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爱好收藏文物：曾带警卫员上山挖宝

　　邓拓(1912—1966)，福建闽县竹屿乡(今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竹屿村)人，曾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华北局文教书记，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又是一个文物爱好者。

　　邓拓保护、收藏、研究文物的嗜好，源于环境和家庭的熏陶。福州有“东南邹鲁之乡”之美誉，文化积淀深厚。闽县竹屿乡是著名的教育之乡，邓氏家族出了许多教育家。南宋时，村中建有东野竹林书院，大学者朱熹曾在这里讲学。邓拓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邓燮香，支持儿女读书上进。邓父邓鸥予(邓仪中)是清朝最后一科(1903年)举人，曾任广西知县，后不满官场险恶，辞职弃官从教，在福州女子师范学校教国文。邓鸥予爱好藏书，家里藏书十分丰富，不仅国学经典线装古书众多，《新青年》《新潮》《从空想到科学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史的一元论》等进步书刊也很多。邓鸥予认为书法是一个人文化修养的基本功，还收藏了不少古字画和名家碑帖，让孩子们欣赏、学习。邓鸥予对子女的教育十分严格，规定每天必须完成的晨课——练字和背诵古诗文，使邓拓从小熟知并热爱中国传统文化。邓拓二哥邓仲超是美术老师，也喜欢收藏，二哥常带小邓拓到福州各地文庙观看大人作“诗钟”。三哥邓叔群是留美微生物学博士、教授，对他也多有熏陶。

　　邓拓在晋察冀根据地时就很注意收藏文物。他曾说：“战争破坏性很大，打起仗来谁也不管文物，我们发现有价值的文物就要收集保管。”他早年工作所在地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燕国、赵国，在战斗间隙，他十分注意文物的搜集和保护。1947年，他与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队到冀中涞水县开展工作，附近有座古城遗址，邓拓曾三次抽空带上秘书、警卫员，拿着铁锹、铁钎等工具上山挖宝，从遗址中挖出许多陶瓷片、铜箭头、瓦当等文物。邓拓将它们全部拍照留底，土改结束后，他把两大筐的文物用马驮运回晋察冀首府张家口，新中国成立后，被他用骡子驮入北京城。如今，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文物(燕陶馆藏品部分)，就是他搜集的。山西阳高县古城村汉墓出土的文物，也大多是邓拓收藏的，后来这批文物也被他捐献给了国家。

　　邓拓还收藏了许多历史文献资料，其中有太平天国的“田凭”(土地证)，清代名人的信札，甚至还有北京煤窑的契约文书，“六必居”的房契、账本等。他收藏过4件浙江省石门县(今浙江桐乡县石门镇)的太平天国文物：1862年听王陈炳文发给花户高廷绣、福宿的《田凭》，1862年忠孝朝将邓光明发给子民金坤书的《完银串票》，1863年归王邓光明发给花户六延昶的《预知由单》。浙江石门曾经被太平军占领过两次，第一次在1860年9月10日至9月17日，第二次在1861年4月3日至1864年4月10日。上述4件文物便是在其第二次占领期间颁发的。邓拓收藏的这4份太平天国文物，对太平天国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十分珍贵。它们不但丰富了太平天国的历史文物，还让后人认识到：就《田凭》来说，证明太平天国无地农民在交纳少量税收后，实际上把地主或逃亡地主的租田概作自产了；就《完银串票》和《预知由单》而言，可加深对太平天国后期征收漕粮和官职变化等问题的认识。

　　邓拓还收藏了福州老家竹屿乡的邓氏族谱一份，这份族谱在福州已经失传，后来他复印了一份赠送给竹屿乡。这份族谱为邓氏来自河南固始提供了文字证据，也为研究福建地方史、文化史，提供了很好的文献史料。

　　邓拓不是为了收藏而收藏，他曾将自己的藏品进行整理、编目、研究、考订，并写出有学术价值的论文。经济史论文《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是他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期间，到北京门头沟调查了百多座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小煤窑遗址，访问了许多老矿工、煤老板等，搜集了大量的账本、文书、契约、家谱、煤窑图等史料，然后进行研究才写成的。时至今日，这篇文章在研究我国经济史及北京地方史方面，仍具有权威性。邓拓另有《中国救荒史》《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等论著，也运用了其收藏的文物与文献史料。

　　邓拓多次将藏品提供给国家有关部门研究使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进行《中国甲骨文合集》的编辑工作，邓拓就提供了自己收藏的一批甲骨文片。他还将明清时期的土地买卖、租赁契约、车厂揽运货物合同等史料，提供给中国历史博物馆使用。

　　邓拓曾说：“一个国家，特别是有长期革命斗争传统的国家，历史文物非常丰富，光靠国家博物馆[微博]收藏是不够的。如果有一批民间收藏家，随时随地注意收藏革命的、历史的、大大小小的各种文物，贡献给国家，那就方便多了。”这也是他收藏文物的出发点。不是为了玩赏和致富，而是为了抢救文物，献宝于国，造福于社会，让文物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赖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