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巨眼木雁传真：张葱玉与《木雁斋笔记》

　　

　　　　录两千多件中国历代书画传世之作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以下简称《木雁斋笔记》)，是一代书画鉴定大家张葱玉先生毕生心力所聚的学术巨著。

　　和眼下一些书画鉴定“专家”好像什么都能看、什么都看得懂的做法不同，张葱玉先生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中，对许多即便是曾经过眼经手的东西，也常常坦陈尚有不明和存疑之处，因此，“姑记俟考”、“姑录存以俟再鉴”、“俟后之精鉴者论定焉”、“俟后之博雅者论定焉”之类的说法，不时可见。至于未见原迹者，更不妄论。

　　对于宋徽宗《四禽图》，张珩《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记有：“区斋旧藏物，汤临泽曾摹制一本，与真无异。”

　　详录两千多件中国历代书画传世之作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以下简称《木雁斋笔记》)，是一代书画鉴定大家张葱玉先生毕生心力所聚的学术巨著。2000年文物出版社曾据原稿影印三百部，虽限于当时条件，或有不尽如人意处，但仍因其独到的学术文献价值，备受学界艺林注重。今上海书画出版社历经多年不懈努力，终于推出力求精善的新编整理校点之本，无疑为系统研读此书，并藉此深入探讨诸多相关问题，提供了十分难得的便利和更为有效的途径。而作为真正奠定张葱玉先生在书画鉴定领域公认权威地位的重要基础，这部三百万言的煌煌力作，通过对每件作品的著录鉴定、分析评赏所体现出来的，无论是作者深厚的功夫学养、不凡的目光眼力，还是精到的研究心得、广博的知识闻见，都要比那本简明扼要、提纲挈领的讲稿《怎样鉴定书画》丰富具体得多。

　　一

　　和眼下一些书画鉴定“专家”好像什么都能看、什么都看得懂的做法不同，张葱玉先生的《木雁斋笔记》中，对许多即便是曾经过眼经手的东西，也常常坦陈尚有不明和存疑之处，因此，“姑记俟考”、“姑录存以俟再鉴”、“俟后之精鉴者论定焉”、“俟后之博雅者论定焉”之类的说法，不时可见。至于未见原迹者，更不妄论，正如其在王羲之《行穰帖》条下所说：“右军书今世所传悉出唐摹，旧称《袁生》一帖是真迹，惜未一见，亦未敢信也。”又如蔡襄《十一月帖》：“此帖草书笔致与君谟他书不甚相同，颇乏涵蓄。余颇疑非君谟，或是别一人书。然历来著录已久，亦未敢遽尔翻案，俟再取真迹详审焉。”而对所见不多或不及细究者，也不马虎轻率：

　　宋人《高阁迎凉图》：“此图为散册，无收藏及著录。风格在马远、夏圭间，笔墨凝重，于夏为尤近。今世所传夏圭诸迹，工整者绝少，以秃笔点染者为多，皆晚年笔。其早年风貌，尚无足够资料可以确定。此岂夏氏早岁之作欤？记以俟考。”

　　范宽《临流独坐图》轴：“旧以无款，传为范宽之作。余细审幅中石上隐约有款，似李唐字。惜原本往年匆匆过眼，未及细阅，今不能复按。姑存此疑问，以俟它日更详定焉。”

　　张氏称“今不能复按”，是因为当时此图已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王季迁读画笔记》(中华书局2010年12月)中，有王氏1959年鉴语：“岩皴法似李唐，而较小，或萧照手笔欤？”至1990年代，又谓“此幅应改名宋画”。皆未提及张氏所记“幅中石上隐约有款似李唐字”。然而张葱玉先生这种细致，却让其在看其他作品时，又多有发现，如宋人《蕉石婴戏图》：“画湖石一峰，前后皆种芭蕉，蕉心各出花一茎，作紫红色。然蕉花并不如此，乃画家臆度如此……此图疑出北人，若南渡画院蕉花不应谬误至此。北宋末画婴孩者颇盛，如刘宗道、杜孩儿诸人。细阅之，湖石画法与《祥龙石图》卷尤近似，或是北宋末年人画，未可知也。”虽最终仍未定论，但其着眼方法，似与谢稚柳先生《唐周昉〈簪花仕女图〉的时代性》(收入氏著《鉴余杂稿》，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第2版)一文中，以画上辛夷春花及仕女纱衣，佐证其“所表现的正是江南的风光物候”，有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张、谢同为一代巨眼，又具交谊，不仅旨趣投合，且多切磋，故所见所论，常有相得。张氏说旧题郭熙《溪山秋霁图》卷，即是一例：

