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是一种流动的风景

　　许多人的人生就像飞禽一样，尤其到了天灾人祸等社会结构发生变革之际，他们扑棱棱地飞离故巢，或是迎着朝阳，或是与落日同归——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来看，中国收藏家的命运就是如此。当他们栖息新枝以后，像鸟儿衔来种子，开始播撒着收藏的理念，一片片丛林由此蔚然而生。中国的城市收藏版图也被一次次地刷新。

　　从鸦片战争发生以来的近现代，中国的收藏中心城市顽强地固守在北京。原因或许很简单，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军事和经济中心，是豪强和贵富云集之地，所以被称之为成人玩具的收藏品便源源不断地涌向那里。

　　那儿有巍峨的紫禁城，庋集着千百年来中国最辉煌的艺术品，它是围绕着清朝最伟大的收藏家乾隆皇帝的收藏理念而构建的收藏体系，被称为中国传统收藏的正统，也是中国官藏的象征。

　　那儿还有琉璃厂，是民间文物交易的集散地，无论是身穿马褂高靴的清朝士绅，还是西装革履的民国新派，那儿都是他们流连忘返的地方。在清末民初，北京最有影响力的大收藏家有庆小山(1848—1927，名宽、号松月居士)、朱翼庵(1882—1937，名文钧、字幼平)、郭葆昌(1879—1942，字世五、号觯斋)等，他们是旧京私家收藏的巅峰人物。还有一位备受民国中晚期的大收藏家张伯驹(1898—1982，字家骐，号丛碧)的青睐，就是完颜景贤(字朴孙)。他收藏的中国书画，北京城里数第一。当然期间还穿插着许多戏剧一般的人物粉墨登场，挥金如土，染指收藏，比如像民国四大公子(张伯驹除外)，他们像流星一样各领风骚一二十年。

　　但是，自1928年北京被民国政府改名叫“北平”之后的数年间，中国的收藏中心城市开始了漂移，以十里洋场闻名遐迩的上海异军突起，取代了北京的位置，可惜好景不长，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声一响，北平重新改名为原来的名字北京，于是上海众多的收藏家们云散天涯，又像飞禽一样开始另觅新枝。

　　上海，冒险家的天堂

　　收藏市场的红火，有个必要的条件，就是经济要繁荣。

　　可上海本是长江的出海口，一个不起眼的小渔村，但是在1843年11月17日这一天上海迎来了历史发展的转折点，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正式开埠。中外贸易中心由此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通进长江门户，开设行栈、设立码头、划定租界、开办银行。从此，上海进入百年高速发展期，特别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激发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

　　我在撰写《风流石癖——陆质雅传》时，顺便研究了上海的房地产发展史。上海大收藏家陆质雅(1883—1964)曾在清末上海道台下属的交涉司任职，兼理土地会丈局，即代表清朝政府与外国人商谈土地出租等事务，他后来成为上海的著名房地产商。

　　据上海史志记载，自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随着上海工商业发展以及人口的急剧扩大，地产价格也日益高涨。从同治九年(1859年)起，上海就有了市场意义的房地产企业，当时从事房地产经营的洋行就有老沙逊、新沙逊、怡和等20家。从1869—1933年，南京路地价前后上涨132倍。90年间，上海房价累计上涨8571倍。上海成为了冒险家的天堂。

　　从清末至民国，中国的内政混乱，军阀割据，战火连绵，反而是偏隅一方的上海因有了租界庇护而因祸得福，人口急剧增加，经济蓬勃发展，有钱人便纷纷投资或者寓居上海。因此，上海是一座外来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开放型城市，而收藏活动正是所谓精英阶层有钱人的挥金游戏。

　　上海早期最具声望的收藏家是庞莱臣(1864—1949)，他的收藏被誉为“甲东南”，是上海收藏界的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

　　庞莱臣，名元济，字莱臣，号虚斋。浙江吴兴南浔人。他的父庞云鏳为南浔镇巨富，名震一时的丝绸商，也是“南浔四象”之一。光绪十七年，父亲庞云鏳以儿子庞莱臣的名义为赈灾捐纹银十万两，获慈禧太后恩赏一品封典，候补四品京堂。庞云鏳去世后，庞莱臣自己经营纺织、电器等企业，成为民族工业的开创者之一。

