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许 悦
不久前的一次采访中,有位担任过大型展览评委的画家跟记者聊起,近些年展览层出不穷,投稿量骤增,在展出作品的初评中,评委们常常只是看看题跋和印章便能够筛选掉许多投稿。记者问其缘由,画家答道:“因为一看题款和印章就知道该作者的水平了。”
在当代中国画中,题跋好的作品犹如凤毛麟角,书法不佳、烂题乱题的不在少数,只落穷款、了无余味的更是比比皆是。然而,近些年,中国画的“大师”“名家”辈出,“创新”之作叠出,不容忽视的是,他们的作品中题跋却越来越少,越来越寡淡无味。当代画家为什么怯于题跋?题跋在中国画中究竟还占有多大分量?题跋越来越少说明了怎样的问题?
画之不足 题以发之
“中国画历史上,最早的画没有题跋,北宋画家范宽的画就连名字也不写,后人是从其他文献资料中确定为他的作品。”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赵力[微博]忠说。
考察中国美术史,北宋以前的作品多是穷款,名字藏于树石不易看到之处,完整的题跋始于北宋的文人画家,如苏轼、文同、米芾。此后,画家在作品上不仅题款,且加诗跋,“题”在前,“跋”在后。而当时皇家画院中御用画家的作品多是穷款。古代画家把诗文题在画面上,使诗、书、画三者之美巧妙结合,相互生发,画面更富形式美感,逐渐形成了中国画的艺术特色。
“高情逸思,画之不足,题以发之。” 清代方薰在《山静居画论》中强调题跋不仅可以补充画面的构图布局,写出画家的画外之意。题跋与绘画内容要相互补足、相得益彰才算完美。
中国画的题跋按字数长短,大致可分为三类:长款、穷款和藏款。历代在画面上落长款的名家中不乏高手,他们不仅文采惊人,其书法更是了得。如明代徐渭画了一幅写意水墨葡萄图,画中题诗宣泄悲愤之情:“半生落魄已成翁,独坐闲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出卖,闲抛闲置野藤中。”近现代的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等也都善于撰题长款。
画家贺伟国说:“精彩的题诗肯定为画面增色不少,如果画家题的是穷款,或是题跋过于直白,那就乏味了。题跋已成为一幅作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通常是表达作品的创作动机、意趣、环境等等,抒发作者情感,阐述或发挥画意。”
过去的穷款和藏款常常是画家有意为之,对于一些作品而言,由于画面构图、章法布局已很完美,画家不容多写而删繁就简题写了穷款。另有一些画家,由于书法功底浅薄,就直接题了穷款或藏款。这种做法也称藏拙,说明画家有自知之明,一“穷”一“藏”之间,尚存君子之风。不同过去,当代有的画家书法很差而不自知,连打油诗也写不好却敢于题写长款;有的画家自称为“文人画家”,自己却腹笥空空,乱题一气,不知所云,显得不伦不类。
“文人画家的题跋好,并不代表他画得同样好。”中央美术学院[微博]国画系教授毕建勋对于中国画题跋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元代以后,中国画衍生出一种综合性绘画,它是由诗、书、画、印四种形态综合而成的。而最早的“中国画”慢慢被边缘化,甚至是被遮蔽了。但这并不等于文人画就是正宗的中国画。在文人画中,与其造型能力相比,文人的诗歌、书法造诣普遍更高,题跋和印章也就成了他们显示自身修养的方式。
有无题跋 因画而异
赵力忠把中国画的传统分为文人画和画家画,“文人画,顾名思义就是文人画的画,题跋较为丰富。画画者首先是一个文人,在为官为文之余画几笔,如董其昌。画家画是以画画为生的人画的,它可能吸收了文人画的笔墨、表现手法或者意趣,但比不了文人画的题跋。画家画与文人画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他认为,近半个世纪以来,国人继承的传统不是文人画,而是画家画。比如,在人民大会堂悬挂的《江山如此多娇》,画上就只有作者名和作品名。
苏州画家刘振夏以擅长写意水墨人物画而闻名,在他的作品中,有的是长款,有的是穷款,有的则连署名也没有。“以前的文人画上几乎都有诗词、书法和印章,作者具有多方面的修养,这样做习以为常,以至于现在人们认为没有这几样东西就不是中国画了。”刘振夏认同诗书画印结合是中国画的一个特点,但他强调绘画应该是画面的主体,而不是题跋。“绘画不应该是文学的附庸品。现在人们需要重新思考绘画到底为何物,以及它和文学的不同之处。”
刘振夏曾在一幅自画像上题诗:“两鬓沧桑耳半聋,昏花老眼背如弓;分明写影无春色,对镜犹唱《满江红》。” 他坦承诗不是自己的长处,只有当题跋与画面相得益彰的时候,他才会考虑题写的内容。他说:“画面本身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严肃的作品,题跋、印章弄不好就会破坏画面的效果。你不能随意地加减,破坏整体的意境。我是从画面整体来考虑的,有的画,题款、印章都有;有的画,只有印章,连签名都没有。当代的画家可以扬长避短,既然在旧学上远逊前辈,就不应胡诌乱题糊弄人。”