　　此卷旧定作郭熙，盖据卷后文嘉跋。然笔墨虽佳，终觉不类。大凡山水为最，树次之，人物更次之，不能如河阳之功力悉敌。又构图布局虽是北宋典型，亦有许多欠缺，不能工稳。谢稚柳定为王诜之作，信而有征，其树尤与《渔村小雪》无异，宜从之。

　　对经过仔细研究后确有心得者，张葱玉先生则直陈己见，决不人云亦云：

　　沈周《溪山深秀图》卷：“无款，仅前一印及卷后半印，又纸接缝处自押一‘沈’字小方印而已。据卷后半印，知此卷原与自题相联者。其画法信笔自然，不求姿媚，而老辣之极，以故不入时流眼目，半嗤伪迹……然石田长卷豪雄恣肆，且设色古雅如此者，亦非易见。五十年来自诩鉴赏名家者多若牛毛，而名迹当前，视同燕石，信乎真知灼见之难也。”

　　又如对赫赫有名的唐摹《兰亭》，张氏的看法是：“今世传《兰亭》墨迹，皆曾寓目。窃谓存逸少《兰亭》本来面目者，以冯承素本为最多，真是唐模中无上神品。”“余谓此卷乃现存法书第一，当不为过。卷有‘神龙’小玺，故旧称神龙本，题曰唐摹。元郭祐之始以为冯承素所摹，然当时摹者尚有诸葛贞辈，何以知必出于冯？宋人之称唐摹，弥见慎重。右军书法之妙，具于《兰亭》，而此又能存其真面，故宜压倒一切，固不待冯而始珍重也。”关于《兰亭》，历代诸说纷纭。1965年，郭沫若先生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全面否定《兰亭》诸本源出王(羲之)书，于是引发了那场著名的“《兰亭》论辨”，甚至还惊动了最高上层。据说康生为支持郭说，组织讨论文章，让有关专家表态，便有了那本1977年10月由文物出版社结集出版的《兰亭论辨》，“上编收有郭沫若同志以及与之观点一致的文章”，有宗白华、王一羽、龙潜、启功、于硕、徐森玉、赵万里、李长路、史树青等；“下编收有与郭沫若等同志观点相对立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为章士钊、高二适、商承祚三家。据郑重先生《中国文博名家画传·徐森玉》(文物出版社2007年3月)一书所述，徐森玉先生那篇《〈兰亭〉真伪的我见》，就是康生派人到上海请徐写的， 因为“在文物界，徐森玉是一言九鼎。徐森玉和谢稚柳讨论，认为写文章支持郭沫若容易，但驳倒高二适很难。最后，由汪庆正为徐森玉代笔写了一篇绕圈子的文章……汪庆正说：写这种文章何其难也。才一夜白了少年头”。而当时的启功先生，无奈之下，也有了《〈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这样的违心之作。其实，真正代表启功先生观点的，是他那篇《〈兰亭帖〉考》(后收入《启功丛稿》，中华书局1981年12月)，认为：“所谓摹搨的，是以传真为目的，必要点画位置、笔法使转，以及墨色浓淡、破锋贼毫，一一俱备，像唐摹《万岁通天帖》那样，才算精工。今存《兰亭帖》唐摹诸本中，只有神龙半印本足以当得起。”不仅和张葱玉先生看法一致，且所举例证，亦多略同。然张氏则因病早逝于1963年8月，遂不幸之中，幸无徐森玉、启功，乃至汪庆正诸先生当年的烦恼。否则，作为书画鉴定界公认的权威，且身处国家文博机构领导职位的张葱玉先生，恐怕也将首当其冲。

