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藏碑的故事

1963年,施先生在北山楼与所藏碑拓（资料图片） 1999年,施先生在鉴赏器物铭文（沈建中摄） 施蛰存先生赠给本文作者的题词本

　　沈建中

　　【作者简介】

　　沈建中1960年生于上海。职员。业余致力于对近现代文化、学术和文献文物及民国时期金融史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和写作，1980年代侧重于检阅旧报旧刊并拍摄了多种纪录社会变化状况之专题摄影作品；1990年代专注于对二十世纪学界文坛的杰出人物进行广泛考察，先后访问各地老一辈专家学者三百余人；2000年代倾注于文史研究与编撰。目前专著出版九种；编有相关文化作品、学术文献和文史资料方面的书籍，出版二十余种。

　　一

　　1985年《书讯报》刊载葛昆元《我一生开了四扇窗子—访华师大中文系施蛰存教授》后，施先生治学的“东南西北四窗”始传甚广，至今不衰；“北窗”即金石之学，可其藏品却未露端倪，让大多关怀他的人颇有雾里看花之感。其实早在《千唐志斋藏志》初印时，施先生就盼望能印出自己藏品；见到我从西安买来《昭陵碑石》《鸳鸯七志斋藏石》，那时印制技术还不如现在，那歆羡的神情，我至今难忘；当年为谋求印行《唐碑百选》致香港友人信中甚至写道“如有可能，我无条件奉赠版权”，可憾仍未果；晚年不断地在信中与友人谈及拟将藏品编印《历代碑刻墨影·八册》《历代文物拓片图鉴》(拟目)，盼望按照历史顺序留迹楮墨，展示藏品，言辞殷切间充满殚思极虑，连当时报刊都多作报道。近些年来每每读至，辄为感慨怆怀。姑妄言之，编辑出版藏品，当为先生一桩未了心事。

　　现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潘思源编《施蛰存北窗碑帖选萃》，其藏品首露冰山一角，却如昭然若揭。我路过福州路古籍书店，见橱窗陈列此书，猛地浮起一个念头，以此皇皇巨册度之，且编辑水准高超扎实、装帧设计典雅古艳、摄影制作准确逼真、印刷纸感传神细腻。先生故去近十年，倘地下能知此隆重精印之集，定会喜出望外。从前先生在纪念戴望舒时深情地说：“我对亡友的职责，只是为他经营后事。一个文人的后事，不是处理田地、房产、企业，而只是几卷遗文残稿。”而今上海古籍出版社诸君、潘思源君效法先生榜样，经过数年辛勤劳作并投入相当经费，使得“选萃”问世。虽在其身后印行，确实可报先生大欣慰！

　　展阅这部“选萃”，拓影墨迹、题款印鉴，似曾熟识，恍如在街头忽遇故旧。扪心思念，如我区区晚辈，虽无亲睹先生以往“四壁皆为书椟器具所障，无可以悬碑者，而余所聚皆整纸全拓，非几案间可展玩，则陈之卧榻上，伛偻审读之，虽疲累，有足乐者”之境况，可1990年代初，承蒙先生赐予荣幸，让我这个对金石学一窍不通的“小友”，每周謦欬雪茄香味，指教浏览其藏品，后又着我干些归类整理杂役，记得有次竟命我在木夹函套板上写“北山楼藏碑”字样，羞怯之下还是战战兢兢地照办。

　　转眼1990年代下半期，先生授意辑录其“题记”“序跋”，承萧关鸿、陈飞雪、周夏萍诸君同声相应，共襄义举，编辑出版《北山谈艺录》《北山谈艺录续编》诸种金石学著述，真是意外！回首往事，弇陋之我能为敬重的老辈编书，当然难以胜任并留下遗憾，可那时确有一种“体验着昼夜兼行赶路人的心情”，期待不断为老人家晚年生活添些乐儿。记得先生特地为我在编的书上题句，再次展览，让我不禁摭忆其鉴藏故事。

　　二

　　先生说过，金石文字，我早年即有爱好，但抗战以前，乃至解放以前，拓本有黑老虎之称，价昂不能多聚。曾听他叙忆曩昔雷峰古塔倒塌，觅得塔下梵寺“夕照庵”古砖藏弆。我读知堂日记，得悉1934年先生为其搜罗“拓本一束”。抗战时居滇，“大小爨、祥光、孟孝琚，俱入箧衍”。1938年浦江清由蒙自致函询问“《三圣庵碑》可拓得否”，可见他俩对西南古碑关注之一端。当时南门新出元人灰身塔上残石鼓，移至云南大学，命工椎拓，他任监拓而得第一本，胡小石却得第二本。据说《滇绎》所举六碑，他得四种，惟《南诏德化碑》《王仁求碑》未获，后来谋得清王昶修王仁求墓记旧拓。他常与沈从文、李长之、向达去佛照街夜市访古，购得铜镜古钱数品制为墨纸。因战乱绕道香港，仍去摩罗街寻碑，买到元祐党籍碑粤西二刻及北宋嘉祐砖志拓本。1940年秋，先生移砚闽汀，向泉州县长石有纪求得《蔡君谟万安桥记》墨本。