毕建勋也认为,当今中国画的穷款现象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一些作品来说,如果它不属于文人画一类的作品,比如写实类、纯创作类的作品,若在画面上题诗跋文,反而会让人觉得画蛇添足。有些作品,画面本身就很完整,题不题均可;如果画家本不擅长诗作,就更不必在作品上勉强题诗了。“当前诗歌界作古体诗的人较少,作得好的人更是少,现代人的古体诗与古人的作品无法比肩。画面上的题诗,题的是人生境界,画家得有古诗修养和人文内涵。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境界,每天只是坐在电脑前浏览新闻,缺乏生活的阅历和感悟,想要写出可诵可读的题诗是不可能的。”毕建勋分析说。
赵力忠分析目前中国画穷款多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很多画家肚子里墨水少,写不出诗词来,或者书法水平不行,有的甚至照抄唐诗宋词都出错,那还不如没有题款。二是当前有一种比较时髦的画法,就是画得满、画得黑,再题款就喘不过气来了。有些人强题,是对画面的一种破坏,还不如不题。三是新水墨,难用传统的要求来衡量它,因为它的画法、构图吸收了外来的东西,与我国传统的题款格格不入,反而不可题款。”
应从古文、诗词、书法入手补课
中国画家题跋能力和水平越来越弱,是从何时出现端倪的呢?大约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古体诗衰微,白话文流行,鲁迅曾讲过诸如“米芾山水画毫无用处”的话,画家们从那时起已经出现不注重诗词能力的倾向。画家梅墨生认为,新兴的中国画在继承古代传统的中国画技法之余,西方绘画对于新兴中国画的影响也不容小觑。这种变化将古今与中西合而为一,让中国画在现代重新再生、转型、焕发,形成一个新的、非常复杂的绘画类型——新文人画。然而,由于很多画家的目光短浅、修养浅薄,有的虽然技法炉火纯青,却达不到文人画直抒胸臆的境界,东拼西凑的题跋更让作品多了俗气。
美术评论家谢春彦说:“‘文人’是一个很长的、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的概念。但在这个急于求成、急于求名利的浮躁时代,更多的人是在利用‘文人画’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或是某种绘画技术,‘文人画’成为一个流于表面的形式。
30年前,当年的一帮年轻人提出了‘新文人画’的说法,并主张传统文人画必须创新。而现在,有些人却是照猫画虎,老师怎么画他就怎么画,这里搬几块石头,那里点几朵菊花,然后再从书中找几首唐诗抄上去,陈陈相因,甚至还出现了专门教人为画配诗的工具书。一些没有文化的人通过‘文人画’的炒作,一个个都成了‘大师’,还把作品卖出很高的价格。”
“除了画家的修养问题,可能是时代不同了,才导致题跋质量参差不齐。”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殷双喜说,“现在是一个看图的时代,不是诗的时代、书法的时代。整个社会没有欣赏诗词的气氛,我们的美术学院国画系也不同于古代画学,并不教授古典文学与诗词。”
记者了解到,现在美术学院的国画教学中,老师将重点放在教育学生掌握技法、关注现实上,他们的作品注重心灵的感受、境界的表达、形象的塑造。对于这类作品而言,许多老师和学生认为题跋并不重要。
这种流行的观点虽不无道理,但是中国画毕竟不同于西画,它是一种综合的、丰富的、注重表意的艺术,有无题跋或题跋书法的好坏,往往反映着画家的文化素养。贺伟国举例说:“齐白石在一幅两只小鸡争夺一条蚯蚓的画中曾题‘他日相呼’,意思是过去没有蚯蚓时亲如兄弟,互相招呼,今日两只小鸡为这蚯蚓而争夺。这显然不是简单表现小鸡的内容,而是超以象外地反映社会人情。抗日战争期间,齐白石在以螃蟹为题材的作品中曾题‘看汝横行到几时’,通过画与诗的结合宣泄心中愤怒之情。试想光画几只螃蟹,而没有这样的题跋,怎么能表达出如此看法呢?”
采访中多位学者表示,当代画家普遍缺乏古典文化的修养,这是当下题跋少、烂的主要原因。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变,国粹少有继承,进入新时期,许多年轻人熟练掌握外语,却不认识繁体字,读不了古文,对于中国画的内在精神,对于文人画独特的发展脉络没有清晰的认识。贺伟国建议,想要画好中国画的年轻画家,应该自觉从古文、诗词、书法入手开始补课,加强文化修养,在题跋上也要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