　　二

　　张葱玉先生在评鉴具体作品的同时，往往还总结归纳出一些富有启示的见解，尤具价值。如黄庭坚《与赵景道书并诗帖》，虽自吴其贞《书画记》已有“纸墨如新，书法潇洒，内无颤掣之笔，亦为本家书”这样的评语，顾复《平生壮观》也称其“本色小楷，绝精”，且“吾意以为《论书法》之大真书，《赵景道》之小楷书，诸简札之行书，自立家法之妙也”。但张葱玉先生在肯定其“乃山谷简札中上乘”的同时，更指出：“盖黄书能于小中见大，与米同工，苏、蔡所不及也。”不仅发前人所未发，且一语中的。诸如此类，还有不少：

　　然今人去晋唐远，真迹传世尤少，正宜从此等书悟入。乃妄人每以赵书恬熟为嫌，不知此公笔笔有来历，岂可轻议？杜诗云“不废江河万古流”者，政可为子昂詠也。后人有志于鉴定者，于此等物详阅，玩其笔法，自然有得，切不可以浮议废也。(赵孟頫书《归去来辞》卷)

　　元时北宗有二派，唐子华以宋人为宗法，不失故步，余则皆在子昂影响之下。诸家中惟朱泽民稍兼有之，故名独著；若水、叔厚则以花鸟人物名，山水非其所长，然与廷美，皆是一家眷属。(姚廷美《有余闲图》卷)

　　明代中期，林、吕以花鸟齐名。吕则工整艳丽而伤于刻画，林则生动爽利而失诸粗犷，各有优劣。余谓林似少胜，未识此评当否？漫记于此。(林良《寒芦宿雁图》轴)

　　吴门之清润淡雅，元人中惟云林可匹，即大痴于淡雅处亦未必毕具，此其所以独步一时，翕然风从，领袖画坛也。惟人物布景皆从古法，不复能化腐为神，仅守成规，已开画画之风，此文、沈之所以倪、王不如者也。(文征明《品茶图》轴)

　　更有意思的是，在说文征明《古木苍烟图》轴时，张氏又指出：“笔法倪迂，但繁而不简，又乏虚和之气，非云林知己也。大凡明人仿云林，无一入室者，至烟客始得神髓。清人多谓娄东出于大痴，岂知得力于倪者过半耶？余于衡山仿倪诸作不作谀辞，亦《春秋》责备贤者之意也。”而在评王鉴《仿古山水》册中第八幅仿倪云林之作时，除赞其“笔墨淡雅腴润，深得倪迂笔趣”之外，更谓：“大凡烟客、廉州于云林，俱能得其神趣，非石谷、麓台可及。”但针对另一件王鉴《仿云林溪亭山色图》轴“过于精整，无倪之天真烂漫”，又叹“信乎云林之不可到也”。可见张氏看画，胸次既有宏观把握，眼中又能微观区分，遂多真赏。

　　在评析顾恺之《女史箴图》卷后一段宋徽宗所书《女史箴》时，张葱玉先生又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瘦金书十一行，书法结体稚弱，乃早年笔，所谓不似实似者，鉴赏家所不可不知也。”就是说，真正的鉴赏，应该对那些看上去有缺点、似乎不太典型“开门”的东西，能用心研究，有自己的认识。因为书画作品的水准高低及其风格特征等，虽说都是鉴定真伪的重要因素，但其中的复杂多变，实非简单，正如张氏在《怎样鉴定书画》中所说：“一位书画家的作品，既有早期、中期、晚期之别，有的甚至一期中尚有许多不同的阶段，因而出现不同面貌……即令是真迹，也还存在着优劣问题。遇到某家的一件书画，要分辨出它是代表作，还是一般的作品，或是较差的作品。作为一个鉴定工作者，把某家较差的作品看成是代表作，固然不妥；将它否定，看成是伪作，也是不对的。”并且“历来对书画真假好坏有这样两句话：真的不一定好，假的不一定坏”。而鉴定之难，或许也正在于此。所以，《木雁斋笔记》中的有关分析，不仅尤见作者心得，且每每长人识见：

　　苏轼书《杜甫桤木诗》卷：“此书与东坡它作差有不同，疑早岁所作。”