　　1950年代，旧家藏碑纷纷遣散，便尽力购求，时往天蟾舞台旁弄内曹仁裕碑铺、商务印书馆[微博]隔壁弄口黄小玄碑摊寻访。从黄氏处得《侯鸟残砖》，后见簠斋藏神爵元年鷞首残砖、西安高窑村出土上林宫铜鉴底铸鸟纹，均极似。1964年某日，他行至南京路遇曹氏，说已迁至保安坊口设摊，黄小玄、李道生已离世，先生叹惋“上海碑估存者，唯曹一人耳”，又往曹氏新摊，获得《金陵萧梁墓阙墓碑》全份；翌年5月间，曹氏来访告知歇业。幸有熟人戈子培继起推销，“携来碑拓一捆(凡87种，唐碑为多)，议价22元”，“唐宋元碑50种，皆平湖张处芳物，以所藏大小三砚易之”，“携来砖拓百余纸，亦韩氏应陛故物也，以五金得之”。

　　还去常熟路旧书店购碑，收获崇禹舲旧物《公卿上尊号奏》，1957年后几乎每周都去朵云轩寻访。1963年元旦，他“晨起独坐小室，殊岑寂，检去年所购碑本，凡唐碑十、唐墓志七，晋碑一。五年以来，去年所得最少。自朵云轩停止供应碑版拓片后，上海无地可得此物矣”，待2月份恢复供应，访得墓志多种；6月间去朵云轩又无拓片供应，就“帖橱”内检《汉建初六年司马长元石门题字》购之。他先后在朵云轩购进了《杨淮表记》《高长恭碑》《北齐定国寺碑》，尤其获得伏庐陈氏《玉筍题名》，此石久佚，素无著录。

　　当他年近古稀又居处逼窄，丰碑巨幅难以伸展，遂由倾力聚集碑碣摩崖、造像石阙、塔铭经幢，而移情于诏版匋量、匕剑弩机、鼎炉壶洗、铜镜符牌、瓦当陶器、古砖地券、泉币封印之铭文。前些年见于市肆的《北山楼集古小品》(四册)，“北山集钟鼎拓片秘笈本”(八册)，还如“秦权”“汉钫”“颂壶”“嘉量”“倗生簋”“服肇尊”“虢叔旅作惠叔钟”“北魏鱼玄明砖”拓本多种，能为观止。

　　三

　　老辈人吉金乐石，皆有互助相赠之风尚。1962年末先生收到开封李白凤来信，“知已恢复自由，几乎东坡海外归来矣”，经绍介得宸翰楼藏器百许纸。某天他在南京路店铺购得旧拓未断本《根法师碑》等12种，返家收到李氏寄来河南图书馆藏石十余种，当日丰收之喜，让他摩挲至深夜，殊不觉倦。陆维钊寄来藏家碑目，审视皆“八琼室”物，宋金元碑及题名为多，拟选购数十种。1963年周作人复函“承近有著作，从事金石校订，甚盛甚盛。见询各节，零纸写呈”，并附赠二品。同年启功寄赠《昭陵碑》全份28种，他回赠碑一包43种。1965年底程千帆寄碑一大包，一时尚无以偿之，即卖掉西书34本，以付碑价。他经常卖书以筹买碑之资，仅1964年三次卖出210本书，得藏拓本150余种。

　　1970年代后期拓本销售逐渐退市，先生便四处托人访购，与范泉恢复通信，遂请“青海博物馆如有解放后出土的石刻，希望你为我弄一份拓本，可以缴纳工料费用”，“如有宋以前的其他碑志，能否为我随便买一份来，款乞垫付”。在与开封桑凡函谈到“足下目录中，宁陵公主志、54人造像、70余人造像、牛知让志(此是宋志)，此四种我没有，希望你割爱见赐”。今读《施蛰存北窗碑帖选萃》多有此类友情之踪影，汴梁武鼐、崔耕贻物也习见。旧时流传的碑拓，他差不多都有，但解放后新出土的石刻，难获拓本。1974年他极想得到《文物》刊登的新出两种，辗转托请南阳友人帮助拓得《许阿瞿墓志》；又与天津张厚仁谈及“你这封信使我对《鲜于璜碑》的希望死灰复燃，希望转请你父亲的朋友为我设法一个全张整拓”，“无论什么条件都可以从命”。

