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观瓷赏画记

元代霁蓝地白龙纹梅瓶 扬州市博物馆藏 元末明初青花鬼谷出山图罐 2005年7月12日伦敦佳士得拍卖 元末明初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纹梅瓶 南京市博物馆藏

　　王志军

　　初冬时节，出永定门，穿过土褐色的华北大地，在巍峨的东岳俯视下，越黄河，过曲阜。“千里江陵一日还”，300公里时速的高铁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忘了路途上不只有天下扒鸡出德州的山东，还有安徽的符离集，还有过去卖豆腐干、今天琢玉闻名的安徽蚌埠。

　　飞速闪过的蓝色钢梁和钢铁的轰鸣声，让我想起26年前夏天的一个清晨：那时乘火车第一次穿越南京长江大桥，那时浑黄的江水，那时翠绿的钢桥，那时远处的白帆。

　　车窗前飘起梦幻般的淡雾，将早年杭嘉湖平原上的白墙黑瓦和簇簇芭蕉，换成了瓷砖玻璃和辆辆豪车。丝丝轻雾笼罩下的太仓、常熟，似“四王”笔下的春山雾霁和董源画中的潇湘烟雨。

　　观瓷

　　20年前，因上海博物馆乔迁错过了登门学习的机会。这次得以成行，缘于“元代至正十一年青花象耳龙纹瓶”的首次回家，由其领衔的“幽蓝神采—元代青花瓷器展”让我有了一次拜谒他们的机会。

　　“元青花”，这个在几十年前中国古代陶瓷研究领域中还很陌生的名字，今天路人皆知，这要感谢大维德瓶，美国人波普系统研究了瓶上的长铭，奠定元代青花瓷器研究的基础，也把一群群前仆后继的朝圣者引上了知识和财富之路。

　　青花绘“三顾茅庐”纹罐在1994年以792万港币成交，打开了元代青花瓷器财富梦想的盒子。2005年7月让天使和魔鬼一起出来的是青花绘“鬼谷出山”纹大罐，1568.8万英镑(约合人民币2.29亿元)的成交价，至今震撼着人们。

　　沿着元代青花瓷器滋生出的利益链，财富少部分流向真品发现者和经营者，大部分流向赝品经营者和生产者。今天“元青花”的生产者，在解放全人类之前，先解放了自己。

　　元青花瓷器让人爱恨交加，不知道上当者依然在爱，知道上当者只有恨了。上海博物馆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定价280元的首版三千册图录，已被参观者一抢而空，让人们感受到了元青花研究、收藏、投资经久不衰的热度。

　　所有的元青花朝圣者，都有与大维德瓶留影的愿望。可能是外展协议的约束，展厅内所有的照相、摄影企图均被保安拒绝，连那些电视上经常抛头露面的鉴赏名人，也不好意思去和大维德瓶合影。最有成就者，须躲避保安，速战速决，用手机或相机快速抓拍。当然，有特殊关系和机会者例外，要不然、网上为何会有那么多展品的照片呢！

　　初冬的上海，细雨沥沥，观者时断时续。大维德瓶前短暂“空阔”时，我在展厅外用相机记录下瞬间。在展柜散射的光线中，年轻的同事双臂前拢，面带微笑，眼光中的晶莹让我读懂了有种微笑叫“自信”。一位素不相识的姑娘面对大维德瓶，侧仰着头，目光炯炯地凝视着，透过两层玻璃仍能看到她脸上流露的微笑。这发自内心的微笑献给和她没有任何归属和利益关系的大维德瓶，她让我们知道还有一种微笑叫“幸福”，精神境界上的真正“幸福”！

　　没有人要她回答姓什么。

　　朝圣是精神的醍醐灌顶，学习是知识的锤炼磨砺。对绝大多数元青花爱好者而言，首先缺乏的是细致观察。同好路先生在上海住了一周，朝九晚五地待在上博展厅里，在“鬼谷出山”罐上找到了烧作时留下的定稿线。

