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
王世贞对明代中期以后的书坛曾有过“天下书法归吾吴”这样的感叹,我们由此可以联想到以祝、文、陈、王为代表的“吴门书派”在成化至万历这百余年间的人才辈出与异常兴盛。在“吴门四家”之中,文徵明可谓是关键性的人物,他师承沈周、吴宽,与祝允明、唐寅为同辈挚友,门生中又有陈淳、王宠、周天球、王穉登诸家,于书画一隅的影响力直至崇祯朝而不衰。
以才气论,文徵明在吴门诸家中并非最高,但依靠其深厚的功力和极高的威望主持吴中艺坛数十载,至90岁时犹临池不辍。而与其自身的艺术成就相比,他的教学成果似乎更值得后人称道。在他的众多传人之中,长子文彭便是受其影响最深且又能不拘家法,“青出于蓝”的一位。
关于文彭的学书经历,明代许穀在《文国博墓志铭》中有详细的叙述:“先生字学钟、王,后效怀素,晚年则全学孙过庭,而尤精于篆、隶。”从文彭众多的传世书作中,我们不难体味出他取法的广博及书体之全面,在良好的家风和浓郁艺术氛围的感染下,其眼界与笔墨功力自会高人一筹。但更为难得的是,他并非如周天球、王穀祥等同门一样以逼肖文徵明之书风为能事,而是通过对其父以及其他吴门师辈的学习,透过作品本身,逐步体悟各家的成功之路与形成个人艺术风貌之要诀,从探寻古法的角度自觉地避开了书风趋同这一创作误区,达到“师心自运”之境。扬雄曾云:“书,心画也。”作品格调的高低其实是由“心”来决定的,若只知一味模仿或以师风作为艺术的终极追求,便自然无“心”可言,这也是很多学书者乃至一些书家的局限性。文彭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能突破这种局限,在书作中展现出不同于乃父的张扬与挥洒之态。王文治评文彭书:“精熟不如父,而萧散之气则远过之。”可谓一语中的。其实依笔者拙见,以文彭的造诣并非不能做到“精熟”,只是他于“精熟”之外似乎更注重作品内在的古韵和自出机杼的情趣罢了。
在文彭的各体书作之中,当以草书最见性情,现藏于天津博物馆的草书《雅琴篇》长卷为其代表作。该作纵38厘米,横475.5厘米,纸本,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腊月62岁时所书。此作于章法上跌宕起伏,欹侧生姿,动感十足。前半部分整饬灵秀,字密而行疏,笔致轻盈飞动,提按明快,于行笔中呈现出抑扬顿挫的节奏,毫无滞涩突兀之感。其转折处蜿蜒通达,若涓涓流水清丽洒落,与所书内容有相融之感,使观者仿佛置身其中,被悦耳沁心的悠扬琴声所打动,忘却烦愁。而随着书者的手感和创作情绪的投入,作品的基调也逐渐由小巧精致转向舒放壮丽,且字速在不断地加快,运笔屈曲回环,空间布白也愈加疏密有致。如“楼”“台”“舞”等字以奔雷坠石之势矗立其间,尽显豪迈之气,其点画的线质更随之坚实苍劲,似“老树枯藤”,使作品在疏密、收放、用笔的枯润等多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凸显出丰富的层次性与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当然必须指出,或许由于一开始的拘谨以及笔毫性能等原因,使此作中显露出些许圆巧与纤弱感,又或许因为他在渐入佳境之后的走笔迅疾而导致一些点画有急促、漂浮之嫌,但这些问题显然是属于技术层面的。“技进乎道”,然终非道也。对待文彭这样一个有“心”之人,若仅站在“技”的角度来品评、指责,便显得有些片面,舍本而逐末了。
由于文徵明在书史上的极负盛名和巨大影响力,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彭在书法领域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但对于他这样一个不随人脚踵的艺术天才而言,必会有其释放夺目光彩的广阔天地,因为历史是公允的,是不会掺杂任何私人情感的。文彭的不懈努力将明代的文人篆刻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被后世尊为文人流派印的开山鼻祖,便足以证明了这一点。
文彭(1497-1573),字寿承,号三桥,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以诸生而久次贡生,后授秀水(嘉兴)训导,擢南京国子监博士,世称文国博。精篆刻,与何震并称“文何”,著有《博士集》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