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鲁迅的金石缘

只有梅花是知己

　　薛元明

　　鲁迅不仅是一位思想家和文学家，也是一位艺术家，他对于金石书画木刻等有特殊的嗜好。几年前我曾在北京鲁迅博物馆拍下了一些珍贵照片，其中就有许多鲁迅收藏、自刻、自用的印章。这一方方朱印承载了他真挚而不朽的金石情缘。

　　一、藏印

　　鲁迅的人生经历与家庭的影响分不开。在他收藏的印章中，最珍贵的莫过于两方其叔祖周芹侯所刻的青田石印章，朱文异形“只有梅花是知己”和白文“绿杉野屋”。此二印皆为浙派风格，我想，鲁迅平生爱印、赏印与这样的家庭熏陶是分不开的，一生结下不解之缘。

　　鲁迅一生交往的文人很多，有少数在中途绝交，但有很大一部分维持了终生友谊。在爱好金石书画方面，有李叔同、乔大壮、郁达夫、闻一多和瞿秋白等人。民国与晚清相连，文人的心性，尤其对于金石书画的喜好仍然持续着，风气未变。虽然他们都是新思潮的楷模，但同时又有旧传统的烙印。

　　鲁迅所藏“丰子恺”一印取法古玺，未知作者姓名，气息清雅隽利，水平颇佳，异常珍贵。另外，他手中还有两方瞿秋白的笔名印章，一方为“何凝”，另一方为“萧参”，这两方都是朱文，材质皆为牛角质，前一方为篆，后一方为隶。鲁迅平生手中的很多印章更侧重于藏和用，材质和字体、风格等并不限定在某种范围之内，旨在获取一种乐趣。

　　藏印当中还有两方属莽原社使用的印章，皆为竖条形。其中一方边栏厚重，印面文字体式不拘，注重实用，也许使用较频之故，印文格外古朴含蓄，略见苍茫，更具金石味；另一方印文为老宋体，接近现在的电脑镌刻作品，故而艺术性要打折扣。

　　二、刻印

　　鲁迅与印章缘分深厚，除了当时的风气及家庭影响外，也有一部分原因在于身体力行，自己刻印才会爱到骨子里。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文中曾说：“鲁迅求学时在南京刻过‘戛书生’‘戎马书生’和‘文章误我’等三方印。”而现在仅存“戎马书生”一方，从整个章法布局可以看出明显受到赵之谦的影响。赵之谦《二金蝶堂印谱》中有一方“书生门户”印章，与之相较可以发现，“书生”二字变化不大，而鲁迅所作印章之边栏处理过于细弱。

　　鲁迅所刻的另一方印章是许广平先生所记录内容为“迅”的白文行草书印章。在那个时代，这种处理不多见，可见鲁迅的求新意识。

　　据郑逸梅遗稿记载：“鲁迅常用名章，委西泠印社代刻，什九出于顿立夫之手。”在博物馆现存的原物中，陈师曾刻印最多。他所刻各类印章一共有七方，时间是在1915年到1919年间，这在《鲁迅日记》中皆有记载，张樾丞、刘淑度、乔大壮、吴德光、陶寿伯等名家都为鲁迅刻过印章。除了姓名印外，陈师曾还给鲁迅刻过收藏印，深得鲁迅喜爱。

　　1915年6月14日《鲁迅日记》记：“师曾遗小铜印一枚，文曰‘周’。”鲁迅用印可谓不拘一格，而对每一方印章都在日记当中加以记载。同年9月8日有：

　　“陈师曾刻收藏印成，文六，曰‘会稽周氏收藏’。”这方朱文规格较大，融合赵吴两家而成，自践新意。1916年4月26日记：“陈师曾赠印一枚，‘周树所藏’四字。”此白文印法赵之谦意，疏密有致。11月30日又记：“陈师曾贻印章一方，文曰‘俟堂’。”而在1918年8月至10月之间，共刻有三方印，包括润资等皆有记载，如“周氏”、近圆形“周”和方形“周”，三方皆为朱文印。按照情形推测，应该是鲁迅的命题。1919年1月4日又记：“陈师曾为刻一印，文曰‘会稽周氏’”，是一方白文印，法赵之谦而又有变化，特别是“氏”字的处理，得画龙点睛之妙。

　　陈师曾所刻尚有两方相对特殊一些的印章。按照《鲁迅日记》记载：“师曾书属樾丞刻”，是两人合作的结果。两方印章都是紫檀木竖条形。一方内容为

　　“会稽周氏藏本”，另一方稍小，内容为“俟堂石墨”，字体介于楷隶之间。鲁迅的评价是“颇佳”，说明了他的满意度，日记中多有类似简短精辟的评价。查阅资料可知，1917年，鲁迅因藏碑拓之需，请陈师曾刻二枚木章，陈因不善刻木，交给同古堂张樾丞代刻。张樾丞少年时到琉璃厂益元斋刻字铺当学徒。1909年，经宝熙引荐，为末代皇帝溥仪制作“宣统御笔”“宣统御览之宝”等印。民国肇始，张樾丞为历任北洋政府首脑治印多枚。

　　齐白石女弟子刘淑度曾应郑振铎的约请给鲁迅刻过两方印，一方是白文“鲁迅”，一方是朱文“旅隼”。这两方印章皆为材质很好的羊脂玉，在鲁迅平生所用的印章中材质应属最好的。作品为典型的齐派风格，刘淑度也因给鲁迅刻印而广为人知。贺孔才先生的点评非常具体，在“鲁迅”二字上批注“‘迅’字佳，‘鲁’字未甚安稳”，而在“旅隼”一方上批“‘隼’字佳，‘旅’字宜按金文中常有的篆法书写”。