　　纵观古今中外所有的“探索与发现”，无一例外的揭示了凡是重要的发现都离不开学术的广泛积累和探索的艰苦细致。以元至正十一年青花象耳龙纹瓶为例，在她身上蕴含了丰富信息。她高63.8厘米，颈部对称塑有象首一对，纹饰自上至下依次为缠枝菊纹、仰蕉叶纹、云凤纹、缠枝莲纹、云龙纹、海涛纹、缠枝牡丹纹及杂宝莲瓣纹。瓶颈部的铭文记载下在1351年(元至正十一年)，在这对象耳瓶的颈部，用青花书写了5行62字的款识；“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另一瓶书张文身)喜舍香炉花瓶一副，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针对这些各方面丰富的信息，我们还只是停留在简单的真伪比对上，缺乏进一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这是目前全球唯一的一对带明确烧制纪年的元代青花瓷完整器，为研究元代青花瓷器提供了宝贵的标准。从1929年英国学者霍布逊，到1952年美国学者约翰o波普，根据这对青花瓷瓶，对伊朗、土耳其收藏的青花瓷器排列比对，打破了人们对元代青花瓷器模糊的认识。从此，元青花翩翩而来。

　　大维德瓶走进英国博物馆，已接受了无数人的瞻仰，见过她的国人不少，连仿品都有着相当的数量，但无人告知大维德瓶不是无疵的美器。至少今天回家的这件象耳瓶的一对象耳衔环已失，烧制时釉粘的痕迹仍在。这一瑕疵在印刷品上无法见到，所以，这对大瓶真品的介绍和仿品，都没有提及失去的象耳衔环。这说明了我们在元代青花瓷器的研究上还很功利。

　　因天价成交而使元青花名声大振的“鬼谷出山”故事纹罐也是亮点。人物故事纹饰出现在元末明初青花瓷器上，这不是偶然，它不仅受到盛行的杂剧和小说的影响，其纹饰内容还大多与时事息息相关，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瓷器上纹饰中的人物都充满了悲剧色彩。青花绘“鬼谷出山”纹罐和远在他乡的青花绘“西厢记”纹罐可能是它们之中有着最好结局的纹饰内容。

　　“鬼谷出山”事出《战国策》：战国时的燕、齐交战，为齐效命的孙膑为燕所擒，师傅鬼谷子前往营救。罐外壁的颈部用青花绘海涛纹，肩部绘缠枝牡丹纹，近底足处绘仰莲八宝纹，腹部绘齐使苏代请求鬼谷子下山搭救陷入燕国战阵的齐将孙膑的故事。前面两名持矛的军士开道，一虎一豹拉的鬼谷子端坐车中，一位青年将领纵马擎旗，上书“鬼谷”二字。整体画面青花呈色浓艳略深，画面疏密有致，层次丰富，人物刻画流畅生动，颇具神韵，山石皴染点染的功力深厚，丝毫不逊于元明两代名画家的水平。

　　庞涓和孙膑都是鬼谷子的学生。“孙庞斗智”的故事，几近妇孺皆知，上世纪还拍了电影，庞涓死于马陵道，被人们看做是正义和智慧的胜利。今天的人们过多关注孙膑和庞涓的斗智，而培养孙庞二人和其他人才的鬼谷子，却湮没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鬼谷子是楚人，学识渊博，善出谋划策，兼收并蓄，独立门派。传鬼谷子有弟子500余人，苏秦、苏代、张仪、毛遂、孙膑、庞涓等皆是门下高徒，有《鬼谷子》一书传世。

　　秦汉之后，鬼谷子纵横学说遭贬抑，影响日渐式微。《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名扬天下，鬼谷子之名反被其掩；即使“鬼谷出山”罐的亿元身价，也没有重新唤起世人对鬼谷子纵横谋略学的兴趣，人们宁愿去买拼贴而成的“职场秘笈”，也不瞥眼鬼谷子学说，倒是有海内外知名人士认为《鬼谷子》是国际谋略学的最早论著，许多亚州国家还有鬼谷子纵横术研究院，鬼谷子思想在那里得以传布。

　　绘“鬼谷出山”内容的青花罐现于元末明初，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彼时，群雄逐鹿，能够烧制这类青花绘人物纹瓷器的景德镇窑场，先后被几支农民军控制，形势恰如战国，蒙元政权与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等农民军胶着在江淮平原上。人，成为决定胜负的主因。

