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向春：也谈《大报帖》

　　柳向春

　　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一衣带水，都是书法大国。对于两国书法发展影响尤大者，莫过于“书圣”王羲之了。所以，自从1月份媒体报道了《大报帖》的发现以来，中日书法界便掀起了一股新的王旋风来，引起了两国各类媒体的争相报道。而在此时推出的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书圣·王羲之”特展，尤其值得瞩目。在这个特展中，新发现的《大报帖》，显然就是其中的焦点了。

　　关于这件作品，《东方早报·艺术评论》刊出的专稿中有介绍：“摹本并不大，写在长25.7厘米、宽10.1厘米画有竖线的纵帘纸上，和摹本一起的还有日本幕府末期至明治时期的古代书法鉴定大家古笔了仲写有‘小野道风朝臣’的鉴定书。”内容其实也很简单，只是寥寥三行二十四字而已。但如果这件作品，真是如日本方面所说，是王羲之手迹的唐代摹本，则无论对于书法史研究还是对于王羲之研究，无疑都是一件重要实物。不过，王羲之作品真迹，早就湮没无传，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这些摹本、拓本，与其原作的距离到底有多少？是谁也无从去判断的。早在唐时，柳公权就已经对于右军的法书辨别不清，而为后来的米元章所笑了。而《淳化阁帖》也每每为后人所讥，以为精赝杂糅。可见判别书迹之不易。那么在时隔千年之后，我们又怎么能轻易去认定或者否认某一帖是否某人所书呢？这个工作，还是需要多多沉潜，多多研习之后，才有可能做出较为客观的判断吧。

　　对于这件作品是真是伪、是早是晚，我完全不具备判断力。但通过关注报道，我个人觉得从相关文献考证方面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 关于“纵帘纸”

　　宋赵希鹄《洞天清录集》中说“北纸用横帘造纸，纹必横……南纸用竖帘，纹必竖”。后世很多人都以这个说法作为其区别横纵帘纹和造纸地区的理论依据。但实际上，无论南方还是北方造纸，只有帘粗细之分，绝不会存在横纵之分。因抄纸的关系，每张纸上，横纵纹应该都同时存在，但可能因工艺等关系，尤其是编织抄纸用的竹帘(或其他帘)的丝线纹，在有的纸上较为明显，有的则相对没那么清晰。而对于竹帘纹(或其他帘纹)来说，所谓的横纵只是一个伪命题而已，因为这个横纵显然是取决于写字或观看时的方位而已。因此，这次关于《大报帖》的报道中，“纵帘纸”实在是一个错误的提法。而那种唐代才有“纵帘纸”，宋及宋以后就没有“纵帘纸”的看法，更是错得离谱。

　　二、 关于“勒成行道”

　　不过，后来东京国立博物馆陈列品管理课长、中国书法史专家、这次东京国立博物馆“书圣·王羲之”特展的策展人富田淳先生又根据新的认识，否认了“纵帘纸”的提法，认为包括新发现的《大报帖》在内，还有《丧乱帖》、《妹至帖》、《孔侍中帖》等，纸上所遗留的竖纹，应该都是中田勇次郎所认为的“勒成行道”的做法。我们知道，“勒成行道”，是宋代米芾最早说的，他在《书史》中说：“古人勒成行道，使字在筒瓦中，乃所以惜字。今俗人见古厚纸，必揭令薄方背。若古纸去其半，损字精神，一如摹书。又以绢帖，勒成行道。一时平直，良久舒展为坚，所隐字上却破。”我们仔细来阅读这段文字，可以知道两点，一、“勒成行道”是在厚纸的基础上形成的。二、“勒成行道”，也可以通过背裱绢来实现。而其目的，则无疑是为了保护正面的字迹减少因来回卷舒而产生的磨痕。从字面上理解，中田先生提出的看法应该是符合米芾当时的描述的，但问题在于即便是米芾自己，似乎也不采用这种方法来保存书法。同样在《书史》中，米芾提到了自己的保护方法：“余每得古书，辄以好纸二张，一置书上，一置书下。自傍滤细皂角汁和水霈然，浇水入纸底。于盖纸上用活手软按拂，垢腻皆随水出，内外如是。续以清水，浇五七遍，纸墨不动，尘垢皆去。复去盖纸，以干好纸渗之三张，背纸已脱，乃合于半润好纸上揭去背纸，加糊背焉。不用绢压四边，只用纸，免折背重弸，损古纸。勿倒衬，古纸随隐便破。只用薄纸与帖齐头相挂，见其古损断尤佳，不用贴补。”他只是说重新裱褙，却并未说要“勒成行道”。再者，如果是采用这样的保存方法，那这些勒出的行道，应该是根据书迹的宽度而随时调整，至少应该最大限度地避免在字迹上勒道才对。但我们观察这些所谓存有这样“行道”的实物，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而是很多字迹都会被行道穿过，有些地方墨迹已经因此而变淡甚至脱落。也就是说，似乎没有完全达成初衷。更为奇怪的是，这种保护方法，早期似乎除了米芾，再也无人提及。而后来，也不过是李日华在其《六砚斋笔记》卷二中在记述王羲之《干呕帖》的时候，说其上保存的元代乔仲山题跋云：“于书行空间，直界成路，盖谓久而卷舒，恐致褙绢丝纹磨损字面，故置之书筒而秘之。”但仲山的这个说法，却遭到了明代文彭的反驳，他认为：“其直界成路，乔仲山以为置书筒中者非也。故人宝爱名帖，常以自随，如王世将得索靖《廿四日帖》，置之衣带中，至宣和中，折痕犹在，即此类也。”可见，“勒成行道”这个做法，并不能得到文彭认可。再考察我们国内现在留存的唐代墨迹，似乎存在这一做法的实物也是极为罕见。不过根据富田淳先生介绍：“现存日本的日本古法书中，留有折痕的遗例不少。以光明皇后(701-760)的《乐毅论》为首，同样传为光明皇后的《杜家立成杂书要录》，空海(774-835)的《聋瞽指归》、《崔子玉座右铭》，传为嵯峨天皇(786-842)笔的《李峤杂咏》、《光定戒牒》等的表面，也可认出明显的折痕。这些折痕，也许是反映作为古法书的保存方法之一，勒成行道传到日本，在日本被实践的例子。”但这些留存，究竟是折痕，还是如同智永《真草千字文》般的界行，抑或是保护措施，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