　　“得汉魏南北朝隋唐碑铭、墓志、造像之属，不下四千目”，这是1961年先生所谈自己的藏品数。经历六次抄家劫难后，再叙所聚藏品已是“余既聚秦汉以来碑版三千种”。在复宋路霞函说起自己“碑拓亦有一个目录，不过三千种，比起缪艺风、徐乃昌的一万八千种差得远了。不过，比起《天一阁碑目》来，还是我多些”。1995年在《拟编<历代碑刻文字图鉴>》中称历年“得大小拓本二千三百余纸，凡历代石刻文字有拓本传世者，已得其十之八九”，再加上所藏“集古小品”及大幅礼器墨本，所聚藏品规模也就不言而喻了。如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此书名为“选萃”，是从北山楼原藏二千余件石刻拓片中精选而出的240种。我猜想很大程度还取决于拓本的印制效果。潘君作为承继藏家，又是本书编者，在“前言”说此书仅是“窥斑知豹，北山楼藏碑之富，足令人羡”。而从前先生还有捐赠，像《玉筍题名》拓本四轴赠给浙江省博物馆[微博]，《千唐志斋藏碑》拓本全份送给华师大图书馆。

　　四

　　先生身后，报载这批藏品“时间跨度从汉代到民国时期，可以说再现了石刻史。很多经过历代知名收藏家之手，仅次于国家级图书馆所藏的善本，其中的重要藏品，甚至连上海图书馆也没有”，如以前年见于市场的其藏《峄山刻石》会稽本，再算上所藏诸多钟鼎彝器墨纸，先生藏品能推为起始殷周、秦。北山楼藏品如此规模当可视为当代申城继潘景郑、孙伯渊之后独步沪上，迄今无有能出其右者。

　　文物学家汪庆正说，成功收藏家兼备雄厚财力、锐利眼力和顽强毅力。记得有次他与我谈论张伯驹时说，那时出入厂肆古玩铺大有人在，京城比张氏有钱的人亦多，何以他能藏得《平复帖》《游春图》，甚至不惜卖宅易画？——先生更讲究“眼格眼光”，虽因“窘于资”而与名贵善本交臂失之，有年除夕自嘲“怀中仅余2元，昔罗瘿公甲子卒岁仅余1元，余已较胜之矣”。一次见朵云轩新进一包簠斋拓赠吴湖帆的古匋文，议价未合，数日再往，知已售谢国桢；无力购置徐乃昌遗藏，却极力推荐华师大收藏。但碑帖专家仲威在观赏北山楼藏品后评介“种类齐全、富藏墓志、型制多样、专藏聚集和专业整理等几大特点”，再再体现了先生以“学力”弥补“财力”，别具一格、独出心裁的如炬“眼力”及锲而不舍的“毅力”，王兴康[微博]“序”中说，在晒台上搭建的北山楼只有6平方米，却收藏着两千余件碑帖拓片；在这简陋环境中，他将藏品整理分类，题识标注，进一步研究，撰写了一系列著作。

　　潘思源“前言”中简述收藏经过，我读至尤感于其心怀“今北山楼藏品告急，令人扼腕心疼”之情，为免遭流散之厄，毅然出资购入，“辟专室储之宝之”，可谓保护北山楼藏品之功臣，为这批藏品流传有序开启奠基性的贡献。正如王兴康赞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余慕蛰存先生文名久矣，睹物思人，益增对其学识人品之仰慕，恨不能起地下与之请益，日夕忻晤，如直面先生之聆教”。如是感情之语，非常珍贵。值得一提，书末采撷北山楼收藏之印，亦为特色。既有前代钤印，如陶斋、随庵、涉园、鸳鸯七志斋、梯云楼等，还有北山楼印记，如“施舍读碑记”“吴兴施舍所得古金石砖瓦文”等，应似前贤飞鸿印雪，展现了流传有序的文献价值，可见编辑用功之细。

　　摭忆之余，吁求如能在《施蛰存北窗碑帖选萃》顺利出版后而继起，精心编制北山楼藏品目录，留存一份重要的成果记录。同时，能从其藏品入手，对“北窗”之学，包括先生长期致力于辑录校订历代金石史料等方面的学术成就，进行全面深入整理、总结和研究，也是对先生继清代钱竹汀以金石考史、民国罗振玉以金石治文字学之后，在这一学术与艺术结合领域上的创造性成果的关注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