　　冷兵器时代，战争需要庞大的军队，而最终的胜利是人的智慧博弈的结果。“鬼谷出山”纹罐在这个时期的出现，体现了当时社会中某一方统治阶层的思想动态。

　　瓷器作为日常生活使用品，是再普通不过的，但把“鬼谷出山”纹饰画在上面，恰又说明了不普通，当时的使用者非富即贵。她能穿越600多年的烟尘，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是我们的福分，更大的福分是她在2005年北京拍卖路演时的零距离接触。

　　如果说，庞涓和孙膑的故事宣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那么，韩信和蒙恬的遭遇则是阐述了历史中“善无善报”残酷真实的一面。

　　从历史价值和艺术水平上综合考量，青花绘“萧何月下追韩信”纹梅瓶是展览中之翘楚。瓶高44.1厘米，外壁用青花绘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情节，1950年出土于江苏江宁县牛首山的明初开国功臣黔宁昭靖王沐英墓中，藏南京市博物馆。

　　元末明初时期的青花瓷器存世稀少，绘人物纹饰者更如凤毛麟角，“萧何月下追韩信”纹梅瓶仅以浓淡变化的青花颜色，便把萧何骑马疾驰，韩信欲乘舟过江的故事情节生动画出的青花梅瓶被陶瓷考古界誉为“天下第一梅瓶”，就其画工而言，不如私人收藏的青花绘“三顾茅庐”纹罐之精美，但品相完整，无残无缺，纹饰的故事情节独到，又为国有博物馆所收藏，堪为国之重宝。

　　“萧何月下追韩信”纹梅瓶纹饰分上下五层，最上面的肩部绘两层纹饰，上层在环绕的变形莲瓣中绘佛教的八宝纹饰，下层缠枝莲纹。瓶底部的两层纹饰，上层连续卷云纹，下层变形莲瓣纹，瓶体外壁中间的大部分画面画的是主题纹饰。画中萧何头戴展角官帽，身着官服，腰横玉带，持鞭策马在树石、竹林间，韩信头扎软巾，身着便装，背手牵马面水于河畔候船，河中一艄公划着扁舟欲来，三个人的追、等、赶之不同神态表现得呼之欲出，宛如以蓝色为墨的精彩画卷。

　　宋元时期的中国绘画已具极高水准，山水、人物、花鸟形成了众多的流派。“萧何月下追韩信”纹梅瓶的绘画水平远远超过了职业工匠。绘画者利用瓷胎水色的特性，以浓青单线勾勒，略淡青色平涂的方法，使画面生动而丰富。

　　瓶体上下边饰的变形莲瓣纹、缠枝莲纹、连续卷云纹和八宝纹为元代青花瓷器上的常见纹饰，与其他瓷器相比，往往大同小异。瓶中的人物纹饰，既是这件梅瓶的灵魂，又是整个元代人物绘画图案中的经典。画面上有山水，人物、花鸟走兽，人物画法沿袭宋制而略有变化，笔墨功力丝毫不逊赵孟頫，松树、竹篁与元代著名画家李衍作品如出一脉，山水坡石由南宋马远、夏圭风格演变而来，绘画水平超过明清两代的窑场画师。这一切，往往被过去和今天的人们忽视。

　　梅瓶的器型出现于唐代，两宋、金元、明清时期用途各不相同，古代文献中称之为“经瓶”，古代墓葬中的壁画上显示出在唐代、辽代、两宋、金元时期的梅瓶主要为盛酒、饮酒用器，各地的窑场也多有烧制，金元时期的磁州窑系窑场烧制有带“内府”和“王府”款识的梅瓶，为盛酒实用器。至明代以后，梅瓶的用途产生了分化，皇宫中依然有景德镇窑和磁州窑烧制的“内府”“御赏”款识梅瓶盛酒。有一部分梅瓶用来作为装饰的陈设瓷，还有一部分梅瓶被赋予了特殊的用途——陪葬用的“风水瓶”。

　　南京明代开国功臣沐英墓出土青花绘“萧何月下追韩信纹梅瓶”、汪兴祖墓出土青花绘云龙纹高足杯和哥釉瓷器，安徽明代开国功臣汤和墓出土青花兽耳洗口罐和白釉荷叶盖罐，山东明初鲁王墓出土白釉刻龙纹盖罐和青花龙纹兽耳罐，湖北明初郢靖王墓出土青花龙纹梅瓶和青花“四爱”纹梅瓶，北京明代王侯妃子墓的四角摆放梅瓶，广西桂林明代王侯墓普遍有梅瓶陪葬。可以看出，梅瓶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地域，被赋予了某个特定的用途。