　　黄庭坚《君宜帖》：“此帖秃笔写，结体亦欹侧松散，山谷传世书札中之最次者，然真迹无疑。纸亦渝疲。”

　　米芾《林和靖诗跋》：“米书不甚用硬笔，此却是紫毫笔写。用笔槎枒倔强，无蕴藉之态。余好米书，而于《珊瑚》、《鹤林庵》及此帖，几欲诋为恶札。”

　　崔白《芦雁图》轴：“此图石法甚古，惟芦雁虽工而乏生动之趣，与《双喜》、《竹鸥》二图不同，或早年之作未可知也。”

　　而类似的情况，在书画鉴定中，可谓形形色色，时见例外。劳继雄先生《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12月)中，也曾记当年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在鉴定上海博物馆所藏元代赵孟頫《行书诗(秋兴四首)》时的情形，同样开人眼界：

　　开卷之初，徐邦达看伪；展之后，又改真。此字极似赵孟坚，是赵孟頫早年所书，无怪乎赵氏自叹：“今人观之，未必以为吾书也。”可见书画鉴定之复杂。

　　此外，张葱玉先生对倪云林几件名作的品评，似也颇有耐人寻味处：

　　《六君子图》轴：“此图三百年来称为名作，然以画论之，于云林诸作中殊非上乘，特以有大痴诸题增重耳。”

　　《容膝斋图》轴：“此图于云林诸作中虽非至上者可比，要亦佳作；且长题书法精妙，尤可爱玩。”

　　《秋亭嘉树图》轴：“此图笔墨腴润，点叶树及苔点虽小点，而具凝重之感。亭后芦丛尤佳，坡石远山不作折带皴，颇与云林它作不同。自题行书六行，在右上角，淡墨书，书法亦少异，盖此宋纸极光滑故也。以此知纸墨之于风格变化关系如此，即如远山，便有北宋气息。此幅非深知倪迂者不能识，即鉴家中亦不乏其人，故著以告后之览者。”

　　三

　　纸(绢)墨与风格之间的关系，确实也应当是书画鉴赏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作为大家，张葱玉先生自然关注，并多用心。如其鉴张旭《古诗四帖》卷，就特别提到：“第五幅碧色，诸幅中惟此幅与鲁公《刘中使帖》纸绝近。予能识其为唐纸，余则未见有相似者。卷凡大草书四十行，开卷数行字小，后则愈大，至末纸仅四行，纸墨相发，古厚沉着，似非唐人不能到。廻视开卷数行，似出二手，信乎纸之有关书者如此也。”阅赵孟頫书《吴兴赋》卷，则谓：“此绢似早于赵，或南宋物。书法以绢故，亦较拘谨，且有不入墨处。”甚至还注意到：傅尧俞《瞻奉帖》：“此帖因粉笺年久脱落，装潢时曾将其中部分书迹描补，致似钩填，实系真迹。”苏轼《孝履帖》：“此帖粉笺，微有磨损。然未经填墨修补，故精神不失也。”更具见解的是，在说确为真迹、但却“纸白如新”的金俊明 《梅花》册时，又明确指出：“近时人于纸色洁白者动辄以为伪作，真伪之别岂在于此？大可笑也。”《王季迁读画笔记》中记南宋刘松年绢本《罗汉三轴》，先定为“神品上上，设色亦佳，当为真迹无疑”。(1959年)继又谓：“款字甚好，非其精品。a。绢色甚新，无人敢信其为真。b。真。极好。c。屏风所作树石并不出色，人物甚好。”(1963年)而张氏《木雁斋笔记》的评价是：“人物画法精妙，树石皆具北宋典型。松年与李唐、马远、夏圭并称南宋四家，画迹传世独少。此《罗汉图》三幅乃其代表之作，亦南宋画中代表作品也。”

　　另可一说的是，《木雁斋笔记》的著录中，还多及书画用纸，尤其是宋元明简札中一些有特色的笺纸：

　　(宋)薛绍彭《试茶帖》：“白粉印花笺本……特笺上印花，作一古铜瓶，瓶内插梅数枝，为宋笺中罕见者。”

　　(宋)沈辽《动止帖》：“此帖印花粉笺，作水浪纹。”

