇不是两榜出生，却深得信任，康熙与他后来事实上存在私人交情，罗振玉说，“此千古之奇遇”。

　　高士奇首先是康熙初年的政治参谋，这一点几乎没有人提及。高士奇晚年，第三次入住大内，康熙带着高士奇游畅春苑，问他，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高士奇答：“尚忆创造大略”。不参与康熙初年的政治事件，不能答出这样的话。弹劾高士奇的人，说他贪污，康熙却说他“忠孝节义”，这两个评价相差太大，其中原因，在于康熙看的是高士奇参与政治事件的大节，弹劾高士奇的人，是看到他收取贿赂的一面。从《江村书画目》中记载的那些古代书画昂贵的价格来看，高士奇一定是另外搞钱了。

　　高士奇与康熙还有诗文交往的关系。康熙41年，康熙当众说，“得士奇，始知学问门径。初见士奇得古人诗文，一览即知其时代，心以为异，未几，朕亦能之。士奇无战阵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学问者大也”。这事体现了高士奇有灵活的头脑，他把不入门的康熙，引导到诗词入门，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相比之下，乾隆的诗词就一塌糊涂，惹后人嘲笑。而康熙写诗给高士奇，也许不全是挂念他，应该也有向他展示一下“看我最近诗词有进步了”的意思。而这种得意，康熙除了向高士奇展示，别处无人可说。

　　高士奇与康熙皇帝相处久了，自然深知康熙优点与缺点，因此，私心应该有点拿康熙皇帝当一般朋友了，也就有小算盘了。这个意思，就是通过《江村书画目》流露出来。《江村书画目》是在康熙44年编定的高士奇私人书画账本，记载了买进价格和真赝判断，从时间上看，这是高士奇死后，他家里人编的，但是依据高士奇手迹，应该无疑，因为口气和那种书画小心思、小算盘，是编造不出来的。全书分为9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进”，就是送给皇帝的，一共51件书画，其中注明赝品的有31件，注明真迹的只有4件，其余没有说明，编书的时候书画应该已经送进皇宫了。而这一类别的书画不仅赝品多，而且价格便宜，最贵一件是20两银子，与他“永藏”类书画，动辄几百两银子，完全不是一个价格级别。20世纪初，罗振玉发现这个账本，在题跋中愤愤不平，大骂高士奇，觉得高士奇这样做简直可杀。好东西自己留着，赝品都给皇帝，而且那皇帝是给了他特殊君臣关系——被罗振玉称作“千古奇遇”的皇帝，想来高士奇真是胆大——这里也可以看到他参与政治的胆识，绝对不是普通的文学侍臣。

　　从高士奇对康熙的了解来看，他这样做，其实体现了爱书画人的小心思、小算盘，那就是皇帝反正也不懂，给他真迹与给他赝品，其实差不多，让他从赝品慢慢学起来吧！

　　现今有些出巨资购买古代书画的人，其处境与康熙类似，就是内行看准了他其实不懂，好东西给他也可惜了，于是给他赝品。《江村书画目》中的那些赝品，其实也是高士奇自己学习鉴定的阶梯与范本。

　　康熙的书画鉴赏眼光确实一般，他总说高士奇书法好，但是看看董其昌《金沙帖》后高士奇多处题跋，那书法完全说不上好。康熙这样的眼光和品位，给他古今真迹，其实也是无益的。想来高士奇和康熙谈书画，一定眉飞色舞的谈了很多次董其昌，康熙这个高士奇的文化粉丝，就盲从了，一生宣扬董其昌，按照康熙的眼光，他绝对不可能判断董其昌水平。这样看来，高士奇的真实价值，是康熙皇帝与汉文化之间的桥梁，从这一点上看，高士奇在康熙朝的特殊地位是可以理解的。