　　很有可能，梅瓶是由皇帝赏赐给诸王、大臣，死后按一定规格放置墓中，有着一定的“意义”。沐英为明代开国功臣，逝于明代洪武二十五年， 陪葬的“萧何月下追韩信”纹梅瓶，被考古界定为“元代烧制，属明人用元人的旧物，”实则为明代早期烧制的特殊用瓷。

　　自至元八年(1271年)始，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元顺帝逃离大都(今北京)止，其间不足百年，青花瓷器应始烧于元代中早期，元代中期的烧制工艺已经十分成熟。

　　任何瓷器都或多或少有时代痕迹，此件梅瓶也不例外。这是认定“萧何月下追韩信”纹梅瓶不是元代烧制的重要依据。

　　明初已能够烧制出完美的青花瓷器，而沐英作为开国功臣，没有必要留用前朝旧器，并把它带到冥界。这件从沐英生前一直陪伴着他600多年的瓷器，一定是他的最爱。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随着自己在农民起义军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心态也发生着变化。曾以汉王刘邦自居，手下的文臣武将，自然要以张良、萧何、韩信相比，沐英既是朱元璋的养子，又是骁将，政治和军事地位高。朱元璋得知沐英病逝，悲痛欲绝，说明了两人之间的特殊感情。“萧何月下追韩信”纹梅瓶虽无象征皇权的龙纹，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纹饰在某种环境下，更有特殊意义，特别是朱元璋建政后，需要跟随他出生入死打江山的人们继续效命，这件梅瓶应是他为身边的重臣悍将量身定制，确切时间应在打败盘踞江西的陈友谅集团后于景德镇所烧。

　　今人审视历史人物尤其历代帝王，已从以阶级出身划分演化为人格、道德、职场的实用评判，几十年间，从评到审，再到“水煮”，颠覆了定论，如喻人为刘邦，等于贴上好色、虚伪、狡诈的标签。让我们疑惑不解的是，刘邦为子孙政权的长治久安，屠戮功臣的事路人皆知，为何古代还要有人以刘邦自诩呢？刘邦的“人力资源总监”萧何星夜追韩信；回到刘邦麾下的韩信，率兵围楚军于垓下，迫西楚霸王项羽上演了乌江自刎的悲剧。还是萧何，献计刘邦，骗杀了韩信。世间才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不痛不痒的至理名言。

　　反观从古到今的职场，不正是依然如此吗？

　　比起只杀武将的刘邦来，朱元璋有过之而无不及。难道，没有文化的朱元璋误将自己与刘邦自比，明朝其他的人也不知道韩信被刘邦杀了吗？这个看似无解的答案可能就在这里。

　　朱元璋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告诫诸臣尔等，不要学韩信，而历代窑场烧制的同样题材瓷器，也意在警示热衷功名的世人。可谓“铁甲将军夜出关，朝臣带露五更寒。日出三竿曾还睡，看来名利不如闲”。

　　无独有偶，《水东日记摘抄》载洪武时期朱元璋命钱宰编写《孟子节文》一书，夜间在家中书斋吟到；“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翌日上朝，朱元璋斥钱宰后，问其要将“嫌”改为“忧”字如何，早已惊得不知所措的钱宰赶紧叩头谢罪。联想起洪武、建文、永乐三朝残酷的政治斗争，“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无疑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历史见证和人生舞台道具。

　　笔者昔年在《中国文物报》撰文提出“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为元末明初烧制，招众人质疑，不想重见此物时，曾经的观点已为今日定论和讨论的议题。

　　民间有沐英为朱元璋私生子的传闻，此虽无证，但这件梅瓶表明了两者之间特殊的关系，在诸多明初有明确墓主人高贵身份的墓中出土的梅瓶里，这一件最有意义，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职场教材。