　　庞莱臣热衷于中国书画的收藏，这应该源于他小时候对书画持有的浓厚兴趣。他曾临乾隆时人手笔，颇得神采。父亲庞云鏳夸奖说：“此子不愁无饭吃矣！”成书于1909年的《虚斋名画录》上，我们可见庞莱臣收藏的历代名画共538件(以家藏为限，不藏不录)。入录历代名迹竟近六百卷(幅)，不能不让人赞叹收罗之富、用力之勤。在这批藏品中，著名的作品有：阎立本《进谏图》、周昉《村姬擘阮图》、韩干《呈马图》、戴嵩《斗牛图》、五代赵驸马《神骏图》(赵文敏书合璧)、董源《夏山图》、周行通《牧羊图》、王道求《弗林狮子图》、张戡《人马图》、宋何尊师《葵石戏猫图》、巨然《流水松风图》、《江村归棹图》、李成《寒林采芝图》、郭熙《终南积雪图》、赵佶《双安鸟图》、《雪江归棹图》、《赐郓王楷山水》、李公麟《醉僧图》、米芾《楚山秋霁图》、《云山草宅图》、陈中《羌胡出猎图》、赵大年《水村图》、赵千里《春龙出蛰图》、龚贤《溪山无尽图》、宋人《风雪度关图》、龚开《中山出游图》、金人李山《风雪杉松》、元人钱选《草虫图》等等，亦有元、明、清各代诸如管道升、任仁发、张中、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董其昌、项元汴、恽寿平、王翚、王原祁、石涛、八大山人、金农等人的作品，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将历代名家收罗齐备，确实显现出一代收藏家的勤奋和惊人业绩。实际上，庞莱臣收藏还远不止此数。同样是出自于上海的收藏大家王己千说他收藏的书画有数千件。

　　有趣的是，活跃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顶尖级收藏家中，许多人都来自于浙江南浔镇，而且他们之间总有扯不断的亲眷连带关系。比如张静江(1877—1950)、张叔训(1900—1949)、张珩(1914—1963)等。

　　早在1902年，张静江的父亲张定甫为他在法国巴黎开办了一家Tonying公司，即著名的通运公司，聘请鉴定家姚叔来为大班(总经理)，1925至1933年间，许多清宫旧藏的名迹就是通过张静江的通运公司脱手的。庞莱臣卖给美国人弗利尔的名画，也是姚叔来运作的。他们的古玩生意做得很大。

　　张叔训，是近代中国钱币收藏的泰斗式的人物。

　　旧上海收藏界的一例极则是张珩，字葱玉，号希逸，斋号为韫辉斋，出生于富可敌国的南浔镇张家，其高祖是晚清的首富张颂贤(1817—1892)，资产达1000万两白银。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1842年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根据《南京条约》规定，中国政府需要向英国赔款2100万两白银，而对比之下，我们便可窥见张家富足的程度。张珩是独子，父亲早逝，自小就随其祖父、大收藏家张石铭(1871—1927)生活，练就了一双鉴赏的火眼金睛。1930年，16岁的他在分家时独得资产200万白银(有人估算价值当下的人民币200亿)，从此浪迹上海滩。

　　张珩被后世最为钦佩的主要有两点，一是鉴赏的法眼精准，20岁时就被聘为故宫[微博]鉴定委员；二是收藏的品级甚高。1947年其好友郑振铎为其编撰《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收入张珩的收藏巨迹，如唐张萱《唐后行从图》、周舫《戏婴图》、北宋易元吉《獐猿图》、金刘元《司马檩梦苏小》、元钱选《梨花鸠鸟图》、颜辉《钟馗出猎图》、倪瓒《虞山林壑图》、赵元《晴川送客图》、方从义《武夷放棹图》等高古书画精品。启功先生曾称赞“韫辉斋所藏书画无一赝品”，足证他收藏的水平。可惜的是，张珩有个致命的坏毛病是嗜赌，他的这些收藏品大都是输掉的，有些是抵押给了上海另一传奇性的大收藏家谭敬(1911—1991)。最有名的故事是，张珩在一个晚上就把上海著名的大世界输光了。