　　(宋)苏轼《久留帖》：“金花粉笺本。”《至常帖》：“宋印花笺本……此帖与前《久留帖》，笺纸极精美。”

　　(宋)张即之《微贽帖》：“此帖笺纸，印荔枝一树，宋笺中之甚精者。”

　　宋人《均庆帖》：“影花粉笺本……其纸印荔枝一株，甚精。但与张即之《微贽帖》上之图案不同。”

　　(元)龙应《颐寿堂诗帖》：“元黄印花笺本……此纸腊印，作山水楼阁，极为精美。其楼阁前有石桥及前后二坊，前坊上书‘通门坊’三字，后楼上书‘西楼’二隶字。虽未必完全反映当时实景，亦可概见一般也。”

　　(元)张枢《次韵杨维桢诗帖》：“元黄砑蜡花笺本，上梅花一枝。”

　　(明)罗汝敬《宁静斋铭》：“明栗色纸本……其纸上印银色梅竹及捲云，甚精。”

　　(明)蒋骥《宁静斋说》：“栗色纸，上加银色梅竹及流云图案，颇似高丽或日本制也。”

　　(明)韩文《谒陵诗》：“淡黄砑蜡花笺本，作山水、茅亭、蕉柳。”

　　(明)唐顺之《中麓草堂藏书歌》：“明回文花边纸本，带直栏。”

　　(明)瞿式耜《叠韵牡丹诗帖》：“明诗笺，黄纸，外小框，内刻梅花残落，极工；后刻‘萝轩落梅笺’五字。”

　　友人梁颖先生于历代笺纸素有研究，尝由上海图书馆数十万通明清名家尺牍珍藏中，择笺纸精美且具特色者，独创分类，用心排比，成《尺素风雅——明清彩笺图录》(山东美术出版社2010年2月)两大巨册；在此基础上，又有《说笺(增订本)》(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3月)，为第一部系统考述历代笺纸形制演变、工艺技术及相关史事掌故的专著。其说唐代及宋元笺纸，叹存世实物稀罕难见，因就历代诗文、方志笔记、近人著述，乃至谱录图册等各类文献，广征博考，所获不少。如前引张氏所揭宋代薛绍彭、沈辽、苏轼、张即之诸札，皆已述及。不知张氏所记其他各种中，还有可资其一说者否？

　　四

　　郑重先生在其《中国文博名家画传·张珩》(文物出版社2011年7月)一书中，记张氏旧友谭敬、汤临泽等当年仿制古画、作假出售之事，并“把复制品带给张葱玉鉴定，但不说明来路。张葱玉看了几次之后，都认为是新仿的东西。他心中已经清楚是谭敬、汤临泽等造的，只是不便点穿”。但《木雁斋笔记》中，则多如实备录：

　　宋徽宗《四禽图》卷：“区斋旧藏物，汤临泽曾摹制一本，与真无异。”

　　袁泰《七言诗帖》：“汤临翁尝借余此册去，留逾年。后于市上见管夫人《凤舞竹卷》后有泰一诗，细观即从此帖凑集而成者，字体如一，亦云巧矣。盖临翁所摹仿者，俗眼正未易辨，因记于此，以告来者。”

　　朱德润《秀野轩图》卷：“藏开平谭氏时曾有摹本，几可乱真，为美国购去，不知真龙固在是也。”

　　尤其是元人盛懋《秋江待渡图》轴，更揭出：“在区斋时曾有摹本，用真元纸画，几欲乱真，后之览者宜慎之。”不过，张氏所述中，确实皆无直接批评指责之语。即便是郑先生书中另记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张葱玉先生一位老朋友欲将明知是假的赵原《晴川送客图》伪本收入北京故宫博物院，请曾藏此图真迹且知谭敬等作伪实情的张葱玉先生“不要讲话”，终遭张氏坚拒等等，张氏在著录中也都不着一字。但对那些在古书画上乱钤藏印，甚至随意题写等污损名迹的做法，则语多直斥：

　　颜真卿《自书告身》卷：“卷中恭王及溥儒诸印，恶俗不可名状，真书画一劫也。”

　　李嵩《西湖图》卷：“图中乾隆诸玺极可厌，所谓大杀风景者，此公是。”