　　另一件则是收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的青花绘“三顾茅庐”纹带盖梅瓶。图中诸葛亮席地坐于草堂之中，手持书本，怡然自得，门外侍童双手侧头持帚回答着刘备的提问，刘备、关羽、张飞三人的面目表情各异，呈现出每个人物的不同性情和心态。同类题材的瓷器拍卖场上出现过的青花绘“三顾茅庐”纹大罐。

　　“三顾茅庐”罐是同类瓷器中最精美的一件，她对人物纹饰的描绘水平，不仅优于“萧何月下追韩信”纹梅瓶，就是与元代著名人物画家的作品相比，笔墨技巧和构图不逊分毫。

　　她在市场上出现以后，并没有得到马上认可，被人鉴为明代“空白期”，不少人与她擦肩而过。她的被发现，被传承、被误读、被买卖、被收藏的曲折经历，可以写成一本跌宕起伏的纪实小说。只是限于法律和个人隐私，近几十年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三顾茅庐”讲东汉末刘备、关羽、张飞为复汉室，三请诸葛亮的故事。诸葛亮生于山东临沂，青年时过着“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生活，躬耕的地点，一说河南南阳卧龙岗，一说湖北襄阳隆中。记载南阳卧龙岗为诸葛亮躬耕处最早始于晋代，并有遗迹，唐宋时期多有题咏，元延佑四年(1317年)，元仁宗命名“武侯祠”。所以，“三顾茅庐”和“隆中对”发生在南阳的可能性偏大。青花绘“三顾茅庐”纹罐正是烧制于元末明初，与元室正式提高诸葛亮的政治地位有着很大的关系。

　　诸葛亮的一生，带给了我们诸多的联想和感悟，无论是省身做人、敏学求知、养性励志、接朋交友，还是置身职场。“三顾茅庐”既有君臣之道，又有朋友之情。千百年来，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刎颈之交，成为人们处理职场人际关系的最高终极标准，“三顾茅庐”纹罐佐证着元明时期人们的崇尚。

　　“桃园三结义”关键在“义”。近代学者章太炎认为，“失荆州”是诸葛亮借孙吴之手，铲除破坏“联吴抗曹统一战线”的关羽，更有人指刘备是幕后主使。关羽向来跋扈、居功自傲。镇守荆州时，刘备派妻弟糜芳监军，说明对关羽疑心重重。关羽死后，刘备“大叫一声，昏厥在地”，并未流泪痛哭，“壮缪侯”还是刘禅追封。而法正死后“先主为之流涕者累日”，当即封翼侯。可见，刘备继承了刘邦传统，致力于剪除异姓王侯对子孙政权的威胁。

　　在中国历史上，除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外，每个王朝的开国者都担负起诛杀异姓王侯和权臣的重任，更多的王朝，父子相弑、兄弟相残。这血腥的历史，并非人皆不知，只不过不愿意去相信，唯一的“桃园三结义”不过是权力革命中的幻象。

　　历代烧制的“桃园三结义”纹饰内容的瓷器，应算是古代一种教化工具吧！

　　与之相对的是一件真正的元代青花瓷器，所绘的主人公蒙恬更具悲剧色彩。

　　蒙恬将军玉壶春瓶，侈口，长颈斜腹，高30厘米，瓶外壁用青花绘身着盔甲的蒙古武将，坐在写有“蒙恬将军”的大纛旗下，面前跪着一个汉族装束的官员，周围有四个人物和树石、军械、营障等，现藏湖北省博物馆[微博]。

　　蒙恬，山东蒙阴人，祖父蒙骜官至上卿，父亲蒙武任秦内史，与王翦联手灭楚。蒙恬少习刑狱法，封将军；随大将王贲统军攻齐，封内史，其弟蒙毅也位至上卿。秦灭六国后，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徙民实边，筑长城，开直道。秦始皇三十七年冬，秦始皇游会稽途中病死，中车府令赵高同丞相李斯、公子胡亥政变，立胡亥为太子。赵高遣使者以捏造的罪名赐公子扶苏、蒙恬死。

　　一个瞬间，就能改变历史发展的轨迹。蒙恬之死，最直接的危害是导致了蒙恬率领的戍军人心涣散，这支曾横扫六国的无敌之师，迅速败于刘邦和项羽，间接影响到民心，最后吞下这杯苦酒的还是胡亥和赵高。

