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瓷器墨书所反映的称谓文化(提)

图1 图2 图3

　　——“奴”、“孙”、“驴”、“歹”等墨书并非蔑视含义

　　元代瓷器墨书所反映的称谓文化 (上)

　　北京 李旭

　　当今出土的元代瓷器标本之中，有些带有墨书的题记。这些墨书文字的内容涵盖人名、年号、馆肆、店铺、吉语、图案、八思巴文、八思巴文加汉字、画押、绰号等等。其中，人名绰号类的墨书，以它独特的内容，让人过目难忘！中国的北方地区，尤其是内蒙古集宁路、燕家梁遗址出土的数量较多的这类人名、绰号类瓷器墨书标本，为我们系统地研究元代社会的称谓文化和准确解读它们的含义，提供了珍贵的素材。

　　这些出土的似带有绰号性质内容的人名称谓墨书有：“陈 天下奴”(图1)、“受孙”(图2)、“山驴”(图3)、“李黑驴”、“李典驴”(集宁路遗址)、“蛮子”、“刘黑牛”、“张明安 嗒嗒歹”(图4)等。根据元人的称谓文化，带有“奴”、“驴”等名字的称谓，在当时使用十分普遍。有的研究者认为这些带有“驴”、“奴”、“歹”字墨书称谓瓷器的主人是元时期的蒙古人和色目人，这些名称是由地位低下的汉族文人给他们起的带有蔑视含义的人名称谓。

　　笔者通过对这些标本的仔细研究，并结合《元史》、元杂剧和元代称谓文化的研究，认为上述的论断并不正确，它们并不带有任何蔑视的含义，而仅仅是最为常见和使用普遍的人名和绰号。物主自己或请人将带有这样字眼的自己的名称堂而皇之地写于日常使用的器物之上，如是蔑称，于情于理也都解释不通。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些带有“驴”、“奴”字人名、称谓的对象，相当一部分可能是汉族人而非通常认为的全部是蒙古人、色目人等少数民族。

　　陈高华在《论元代的称谓习俗》中指出，元代下层百姓，给孩子取名，一类是以动物名为小名， 如“驴哥”、“驴儿”、“百家驴”、“顽驴”等等。以动物为小名，是希望孩子容易养活。而下层百姓中很多人，成年以后，仍沿用小名，没有大名。比如《元史·刘黑马传》中记载的汉族裔征西大将刘黑马。刘黑马的父亲名刘伯林，金末为威宁防城千户，蒙金战争中力屈而降，受到成吉思汗重用，出入战阵，立功实多。其子出生时，家中一白马产黑驹，因以“黑马”为小名，从此刘黑马的名字就传开了，没人再叫他的大号。这让我们容易理解上文中“李黑驴”、“刘黑牛”等名称的由来和使用该名者的民族属性。而以“奴”字命名，则有几种情形。一种为元人为子女所起的名字；另一种出现“奴”字的情形为妇女用名。元代的妇女常用“娘”、“儿”、“哥”、“奴”等字为名。而成年以后，继续使用小名的情况也比较多。平民女性名称中，有“赵莲儿”、“刘婆奴”、“高唤奴”、“李丑哥”、“刘寺奴”等等。最后一种是少数民族名称对译成的汉字。元时期，蒙古族、色目人等少数民族的汉字名称，是根据本民族人名发音对译成的汉字，这里面包括“奴”、“驴”、“歹”等字，但并没有任何蔑称的意思，因为不仅是元代的平民百姓，即便作为元代高级官吏，也常有这样的名称。《元史》中有“以江浙行省左丞相墨驴为中书平章政事”、“帝又下诏和解之，顾乃戕杀诏使天下奴等，而跋扈之迹成矣”，其中所称的都是当时身份很高的官员。此外，以“奴”、“驴”为名者，在元代贵族中比比皆是，在《元史》中也屡见不鲜。而《元史》和燕家梁出土的这类称谓墨书瓷器标本中，都有“天下奴”，也反映出这一名称使用的广泛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