　　三、关于用纸

　　这次《大报帖》的用纸，格于私家藏品，且传世至罕，暂时无法进行科学检测，因而不知其详。但既然认定其为唐代双钩摹本，那对于用纸的鉴定，无疑是帮助这一立论成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手段。学者王明《隋唐时代的造纸》一文中，针对当时的用纸情况，在统计的基础上，做出了一个判断，云：“唐代书法家写字多用麻纸和楮纸，搨书则用粉蜡纸。”王明又说：“我们知道唐代君主贵族官僚的各种文书用纸是有严格区别……从此可以明了一个基本的情况：麻纸、藤纸主要为当时皇帝的文书用纸，金花绫纸为给将相及外藩作文书用。”而宋代时人因见过实物较多，对于唐代的用纸情况也多有记载，如苏轼《东坡题跋》卷四“辨法帖”中说：“余尝于秘阁观墨迹，皆唐人硬黄上临本。”宋董逌《广川书跋》卷六“硬黄”条：“硬黄，唐人本用以摹书。”卷十“为张潜夫书官法帖”中也说：“其后得秘阁墨书，校其字画，皆硬黄摹书。”宋赵希鹄《洞天清录集》中也说：“硬黄纸，唐人用以书经。染以黄檗，取其避蠹。今世所有二王真迹，皆唐人仿书，非真迹。”可见，宋时对于唐代临摹前人墨迹所用纸张一事，都有充分的认识。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董逌所说的用硬黄纸摹书，似乎不太行得通，因为据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上“论临摹二法”：“临，谓以纸在古帖旁，观其形势而学之。”“摹，谓以薄纸覆古帖上，随其细大而搨之。”故而，董逌所说的“摹”，实际上应该指的是“临”才对。但董逌所谓的“摹书”，可能指的应该就是后来所说的搨，这一点，看他在同书卷八“摹画赞”中所说就可明了。虽然，他在此认为这种做法是“观景而论形神”，只会使得谬种流传而已。那硬黄纸上怎么可能摹书呢？我个人认为，要达成这一目的，还需要一个中间环节，正如米芾《书史》中记载的：“又有唐摹右军帖，双钩，蜡纸摹。”先用蜡纸向搨，然后将其转写于硬黄纸上。

　　唐代的这种做法，十分普遍，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论画体工用搨写”中记载道：“古时好搨画，十得七八不失神彩笔纵。亦有御府搨本，谓之官搨。国朝内库、翰林集贤、秘阁搨写不辍。承平之时，此道甚行；艰难之后，斯道渐废。故有非常好本，搨得之者所宜宝。既可希其真踪，又得留为证验。”虽然他没有提及所用纸张的情况，但根据目前留存的唐代写本实物情况来看，所用为硬黄纸的可能性极大。而现在国图藏开元六年道教写经《无上秘要》卷五十二(楮纸)、龙朔三年皇甫智岌写《春秋榖梁传桓公》第三(皮纸)、初唐写本《妙法莲华经·妙音菩萨品第廿四》、辽宁博物馆藏传世王羲之《万岁通天帖》唐摹本等都是流传至今的唐代硬黄纸实物。所以，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快对《大报帖》的纸张进行研究，实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帮助判别此帖是否唐摹本的方法，而不是仅仅依靠现在的主观判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