　　鲁迅曾在1931年6月7日日记中记载：“同三弟往西泠印社买石章二，托吴德元(光)、顾(陶)寿伯各刻其一，共用泉四元五角。”现在所能见到的就只有这一方吴德光所刻工稳一路的白文“鲁迅”。此外，《鲁迅日记》中还记载有一方“迅翁”白文印，这方印章为典型的吴让之风格，时间在1934年，也就是鲁迅逝世的前两年，记载中是“诗荃”赠印，但“不可用也”。诗荃即徐梵澄(1909-2000)，原名琥，谱名诗荃，字季海，湖南长沙人。诗荃与鲁迅的交往，最重要的就是对尼采著作的翻译。鲁迅得稿，非常高兴，推荐给良友公司并介绍译者，可见诗荃深得鲁迅赏识，认为是可造之材，后来曾有学人称梵澄为“玄奘第二”，并非过誉。

　　三、用印

　　鲁迅平生喜欢藏木刻、钞古碑，鉴赏自然免不了，故而有一套专门的印信，皆是花梨木材质。1918年4月11日《鲁迅日记》记：“下午同陈师曾往留黎厂同古堂，代季市刻印，又自购木印五枚。”分别是“完”“善”“随喜”“翻”“伪”五印。鲁迅在日记中记载“工五元”，也就是每印一元，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一般印人的润格。

　　印章是鲁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涉及到很多方面，且分类极为细致，可见鲁迅是个有心人。他以写稿为生，曾在教育部任职，用印颇多，主要有：竖条形“周树人”教育部专用无边印一枚，收信所用“周信”一枚，常用于藏书、题赠诗稿，隶书印“鲁迅”一枚，版税收据钤印两枚，一为“周豫才”，一为“鲁迅”，以上印章皆为楠木材质。

　　鲁迅手中还有一些印章，如隶书“周豫才印”和“周树人印”；象牙材质的朱文篆印“豫才”和“鲁迅”，这些只是偶有使用。在鲁迅的常用印中，有些艺术水平并不高，如“周树”“赠本”等。

　　四、赏印

　　据资料记载，鲁迅一生搜集了大量的两汉至隋唐石刻拓片，包括造像、墓志、碑、砖、瓦、镜、钱、画像等，至今保存下来的有4000多种，共5900余张。1987年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鲁迅辑校石刻手稿》，全书共三函18册，收有鲁迅亲手抄录并校勘的石刻790余种，其中碑拓260余种，保存下来的鲁迅研究金石的手稿就有30多种。后来他虽无暇注意及此，但从日记来看，鲁迅曾游览过西泠印社，对这个专门研究篆刻艺术的学术机构颇为重视和关注。鲁迅偕许广平同来，前后共四天，这在鲁迅一生中是很难得的“闲情”，也是鲁迅金石研究的重要一节。

　　我通过对鲁迅所藏所刻所用印章的资料分析得出，其印章材质大体为：青田、寿山、金星石、牛角、象牙、羊脂玉、樟木、紫檀木、楠木、花梨木；其字体为缪篆、小篆、隶书、魏楷书、老宋体、行草书；其风格为浙派、邓派(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派、齐派、满白、花押。

　　在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曾见过有几篇文章将原本是黄宾虹写给李尹桑的信安放到了鲁迅的头上，认为这是“鲁迅的篆刻观”。如“仆于西泠，差喜龙泓，余子圭角太甚，似伤和雅。皖派折心石如，白文为佳。若吾乡垢道人(程邃)、巴予藉(巴慰祖)二公，非特开西泠之祖师，而且阐古玺之秘奥，能(早)于陈簠斋(陈介祺)、王廉生(王懿荣)诸子数百年前具此慧眼”。其中提到“若吾乡垢道人、巴予藉二公”，即程邃、巴慰祖二人，明显与鲁迅的籍贯不符。真正体现鲁迅印学思想的则是有关杜兆霖印谱《蜕龛印存》的序言。杜兆霖(1876-1933)，字泽卿，号蜕龛，别署蜕庐，浙江绍兴人。壮岁以书法篆刻鬻艺杭州，印名为世人所重。

　　这篇序言我后来在《知堂书话》中查到了，以为是周作人所作，后来看到沈定庵老先生在《绍兴日报》的撰文说明了原委。“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绍兴鲁迅纪念馆[微博]工作，始悉鲁迅先生曾于1916年为杜老的《蜕龛印社》改定过一篇序文，最初发表于1917年4月绍兴《若社丛刊》第四期，署名启明，但原稿上署名则为会稽周树。”杜是先获识周氏兄弟中的作人和建人，鲁迅先生时居北京，故序中言及“予于杜君未相见，唯读其书，窃喜抱守遗阙，不以世论失其故常，有同志者，因序之云”。由于上述关系，先由杜老请周作人作序，后将序稿寄请鲁迅校改。《鲁迅日记》中有：“六月十三日小雨，上午得二弟信并《〈蜕龛印存〉序》一叶。十七日发。……二十一日晴。上午寄二弟信，附改定《印存序》一篇。”

　　鲁迅的印缘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一是鲁迅对于传统金石书画极度热爱，乃至对整个民族艺术都有极其深厚的情感；二是见证了鲁迅个人修养的全面，尽管他的文章犀利无比，但从这些印章可以看出他的细腻和柔情；三是这些印章无疑是鲁迅和朋友交往的铁证，寿如金石，屡有佳话，传颂至今，特别是他和瞿秋白、陈师曾的交往，堪称典范；四是印章是鲁迅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生活的必需品。艺术生活化，在当时的文人交往中，印章是可以相互赠送的“高档礼品”，成为见证友情的信物。这些对于今天的书印人来说仍具有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