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题跋中的大阮与小阮

沈德潜题跋

　　王永林

　　二十世纪上半叶对清初“四王画派”的过激批判，仔细想来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这个道理，不是反映在四王本身的艺术是否需要那样去完全地、偏激地否定，因为四王本身在绘画创作上是有创见的，对文人画的总结与发展是具有贡献的；我认为，而是应该落实在对四王末流们陈陈相因的绘画风格和方式，认真地去加以批判。那么，何为“四王末流”？我想清末民初很多消极无聊、无病呻吟，但都自我标榜为“四王正宗”的那些画家，以及他们的那些僵腐不堪，完全没有生气，呆板、无趣的作品，就是“四王末流”和他们的产物。他们确实在那个时代，成为了阻碍中国绘画发展的绊脚石，并使中国绘画在经历了明代和清早期那段辉煌后，进入了沉寂的、裹足不前的低谷期。不过，作为清初四王画派直接传承人的王愫，笔者认为其尚不属末流之辈，这从他作品的艺术造诣上，是可以看出来的；其生卒年代不详，生活于清雍正、乾隆年间，字存素，号林屋，又号朴庐，江苏太仓诸生，侨居苏州，是王原祁(1642-1715年)的侄子；其画山水干墨重笔不加渲染，得元人简澹之法，所作绛笔竹石尤为精妙；间作青绿设色山水，亦绰有麓台之秀韵，只是笔意薄弱未能浑厚，故秀润中无高古之趣；他与王昱、王玖、王宸并称为“小四王”；亦工诗词，与诸名士倡和，每作画必自题诗，著有《林屋诗馀》和《朴庐存稿中附论画》一卷。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微博]的一幅王愫《山水图》，就颇能代表他的绘画水平。虽然他也是和父祖辈一样，以元人的笔墨为指归，但却能于秀润中寓简澹之气息，繁复中现苍浑之格调，这都是极不容易的。

　　在此图的左上方，还有乾隆年间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死后被追封为太子太师的苏州人沈德潜(1673-1769年)的一则题跋(见附图)，其跋曰：“当代六法名家萃于娄东，尤萃于娄之太原王氏，奉常、少农两先生后先相继，为海内宗仰，至今寸楮拱璧。王子林屋，奉常之小阮，而少农之大阮也。诗文超子，名重骚坛，而六法尤为造极。此图规抚黄鹤山樵《秋山萧寺》，其真本余曾于收藏家处目寓，今观此作，灵奇苍浑，几欲返山樵而从之，岂特为奉常、少农之嗣音而止，具正法眼者，自有真鉴，当不以余言为阿好也。”但可惜的是，沈氏本款却被后人剔去了，只存有引首印一方，“跋”字下名款印两方。这可能缘自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江苏东台县发生的已故举人徐述夔所著《一柱楼诗集》诗词被认为悖逆朝廷，引起的一场文字狱，沈德潜是因为生前在书中为徐氏写传而受到了株连。乾隆大怒之下，亲笔降旨追夺沈德潜阶衔、罢祠、削封、仆碑，沈氏生前所有荣华顷刻之间都化为泡影，所以他在画上题跋的署名，藏家出于避祸的原因，也未能幸免被刮去，好在跋文及印章尚存，清晰可辨，为我们对这幅画的认识，提供了一些佐证资料。因为，王愫的生卒年画史所载不详，我们无法知道此画的具体创作年代，由沈德潜此跋，亦可大致推算出创作年代的下限来。再者，如跋中所言，其见过王蒙《秋山萧寺》图真本，对此图的水平是颇有发言权的。

　　不过，沈德潜此跋虽有可借鉴处，可他在娄东人物之间的关系上，似有不明之错处，如“少农”即可能是“司农”(王原祁，官至户部侍郎，人称“王司农”)之误；而“王子林屋，奉常(王时敏，崇桢初以荫官太常寺卿，故被称为‘王奉常’)之小阮，而少农之大阮也。”意为：王愫，是王时敏的侄子，是王原祁的叔叔，则是大错特错了。“大阮”与“小阮”，是指三国曹魏后期的诗人阮籍与侄子阮咸，两人都是“竹林七贤”中的人物，世称阮籍为大阮，阮咸为小阮，后人便以“大小阮”作为叔侄关系的代称。而事实是：王愫乃司农之“小阮”，而司农乃王愫之“大阮”也，奉常已是王愫的曾祖父了，怎可以叔侄辈相称之。所以，我大胆地猜想，此跋是否有后人为增画价而作伪的可能。因为，作为与王愫同时代的著名文人、官员，对同样著名、又同为乡里的大画家、以及在当时如日中天的娄东画派、四王正脉的家族关系，却如此不熟悉，对古之常用典故，如此错误使用，是颇值得怀疑的。

　　但是，如果沈氏此跋是真的，他所言之内容也是准确的，那画史就真要改写一下了，娄东画派人物之家世也要重新梳理，但这样的可能性当然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