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于希宁艺术研究》：徒此挹清芬

　　耿 晶

　　在《于希宁艺术研究》近20万字的书稿付梓之前，得以先机浏览一过，所获心得及体会，的确匪止“先睹为快”四字所能包孕。而且不得不承认，翻开这部书稿的同时，对于希宁老人的回忆，反而代替了书稿本身带给我的吸引，最先进入我的视野。

　　说起来，我与于老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谋面，已是6年之前。2007年深秋，与外子重回泉城，应邀至山东艺术学院美术系教授，也是于希宁老人的外甥沈光伟先生家中品茶读画。一番盘桓，宾主尽欢。兴尽欲归之际，沈先生将所藏于老近期所作梅花册页郑重捧出，徐徐展卷毕，仿佛凿开暗昧，乍见光华，在场的每一个人也随之屏敛声息，一切与语言有关的赞叹或者评骘，都谦恭地退隐或消散于空中……

　　呈现在眼前的梅花，仿佛摒弃了章法、形似、色相，只剩下一团清逸之气，一股幽韵冷香，一掬棱棱风骨，一点神光离合……你无须再谈论图式的构成、疏密的韵律、笔法的节奏、色墨的浑融，这一切都被没有预设和意图地熔铸于精纯的笔墨之中，在有限的尺幅当中，我们觇见的不仅是冰柯玉蕊，更是象外之象，境外之境，甚至，是闳洞无边的太虚之体。

　　很难用语言来精确地描述彼时的感受。一句“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似乎不足以全部指涉，或者，有类于苏轼论柳宗元诗的“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

　　还是陆机所说的“郁烈之芳，生于委灰；繁会之音，出于绝弦”？或者，仍是恽南田在展读元人画的“神惊意丧，不知其所以然”，能够与之相仿佛了。主客双方不约而同的噤声和与肃穆，不正是对这句话最有力的注脚吗？杜甫描绘公孙大娘长安市上作剑器舞，观者非但不是群情激昂，反而颜色“沮丧”，至此，对老杜体物摹情的笔力终于有所领会。

　　次日，遂在沈光伟、沈颖父女以及山东艺术学院副院长张志民先生的陪同之下，一行前往千佛山医院探访于老。那时于老已经在医院疗养不少时日了，沈光伟先生告诉我们，在95岁于老的记忆和行为里，除了画画，已经几乎没有其它多余的内容了。虽然已经有所想象，一进病房，还是被一种氛围和气息震动了。房间很轩敞，室内窗明几净，临窗设画案一张，素纸展于上，笔洗侍于侧，一枝长锋斜卧于笔山之上。显然，昨日寓目的梅花，就是诞生在这一张画案上了。淡淡墨香、花香萦绕一室，没有一丝令人不快的气味和景象。于老倚床头半卧着，头戴一顶线织小帽，颜面红润，有若孩童。而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的，也是稚子一般纯净和温润的光彩，除此之外，还多了几分悠游不迫的蔼如。我们趋集床前，执手问候，他静静地聆听我们的介绍和问候，一言未发，平安颌首而已。当他将目光缓缓地逐一扫过我们每一个人的脸，我仿佛感到春风拂面。从他的目光中，我看到的是与岁月同脉动的一种不惊不搏，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那一份天真烂漫，生灭荣枯一一阅尽，刊落声华之后的一份泊如。我不由联想到昨日的梅花，一时间若有所悟。在于老的笔下，梅花被凝炼为一个意象符号，也化约为人格和性灵的表征。应该怎么说呢？于老即梅，梅即于老，于老爱梅，也就是对艺术和人生恒常如一的珍摄。庄周梦蝶，栩栩然不知蝴蝶即庄周，还是庄周即蝴蝶，而“自喻适志欤”的恍惚悟觉，于老又岂能不谙个中滋味？否则，何来“我爱梅花梅爱我”，以及“三魂(“梅魂”、“人魂”、“国魂”)共一心”的反复吟讴？

　　对于老的最后一瞥，定格在我的记忆里，数年来始终如在目前。当其他人和于老告辞，离开病房的时候，沈颖和我仍觉得不舍。她转身回去，在于老耳边大声说，舅姥爷我走啦！顺手拿起床头柜上的山楂片，取一片塞在他的手中，于老则像个乖巧的孩子，顺从地举着这片圆圆的山楂片，保持这个姿势一直到目送我们离开。