　　在上世纪的20至40年代间，上海涌现的一大批收藏家可谓群星闪耀，争奇斗艳。

　　其中，最不可忽视的大收藏家是吴湖帆(1894—1968)，是当时一颗闪耀的明星。他的祖父和外公分别是吴大澂(1835—1902)和沈树镛(1832—1873)，均系清末大收藏家，而他的妻子潘静淑(1892—1939)是道光年宰相潘世恩的孙女，也是清末大收藏家。吴湖帆与潘静淑的婚姻，集纳和延续了三大收藏家族的宝藏。他的所藏仅以历代名画计，如北宋米芾行书《多景楼诗册》、宋宁宗后《樱桃黄鹤图》、宋梁揩《睡猿图》、宋王晋卿《巫峡清秋图》、宋赵构《千字文》、宋画《汉宫春晓图》、刘松年《高山四皓图》、宋拓《梁萧敷敬太妃墓志》、宋刻《淮海长短句》、元倪云林《秋浦渔村图》、元吴镇《渔父图》、元黄公望《富春合璧图》之《剩山图》、元王蒙《松窗读书图》等，均为国家一级藏品。

　　此外，旧上海的大收藏家还包括，潘达于先生(1906—2007)，她的收藏来源于祖上潘世恩、潘祖荫家族的收藏，其青铜器和字画等藏品蔚为壮观，最有名的是大克鼎(现藏上海博物馆)和大于鼎(现藏北京国家博物馆[微博])；还有地产大王周湘云先生(1878—1943)的收藏，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怀素《苦笋贴》和米友仁《潇湘图》即来源于他；顾公雄(1897—1951)与沈同樾夫妇源自苏州“过云楼”的收藏；龚心铭、龚心钊兄弟的收藏名品有“商鞅方升”等，为世间孤品；钱镜塘先生(1906—1983)的收藏，有五代董源的《山水图》和南唐徐熙的《竹雪图》等巨迹；谭敬先生(1911—1991)收藏的名品大都来源于张珩的旧藏；刘靖基先生(1902—1997)收藏有数千件古画……活得最明白的大收藏家或许是丁福保先生(1874—1952)，他是上海结核病防治医院的开创者，中国古钱币界的权威，其撰写的《古钱大辞典》至今仍然是不可撼动的权威著作。在他身前就将自己的房产、田地和收藏全部捐出。他说，“与其收藏于一家，不如藏之于团体，因团体较一家为永久也。与其散诸于他人，不如散诸于自己，因自己较他人为好也。”

　　以上罗列的这些收藏大家，不过是浮在旧上海收藏界之海平面上的冰峰，水面之下，依旧是龙飞凤舞，名家林立，名品如云。我最近研究了两位属于旧上海时期的收藏家，一是张律均先生(1901—1988)，常州金坛人，1921年才开始为上海金城银行工作，后来成为副经理，在当时最多也就算是金领阶层。晚年他返回故乡生活，将自己在上海收藏的136件文物捐给了金坛博物馆，其中仅国家一级文物就多达七件。另一位就是前文提及的陆质雅先生，他的收藏中仅齐白石印章就多达500件(系“文革”抄家后的返还物)，许多是齐氏艺术的极品，国之瑰宝。这两位只是上海收藏界默默无闻的收藏家代表，由此足见旧上海的收藏风气之炽热。

　　从上世纪30年代始，至多到1949年止，上海作为中国收藏中心城市的时间，当不超过30年，如同白驹过隙一般匆忙。

　　我们知道，上海不是类似于陕西、河南、山西这样的中国文物大省，由上海辖区内所出土的文物十分有限，而上海博物馆确是中国数一数二的收藏大馆，在国际上也声名显赫，而它出色的藏品来源大多得益于旧上海这些收藏大家的贡献。

　　2012年12月18日，我应邀参加了刘益谦[微博]王薇[微博]夫妇的龙美术馆开幕式。看着琳琅满目的藏品，心想，他们夫妇是当之无愧的上海当下最了不起的收藏家，与上海的收藏传统相比，昔时别人捐给了国家的博物馆，今日他们自己创建了博物馆，这就是时代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