　　历史中每个英雄背后，往往都隐藏着形形色色的小人，致使很多英雄不是战死沙场，而是死在官场、职场，害死他们的往往是最高统治阶层。蒙恬是含冤受屈的典型，之所以画在瓷器上，可能是因为决定纹饰内容的人或画工不甚了解历史，把曾经北拒匈奴的蒙恬误认为姓蒙就是蒙古人中的英雄，才有了把汉族装束的人押在蒙恬脚下的画面。我们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将画工当成一个反抗蒙元的勇敢者，故意把蒙恬画上，来迷惑蒙元统治者。

　　日本出光美术馆藏青花绘“昭君出塞”纹盖罐也是绘人物故事的元青花器物之一，可贵是还保存着罐盖，画中的昭君汉装，在两名蒙古族年轻女子的护送下，骑马侧身，怀抱琵琶，面带忧郁，随后的几名蒙古族男子，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其中一架鹰男子的出现，说明了自辽代起用“海东青”狩猎的风俗延续到了元代，北京的首都博物馆[微博]收藏有同样的一件，惜为碎粘，罐盖已失。

　　来自伊朗的霁蓝地白龙纹大盘经常引起围观。制作者先用模具做好盘坯后，用利刃刻划好行龙纹饰，盘体干后在纹饰轮廓线以外施霁蓝釉，高温烧成后，蓝白两色的反差使宝石蓝般的大盘上的白龙犹如蛟龙出海，栩栩如生。扬州市博物馆、北京颐和园文昌阁和法国吉美博物馆各藏一件霁蓝地白龙纹梅瓶。扬州市博物馆收藏的霁蓝地白龙纹梅瓶颇富戏剧性。1976年，霁蓝地白龙纹梅瓶的主人把家传三代的一件古瓷瓶拿到文物商店换了18元钱，用以买了米、肉。扬州文物商店把其当成清雍正瓷瓶摆在橱窗里。后被著名古陶瓷鉴定专家重新认定，以三千元购入馆藏。

　　元代青花瓷器上除了人物纹饰以外，其他的纹饰题材丰富，图案精美。如动物纹饰中的龙、凤、麒麟、鸳鸯、鱼、鹤和植物纹中的牡丹、莲花、栀子、菊花、松、竹、梅等，这些纹饰继承了中国传统装饰风格并加以完善。

　　元代青花瓷器上的大部分器型沿袭传统，在梅瓶、玉壶春瓶、盖罐、盘碗等器型之外，还有数量众多、纹饰繁密、直径超过40厘米以上的元青花大盘，伊朗国家博物馆[微博]藏“元青花菱口大盘”外口沿上还书写着波斯文字，把它与北京市和新疆霍城县出土的青花凤纹扁壶联系在一起，足以说明了西亚遗存的元代青花瓷器并不是按照中亚、西亚穆斯林要求烧制的简单的外销瓷，而是察合台汗国建立后到至正十一年间，元代中央政府给藩国烧制的赏赐瓷器。

　　出土于新疆霍城(元代察合台汗国都城阿里麻里)和北京元大都遗址元代青花凤纹扁壶，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信息。从外观上看，没有任何文字来告诉我们这几百年来发生的一切，是她们将相隔万里的两座城联系在了一起。透过她们，我们仿佛看到了元代青花瓷器中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精美的艺术外观，看到了元帝国鲜为人知的历史。

　　察合台汗国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封地，疆域最盛时东至吐鲁番、罗布泊，西及阿姆河，北到塔尔巴哈台山，南越兴都库什山。这里有发达的城市工商业，肥沃的土地适合农业和畜牧业发展。这只扁壶无疑代表了霍城在当时崇高的政治地位和繁华的工商业发展。令人奇怪的是，察合台在自己亲兄弟窝阔台汗病逝前七个月去世，这是蒙古帝国的君王们效仿汉族皇帝为子孙争夺王位杀戮竞争者呢？还是巧合呢？恐怕无人得知。

　　有意思的是，残元势力退走漠北后，征服察合台汗国的帖木儿立誓为蒙元报仇，提兵东进，若非途中病死，定与朱明开战，明朝和永乐帝的历史及世界历史就要重写了。在今日的中亚国家，还可看到街头高大雄伟的帖木儿塑像，唤起了我们无限的遐想。

