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上海中国画院花了5年来筹备

画院成立大会

　　上海中国画院从筹备之日算起，到现在已经有30年了。从画院正式成立算起也有25年，为什么筹备的时间要花5年之久呢？因为中间恰好遇到了“反右”斗争。

　　解放之初，社会上早已流行着对中国画家的评价，最普通的即所谓“北齐(白石)南黄(宾虹)”之说。对齐白石没有什么说的，因其画风能够达到“雅俗共赏”。但对黄宾虹却众说不一，有人认为他的画太黑，甚至是“满纸黑垢，不成画理”。1954年，我在上海为黄宾虹先生举行画展，却受到很多指责。后来把展览的100多幅作品结集出了一本画册，倒也得到好评。人们对宾翁山水画的认识，得力于海外有识之士的启迪和宾翁德高望重的社会影响，遂蔚然成风。华东文化部赠给他“人民画师”的极高荣誉，逝世时也备极哀荣。当时有一种极“左”思潮，甚至有人要改中国画为彩墨画，这使一些老画家气愤至极，这不仅仅是一个名词之争，更牵涉到中国画是否应该独立存在的问题？有人认为中国画和中医差不多，是不“科学”的；若以自然科学来衡量中国画，当然有违“科学”的道理，如果说是“艺术科学”，就更加符合艺术规律：如突破空间的限制，是西洋画想突破而未能突破的。

　　毛主席针对国画不受重视的现象，在杭州会议上带有启发性地提问：“难道有共产党员不要中国画的吗？”我没有参加杭州会议，不晓得是否符合毛主席所说的原意。周总理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在北京和上海各成立一个中国画院：北京的中国画院成员由住在北方的著名中国画家组成；上海的中国画院成员由住在南方的著名中国画家组成。周总理这个设想后来因发生反“右派”运动，再加上别的一些原因，北京中国画院只吸收北京市的中国画著名画家参加，上海中国画院也仅吸收上海的国画家参加，其他省份的著名中国画家都没有到上海来，所以改变了前议。周总理这一建议在最高国务会议通过后，文化部刘芝明副部长经办，决定北京由叶恭绰先生负责筹备北京中国画院工作，崔子范同志负责画院常务工作和协助叶先生工作。上海中国画院筹备工作由我负责。1956年7月成立筹备委员会，当时党员方面由吕蒙、涂克同志参加，富华同志协助。参加筹委的，开始时有上海著名中国画家和外省的傅抱石、潘天寿等人。

　　首先需要研究的是“职称问题”。根据历史记载：北宋和南宋都设有画院，有侍招、待招、画师、画士四等。画院与翰林院都是皇帝御用机构，和我们现在所要成立的中国画院在性质上完全不同，我们成立中国画院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我们虽借用画师、画士两种职称，但名同实不同；我们所谓画师、画士是赋以新时代的含义的。我们将画师、画士两种职称的想法报请文化部批准。文化部后来决定：画师相当于教授和博士，画士相当于讲师和技师。还批准在上海新建一所中国画院，每位画师有一个带卫生间的画室，负责培养一名学生。在画师中又分为专职画师和兼职画师。参加上海中国画院为画师的、已逝世的有著名中国画家：傅抱石、潘天寿、陈之佛、丰子恺、冯超然、吴湖帆、贺天健、钱瘦铁、谢之光、张聿光、江寒汀、张石园、樊少云、吴琴木、郑慕康、李秋君、陈小翠、庞左玉、陆小曼等等；尚健在的著名中国画家有刘海粟、林风眠、唐云、王个簃、谢稚柳、朱屺瞻、陆俨少、吴青霞、程十发、陈佩秋、关良、伍蠡甫、应野平、陈秋草、俞子才、黄幻吾、陆抑非、周鍊霞、朱梅村、沈迈士、邓怀农、刘旦宅、胡若思、张雪父等等。著名书法篆刻家、已逝世的陈尹默、白蕉、陈巨来等，尚健在的有叶露园等。虽然，著名的中国画家极大部分已参加上海中国画院，但却有为数众多的中国画工作者或爱好者想进中国画院来工作。上海市委和市政府考虑到上海中国画院是一个专业机构，不可能容纳太多的中国画工作者，便由上海市教育局负责安排大部分中国画工作者到中小学任美术教师，还有一部分由民政局分配到适合他们的机构工作。但仍然剩下一部分中国画工作者愿意以画檀香扇为生。后来，檀香扇受到帝国主义封锁没有销路，因此每把檀香扇画工为4分钱，由上海王星记和苏州扇庄收购。与此同时，上海民盟组织和工农民主党先后吸收他们为盟员与党员。“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由于“鸣放”，即酿成所谓“檀香扇事件”，成为上海美术领域“反右派”斗争的一件大事。这是上海中国画院在徘徊时期所受的一个很大挫折。1960年6月，画院正式成立，陈毅市长为上海中国画院亲笔题名。当时被聘为画师的有69人。在十年浩劫期间，上海中国画院的画师再一次受到“四人帮”更大的冲击，很多上海著名中国画家都经受不了这场狂风暴雨的打击而先后逝世了；仅存的硕果，也伤痕累累。这正是：“迷离一片忆旧痕，是非曲直总成文；说是右来却是左，痛饮离骚酒一樽。”(赖少其)

　　1985年3月26日

　　(本文选自《上海中国画院1956—2004》，题目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