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写意花鸟画是个“大器晚成”的科目,谢青却从少年时即立志从事写意花鸟画的创作。
那是在中央美术学院[微博]附中求学期间。三年级时谢青便认定自己要学中国画。最初,她倾心于学习山水,结果父亲谢志高觉得她更适合从事花鸟画。父亲明白,青春期的孩子正在叛逆期,因此并没有明说,就出差去外地了。几天后回到家,给谢青找来几本不同时期的花鸟画的画册。其中还有一些是当时比较有成就的中青年画家的作品。谢青发现原来花鸟画从古到今,有那么大的天地,本以为小情小趣的花草,也一样能传达博大的胸怀。便欣然接受了父亲的建议。从此踏上了研究花鸟画传统的征途,从附中到本科,到硕士研究生,再到博士研究生,谢青所学都是花鸟画,一路学习研究。
90年代初的中央美术学院是高精尖的艺术教育方式。中国画系有四个专业,每年总共只有8个招生名额。谢青这一届共有3名花鸟专业的学生。张立辰先生是花鸟画室主任,还有郭怡孮先生,赵宁安先生,金鸿钧先生等共六位先生,都是她们的老师,这三个学生被六位老师关怀和指导。现在想来那是多么奢侈的教学。
中国式学习很重视临摹。比如书法,在《画禅室随笔》中有多处都是董其昌记录自己写字临摹某一家帖,一临就是五百遍,方得其味儿。
谢青也做过大量临摹,贯穿了她的整个学习过程。谢青认为,临摹古代大师的作品,等于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相当于走了一条捷径。传统“程式”,是古代的绘画高地,是经过前人不断地总结到清代才整理出的一套学习方法。理解和掌握这些程式可以指导学习中国画的人从自然写生中找到落笔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谢青在临摹时狠下功夫。
那时中央美术学院的临摹课是从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借出原作来临摹。陈列馆精品很多,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龚贤等等大画家作品皆有珍藏。谢青从临摹中不仅加深了对写意画笔墨的理解和掌握,了解了不同画家的艺术风格与用笔用墨的不同特点息息相关,更体会到一幅作品的完成或者说画面的完整性与气息的贯通不可分割。大幅作品的创作需要较长时间,很难做到“一气呵成”,如何才能够达到“贯气”?她的感悟是应始终保持开始画画时的情绪,按照同一种情绪来完成整幅画。美术学院训练的是形象记忆,临摹加深了这种记忆,并更加细微地区分了不同画家笔下的形象。最后凝结出一种手感,用毛笔调和多少颜色,搀入多少水,准确地找到自己最想要的效果。这是类似于中国菜中的“盐少许”,“醋少许”之类的感觉。是靠长期的、专业的训练才能获得的一种能力。
创作的训练使谢青认识到这是对平日写生、临摹、构图练习等学习的整体检阅,因此她课余也把很多精力投入到了创作中,没有老师要求、没有课程,自己找题材,自己画。因此,本科三、四年级的作品就获选参加了《广岛世界大学生美术交流展》、《北京市美术作品展》、《青年水墨画展》等展览。
多年的专业训练,使得谢青对自己的观察力非常自信,“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也延伸到生活中,谢青在开车时能够精确地判断出两边都停满车的状况下,她的车能否穿行。我几次坐她的车都觉得惊险,可她很有把握,还真是没有剐蹭。瞥一眼就能做出准确的判断,知道自己的车长和车宽是否能够通行。靠边停车也是如此,很小的一个车位,她几乎就是把车直接搬了过去。坐过她的车以后,我有意观察了一下美院老师的车技,发现大家还都是高手,绘画训练给了他们超常的技艺,而这些技艺在生活中也能发挥作用。
谢青是中央美术学院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生,也可以说是中央美术学院的第一个花鸟画的博士,她的硕士导师和博士导师都是张立辰先生。张立辰先生对于潘天寿先生的作品研究相当深入,受张立辰先生的影响,谢青对于潘天寿先生的作品相当熟悉。谢青的博士毕业论文就选择了潘天寿先生的花鸟画作为研究主题,之前众多的潘天寿先生研究者未曾就此专题深入研究。谢青从事花鸟画学习与创作已经20余年,她对于潘天寿先生花鸟画的研究,有着自己长期实践所得体验为依托,对作品的解析到位、精辟,把潘天寿的花鸟画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她本人也从研究过程中学到了很多花鸟作品创作的知识。
博士毕业之后,谢青更重视从写生中寻找自己独特的笔墨结构。
谢青的国画继承了中国传统花鸟画的内在气质。她在创作中注意对画面空间的分割。她的画面虽然较满,但是有一种纯净,观之不会让人觉得堵。细看之下,在画面的叶片之间留有细小的空白,这些空白或大或小,被树叶的边缘围合起来,最密集的叶片之间有时只是一丝极细小的空白,有时甚至是细小的一个留白的点位,这种空白是精心留下的呼吸口。我们观察生活中的树是能有体会的,在自然空间中,即使是再密集的枝叶也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因此在谢青画面上的枝叶尽管生发得茂密,呈现给我们的依然是一种生机盎然的感受,一种欣欣向荣的生命勃发的感受。
谢青一直喜爱读书,文学书籍看了很多。在读硕士和读博士的阶段,读了大量的书论和画论,这些阅读都给予了她的创作一种修养和蒙养,也使她更深切地体会到情感是创作的基石。“忠实于自己内心的感受”,并锲而不舍地去寻求能够与感受更契合的艺术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