　　元人《雪篷题詠》卷：“陆心源书各家小传，大都在本人名款下，或其前后，大损厥观，可恶可恶。”

　　宋人《秋葵图》轴：“幅中下方有近人藏印，印色鲜红，且字迹糊模，大损画面，殊为可厌。今人辄好以劣印乱盖画上，一无慎重之意，可慨也。”

　　对自己昔日的不慎或过失，也并记反思：

　　杜牧《张好好诗》卷：“今之司典藏之责者，亦间有乱加印章，紊乱序次；亦有为人鉴定，印章之外，书名于画幅者，此岂典藏之所宜？抑亦为鉴家之羞？余少年时多所收藏，亦复每以印鉴识之。虽当时以梁、安为法，仅于隙处盖之，久亦渐悟其非。三十后所得，不复再用印记，至今非之，且引为耻。每劝人勿用印，人辄嗤焉。亦记于此，以示后之来者，其亦知所耻夫？”

　　边文进王绂合作《竹鹤双清图》轴：“此图近时裱坏，致双鹤失神，大可惜！吴中鉴家一派，皆尚新裱，每出己意，大坏古画。余少年时亦中其流毒，后乃悟其谬也，来者其鉴诸！”

　　而对熟人，不管是好友还是一般相识，也都毫不客气：

　　沈周《玉楼春图》轴：“此图本书画皆佳，石田晚年花卉中不易多得者。后为吴湖帆截去薛题，并于牡丹上添以紫色，致损佳迹……湖帆真妄人哉。”

　　王冕《墨梅图》轴：“此图安氏旧藏，《墨缘汇观》不载，或以其疲破过甚，描补过多，不足为收藏家增重耳。今在陈仁涛处，陈乃妄人，诸印大可厌。”

　　孙知微《江山行旅图》卷：“纸色洁白如新，真宋人之作无疑……卷后归陈仁涛，盖印甚多。陈一俗贾，而多收诸古物，有颇可观者。”

　　张氏曾在其《日记》(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7月)1939年3月18日条下，称陈仁涛为“俗而附风雅者”，不知《木雁斋笔记》中所述，亦是其原因之一否？

　　昔日曾于《安持精舍人物琐忆》(陈巨来著，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1月)中，读到密韵楼后人蒋谷孙某年从北平藏家袁励准(珏生)处骗得清初名家王鉴《潇湘白云图》轴之始末种种，颇觉发噱好玩；而张葱玉先生《木雁斋笔记》内，亦记此图系“袁珏生旧藏，为蒋谷孙赚归上海，以八千金售诸王伯元。其中一段故事，足补《书画说铃》”。则更知此事应非虚构。张氏书中，还记另一件同为袁氏旧藏名迹的米芾《虹县诗》卷，略谓：“忆癸酉岁厂友携来沪上，得一展玩。时索值万金，余许以十之六，事不成，逡巡持去，仿佛如昨日事，忽忽已三十年，而此卷遂不复见。中舟卒后，所藏俱散，惟此迹不知下落，今岁始悉已流入日本矣。”而据叶恭绰先生《遐庵谈艺录》所记，当年袁氏获得此卷，也是巧取豪夺。其事不仅能和张氏所说互为补充，且可与袁氏所藏后来亦被人设计骗走之种种，相映成趣，因就叶书原文大略，移录附此：

　　米元章《虹县诗》帖……此物之流传，颇有可纪者。乾隆末，由何人所藏移归英煦斋(和)家。其后人不能守，至清末，乃介绍越千(绍名英，为其戚)出售，流于厂肆，辗转为景朴孙(贤)所得。民十三，朴孙将售所藏书画，余与冯公度合购其宋元作品多种，议价未谐。一日，袁珏生来，询余是否决要此批作品，云可为撮合。余漫应之。次日，朴孙允如初议。是否珏生从中斡旋，不得而知。厥后珏生向朴孙云，此事非渠不能成功，要求朴孙以《虹县诗》帖为酬。朴孙竟未询余，遂以与之。余经年始知其事，亦未加诘问。今二人俱已下世，物复易主。所以书此者，亦以见烟云过眼，转瞬皆空；巧偷豪夺，徒滋话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