　　赏画

　　尽管“幽兰神采”让人百看不厌，“翰墨荟萃”更是摄人神魄，那里有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梦。分散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克利夫兰美术馆及上海博物馆所藏的60件珍品首次汇聚，谓千年等一回有些夸张，但无人知道这些作品何时才能再次聚首。

　　展厅的迎面墙上，五代董源的山水巨制《溪岸图》与《夏山图卷》并排而挂，虽然灯光暗淡，画面灰旧，还是吸引了众多欣赏者。

　　董源是五代时期的南唐画家，画界称之为“董北苑”，明代董其昌尊为南宗绘画的开山大师。以山水绘画闻名，其画多以江南风景入画，构图平远，笔墨清淡而无奇峭之笔，画论评画江南景色“平淡天真，”米芾曾赞其山水曰：“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

　　《溪岸图》在以前被奉为董源的代表作，王季迁将此转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大都会博物馆1999年12月举行“《溪岸图》‘中国艺术真实性’研讨会”，以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大都会博物馆顾问方闻和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主任何慕文为代表的“真迹派”将其定为五代作品，以加州伯克利大学中国美术史教授高居翰和日本奈良大学中国艺术史教授古原伸宏为代表的“仿作派”则断为张大千伪作。美国和日本学者研究的立场和方法，给与会的中国大陆学者留下深刻印象。

　　高居翰是土生土长的美国白人，在日本学习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多次到访中国，出版大量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研究著述。闭上眼睛听他讲汉语，与一个北京人没有区别。个人认为，《溪岸图》是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精华，她的笔墨、构图、气韵非张大千之流所能，也不配伪的。高居翰先生的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欣赏水平高于鉴定水平，恰恰体现在他认为这幅作品是张大千的伪作。

　　《溪岸图》与《夏山图》联袂展出有重大意义。它无疑是《溪岸图》真伪辩论的继续。方闻先生发表的文章，把对董源的研究向前又推进了一步，不知高居翰先生会有何感想？

　　北宋的范宽是古代画坛最伟大的画家，至少是笔者如此认为。范宽开创了古代山水绘画写实艺术之先河，作品给观者以心灵的震撼。收藏于天津博物馆的《雪景寒林图》是其代表作，这幅作品的再次被发现缘于“文革”的抄家。画上的红旗已洗去，但几十年前人们心中的红旗却难以磨灭。今天，私人手中的范宽真迹不会再有，就是我们再看大型博物馆中的范宽和其他真迹已很难。范宽《雪山楼阁图》、巨然《溪山兰若图》、李成《晴峦萧寺图》、夏圭《山水十二景图卷》都是经典之作，值得我们为此赴沪一观。

　　人物画中，李公麟《孝经图卷》、乔仲常《赤壁赋图卷》、南宋马远《春游赋诗图卷》《睢阳五老图题跋册》，特别是赵佶《摹张萱捣练图卷》俱是人物绘画精品之精品。《摹张萱捣练图卷》这幅末帝的丹青佳构，描绘了三组宫廷贵妇仕女捣练、织布的场景，用笔精细，设色艳丽，传世千载色彩仍鲜活明亮让人惊叹不已。卷头有金帝完颜璟用赵佶开创的“瘦金书”题写的“天水摹张萱捣练图”。赵佶《五色鹦鹉图卷》，精心描写了一只色彩斑斓的五色鹦鹉，以铁画银钩般的瘦金体书写长诗。蓦然回首，南宋《皇室书法册》中，清秀、俊朗的书体袅袅而来。喜耶？悲耶。

　　而北宋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传卷》长10多米，书1200字，通篇的长枪大戟，不禁又让人起两年前闹得沸沸扬扬的《砥柱铭》。斯人已去，风雨未息。

　　著名画家陈容《九龙图卷》作于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的甲辰龙年。画面用中锋浓墨绘九条喷云吐雾、翻江倒海的行龙，配以层次丰富的浓淡渲染墨色，把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心目的图腾，描绘得神秘不失生动、劲健不失工细。值六十九个甲子后的壬辰龙年岁尾之际，预祝普天下爱好书画的朋友，事事如意，天下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