　　二：高士奇的滑铁卢

　　任何鉴定家都会失误，考察这些具体的失误点，就可以探知鉴定家的知识结构缺陷。高士奇是清代早期最重要的收藏家，他在那个时代的古代书画鉴定领域，简直像军事上的拿破仑一样，战无不胜，而且创造了不少经典案例，总结了一些有规律性的东西，但是，高士奇也有他的滑铁卢。他的滑铁卢，来源于他知识结构的局限性。

　　他的滑铁卢是什么呢？有两个重要作品，他鉴定失误了，而且都是顶级作品。一件是目前收藏在南京大学的五代王齐翰《勘书图》，这件作品，目前学术界公认是真迹，但是《江村书画目》中，记载此画买进价格仅8两白银，高士奇将此画放在上进皇帝那一类，我们知道，那一类书画绝大多数都是赝品，高士奇鉴定失误，导致他把这件顶级作品，阴差阳错送给了康熙皇帝。这是一件极其珍罕的五代绘画，其主要特征，就是屏风山水画面元素之间，有点各自为政、甚至有点互相冲突，这与北宋宣和画院之后那种唯美画面，不是一种绘画思路。五代真迹如赵干《江行初雪图》、黄居寀《山鹧棘雀图》，画面元素都是各自为政、互相有点冲突，而高士奇理解的绘画史，没有这种不和谐成分，他以为美的东西，就是彻底和谐、美妙的，没有一个发展过程，这就是不了解历史的真实过程，因此，在这里他失误了。

　　与此失误类似的，是现藏北京故宫[微博]的唐代柳公权《兰亭诗》，这卷作品，《江村书画目》中放在了“永藏”类，但是却又说“可以割爱”，高士奇出现了鉴定上的摇摆。为什么呢？因为柳公权《兰亭诗》中有一些我们今天认为的“俗笔”，那就是用笔起伏太大，还有故意的战笔现象，这都是宋以后书法中不允许的细节，但是在唐代，书法还没有那么多忌讳，不仅柳公权这样写，如果《忠义堂法帖》中的颜真卿书法，都有墨迹传世，其中不知道有多少“俗笔”出现。由于高士奇缺乏完备的历史信息，以为历史是如此的干净，不相信历史上会出现这种与清初观念不符的“俗笔”，于是他出现了摇摆。

　　这种对书法史不清晰的思维，高江村不是第一个，在他之前就有，而且他还影响了清代一批鉴定家，到了民国，吴湖帆也是高江村鉴定思想的忠实传人，这个思想到了徐邦达那里集大成。所以徐邦达写文章真诚反对《兰亭诗》，认为那是完全不对的，虽然上面宣和印章俱全、虽然董其昌强烈称赞此作，将其刻在《戏鸿堂法帖》中，但是徐邦达与他们思想无法无法接轨，当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徐邦达认为他是对的，赵佶、董其昌的意见都是不被考虑的。20世纪《兰亭诗》真是运气不好，直到2011年的《兰亭大展》，《兰亭诗》才开始公开展览，柳公权真迹始绽光华。

　　如果我们再考察高江村一次杰出的鉴定，更加可以理解他的这两次重大失误的原因。在《江村书画目》中，有《盥手观花图》册页，目前收藏在天津博物馆。这件册页在清代早期，没有任何鉴定印章和落款，但是高江村看了之后，敢于收藏，并且写了三页题跋，表示这才是古代顶级好画。这件确实是南宋早期册页，南宋时期，画家已经把画面美丽、和谐，是高江村熟悉的审美思潮，而不是唐代、五代带点原始真实气息的作品，在他熟悉的审美领域，高江村敢于相信他自己的眼睛，不要题跋也不依靠印章，他就收藏了，而且敢于长篇题跋作保证。但是五代绘画那种原始气息，让他缩手缩脚，犹豫再三。

　　在古代绘画鉴定的最核心领域，经验、勇气、财力，都不是最关键因素，掌握一个与客观艺术史接近的模型，而不是狭隘的、自我的审美模型，才是这个领域最重要的武器。这就是高士奇的滑铁卢给鉴定学者最大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