　　返回京城两月后的一个晚上，收到沈颖的手机短信，于老于12月29日在睡梦中辞世。魁斗星沉，艺林震悼。

　　日月奄忽，不觉去于老殂谢当年已逾五载。2013年癸巳，也就是于老诞辰100周年之际，各种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也在各地辐集，其中最为隆重的当推由文化部和山东省政府举办的纪念大展。而这部《于希宁艺术文集》的版行，也属于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虽然这本书伴随着于老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活动面世，但实际上，这本书的缘起，也就是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的学术动机，却早已发轫。作为于老的家人，作者自然参与并观察了于老的生活，记得在同窗时，她曾不止一次提起于老的其人其画，包括生活常态中的种种趣事，至今回忆起来，依旧謦欬音容，宛然如在。然而，这种亲情的沾溉，所谓近水楼台，可以视做一个机缘，却不能被当做动机，“近”有时反而会带来短视和偏见，遮蔽和障碍了研究境界上的“远”，或曰“极深研几”——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中，学术动机应当是一种征实与穷理的精神诉求，对艺术家研究来说，就是对其生命情调的吸引与艺术境界的向慕。令我欣喜的是，我从全书的结构与叙述中，分明看到了这一点，它无处不在。这无疑是作者学术修养和经验积累的一个体现。毕竟，作为一个才情富赡、哀乐过人的女子，面对曾与之休戚相关的研究对象，能够将自己个人的情感与倾向，有节制地隐藏于刻画与状写、叙述和辨析的肌理之中，使“客观”成为一个原则性的标记，是一桩多么难能的事情。

　　作为一个以西方美术史为专业背景的学子，作者从原先的知识准备和学科方向中抽离、转出，其中的得失，想来必有旁人不侔能道的一番体会。从五年前为这本书作口头擘画，直至形成今天手中这部近20万字的初稿，不难想象，其间经了持续的积累，才有了今天所呈现的面貌。这是一段漫长的行程。理论框架曾反复斟酌，叙述脉络曾一再推敲，结构与章节曾一再调整。自然，困乏之感也几乎伴随了整个行程。力有不能及，于是时时见出踟蹰——这除了缘于一系列的难度，比如对漫汗材料进行甄选和掌握需要识力，生平的追溯、交游行谊的辑佚需要时间，文本的解读与分析需要功夫。另外，还缘于深入研究对象之后的陌生感：这毕竟不是一位普通的画家。作为一位画外修养深厚的艺术家，于老自陈自己的绘画创作“是沿着诗、书、画、印相融的艺术道路走的，相互借鉴、相互融汇，互为因果补充”，以他的实践来看，于老对传统的尊重与理解，对融汇与新变的执着，真有可谓“深固难徙”者。另一方面，这又不仅仅是一位画家。他对画史、画理、画论的用力之勤，研求之深，不乏有令我辈赧颜之处。他终其一生在美术教育事业上孜孜矻矻的奉献，更已是艺林共同的史实与记忆。对这样一位艺术家，如何能够在有限的篇幅之内，剥肤存液，刺入题扃，见出其人的风神与心魄？以《于希宁艺术研究》为题名是一个观照范围的边界，而对于老来说，“艺术研究”却是无法以自身为边界的。毕竟，于老的艺术，不独是绘画的艺术，又是人生的艺术，也是社会的艺术。它们水乳一般交融，你很难单纯谈及一点而不触及其它。对任何人来说，这都不是一份轻轻松松就能完成的答卷。

　　在书中我们看到，作者以“画学思想研究”、“艺术风格研究”、“教育思想研究”三个篇目构建了全书的叙述框架。在具体的论述中，三个问题在各自展开的同时又不断地彼此发生呼应和投射。实际是，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三个各不相同而又互相交叉的视点，与史家的“互见”相类，有裨于对象获得较为立体的呈现。“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通过此书了解过诸多面向之后，才会发现隐身在叙述策略之后的纲领：一个朴素然而光明俊伟的人格。无论是对其绘画风格的审美分析，“三魂一心”思想旨归的阐发，还是教育理念的“闳约深美”的标举，无不最终指向这一个归趣：昂扬不坠的人格境界与沛然莫之能御的生命力量。我们或许可以借助作者的思路和视角，重温“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这一价值序列，我相信，它终将会成为我们在喧嚣时代最深刻的反思，尽管这一天并非指日可待。

　　沈颖大学时期与我同窗，同寝室，不过我自负对她的“知其人”，有旁人不能及的内容，倒是与这一点无关。其人堂庑阔大，胜过须眉，聪颖而绝假锋芒，浑厚而不失细腻，待人接物一派天然率真。古人说“修辞立乎诚”，归根结底仍是对著述者人格意境的期待。画如其人、或者文如其人的古老命题固然有其成立的限度，而在此种意义上，不妨作常情常理观。气质、禀赋与学术水平的关系并不直接，但最终决定着学术境界。章学诚区别“学”与“功力”，以为：“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文史通义校注》内篇二《博约中》)功力赖有时间中的积累，性情则惧怕时间中的磨蚀。就以此话作为我们共同的惕励吧。

　　过去的数年里，我时常在电话中与作者一起剥理与这本书有关的甘苦，至此似乎可以告一段落。我知道其间苦闷不时过访她的书斋，叩门的还有孤独。我不能确定我是否给过她踽踽独行时的跫响，然而她表现出的坚忍和豁达的的确确润泽了我的生活。我尤其乐于听到她以自嘲来总结自己的劳作，确实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对应的只是她学术生命中的一个起点，更为漫长的前路，仍在等待足迹的到来。

　　2013年2月16日

　　(耿晶  文艺学博士、《中国美术馆》月刊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