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厘清张大千的绘画价值说开去

　　刘释之

　　前两日，和朋友说起张大千，他啧啧称赞，认为他是“贯通中西的第一人”，“中国绘画要引起西方的重视，要在国际市场上得到主流的认可，非张大千莫属”，“不要单从学术角度考虑，要从大众的接受程度考虑。为何李宇春那么广受欢迎？你要是从前声部后声部分析，从低声部高声部分析，李宇春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依然阻挡不了人们对她的热爱。”……总之，这位朋友对张大千的艺术崇拜可谓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对张大千艺术价值的厘清，对于我们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大有裨益。换句话说，如果不厘清对张大千的认识，我们的艺术判断就会发生偏差，艺术道路就会发生偏离。

　　徐悲鸿曾经称赞过张大千，称他为“五百年来一大千”，我相信徐悲鸿确然讲过这样的话，而且也确然发自内心。全面看过张大千的绘画，很少有人不佩服张大千的“万能”，举凡山水、花鸟、人物，不管南宗北宗、工笔写意、水墨设色、淡彩重彩、民间院体、泼彩泼墨，无所不能，学谁像谁，在画史上难得一见。然而，一流画家须与其人格相统一，而非多项技艺之总和。在功力上而言，他确实具备画家技能上最卓越的能耐。而且他一生交游广阔，政商学军各界乃至名公巨卿，都是其座上宾，名气不可谓不大，很少权贵家中没有他赠送的画作挂于中堂。媚俗与投人所好，是张大千在现实社会中成为名家的“终南捷径”，但张大千不过是“复古派”之大匠，装饰画之匠师，技法上他是一等一的能手，但在时代精神和个人无可取代的艺术个性上，他是空虚的。没有独特而强烈的人格精神，学谁像谁，恰是丧失“自我”的明证！

　　一般而言，我们要认定一段历史中少数人物为某一专业中的第一流人物或者是大师，不仅只是表明他的优秀，而且着重在他原创性成就而成为时代的骄子，着重在他的作品具有“空前绝后和包前孕后”的特征，既有强烈的个性和不为时间流逝而磨灭的人性光辉，又有为后来者开辟康庄大道的艺术魅力，像希腊的三大哲，文艺复兴的三巨匠，儒学之孔孟，理学之程朱，诗歌之李杜，书法之二王钟张，绘画之沈文唐仇等等。

　　目前，以市场价值来衡量艺术价值的观念愈演愈炽，以西方艺术观念改造、拉低中国画文化品格的做法大行其道，这正给西方一些国家的文化输出提供了便利的温床和肥沃的土壤，他们以金钱为诱饵，包装和扶植一些颠覆中华民族核心价值的艺术家，在年轻一代中树立所谓“先锋榜样”，达到实际是推销和贩卖他们西方自以为是的价值观和艺术观的目的。商业的、急功近利的、色情的、浅薄的、畸形的艺术不绝于目，假如不加以警惕，正如美国总统尼克松所言：21世纪，美国将不战而胜！

　　《傅雷信笺》曾有这样一段话：“……鄙见于大千，素不钦佩。观其所临敦煌古迹，多以外形为重，至唐人精神全未梦见，而竟标价至五百万元(一幅之价)。仿佛巨额定价即可抬高艺术品本身价值者，江湖习气可慨可憎……”现在，张大千在中国社会还能赢得这样崇高的位置，正说明了中国社会对真正的艺术价值认识还不充分的积弊，也正说明，民族自信的恢复之路还很漫长，同志仍需努力！

　　张大千

　　(1899-1983)

　　出生在四川省内江县，本名叫张正权，又名张权，后改名爰。1919年，至松江禅定寺出家为僧，法名大千。三月后还俗。二十多岁的张大千在三师叔李筠庵的影响下，开始临仿石涛画迹，还曾瞒过前辈画师黄宾虹。上世纪40年代，张大千自费赴敦煌临摹石窟壁画。

　　“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在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

　　——学者陈寅恪评张大千的敦煌摹画

　　“我之所以对张大千没有好感，他破坏敦煌文物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1981年，我去过敦煌，看到很多地方的壁画被张大千剥离砸坏。著名的藏经洞即第17窟画有《侍女图》，其上被张大千题了很多字，最末还题下张大千的姓名。我当时看了十分震惊。他的题字无法刮去，一刮就把画面刮坏。旧事不提，越提越生气。”

　　——评论家陈传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