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民国书画家蒙寿芝：三秦游子海上名家

蒙寿芝联风过耳堂 赵熊藏 蒙寿芝、经亨颐合作《竹菊图》 陕西省文史馆藏 蒙寿芝 陈师曾合作《花枝双禽》图

　　陕西高陵 汪运渠

　　蒙寿芝(1869～1937年)，名树培，号邋遢僧，以字行，陕西大荔人。幼年聪慧，好读书，喜翰墨。光绪十九年(1893年)任山西潞安府长治县知事，后迁职广东花县县令，为官清廉。入民国，蒙寿芝无意仕途，先后旅居北平、上海多年，潜心书画篆刻，名噪京华沪上。晚年皈依佛门，投于近代著名高僧印光法师门下。

　　蒙寿芝出身武门世家，其父蒙师恩、叔父蒙师善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同中武举，御赐“兄弟同科”匾额一面，一时传为佳话。其父中举后，诰授昭武都尉，钦加四品衔，并候选为守备。蒙寿芝少时好读书，喜翰墨，扎麻为笔，用稀泥水代墨，以方砖当纸，临习不辍。17岁入同州(今大荔)邑庠(古代设在府、州、县的官办学堂)，学台(全省教育事业的最高长官)观其习作，赞曰：“字盖十城之冠。”光绪十九年，他以海防义捐捐官山西潞安府长治县知事8年，为官清廉，办事公允，离任时民众赠送“万人伞”“万人衣”，刻赠“分疆化洽，佐治风清”匾额。光绪二十七年迁职广东花县县令。入民国，蒙寿芝无意仕途，先旅居北京，后居上海多年，亦游走杭州、南京等地，精研书画，活跃于上海画坛。

　　蒙寿芝长于右任10岁，青年时期与于右任切磋书法，过从甚密，义结金兰。蒙寿芝由北京定居上海时已50多岁，此时的于右任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在书界都已经声名显赫。蒙寿芝在上海书画界的交游与于右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上海的书画名家如经亨颐、钱化佛、王一亭等，或为辛亥革命元老，或为国民政府大员，或为商海巨子，与于右任的交情都非同一般，而蒙寿芝正是通过于右任才得以和他们交往。陕西省文史研究馆收藏蒙寿芝书作两幅、画作3幅，其中的两幅画有于右任题字，所画花卉于右任题：“奇花倚石，淡墨写生。”所画山水于右任题诗曰：“四山苍翠合，一高(贮)空庐。无事此静坐，默念胸中书。”

　　陕西省文史馆收藏有蒙寿芝、经亨颐在1933年合画的《竹菊图》，是赠予于右任的秘书李祥麟的。经亨颐曾任国民政府常委、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副校长，工书善画，与于右任交往甚为密切。1928年冬经亨颐、于右任在上海发起组织“寒之友社”， 经亨颐任社长，何香凝、陈树人、黄宾虹、张大千、丰子恺等名家为社员。每逢雅集，赋诗作画，极一时之盛。1932年，上海友声文艺社刊印的于右任书法集《右任墨缘》的封面就是经亨颐题的签。蒙寿芝经常参加“寒之友社”的翰墨雅集活动，时常与经亨颐切磋，故此幅《竹菊图》虽笔墨各有特色，却又一片和谐。

　　钱化佛和于右任同为国民党元老，民国成立，钱化佛急流勇退，避谢一切官职解甲返沪，专绘佛像，取“万佛楼”为其室名，所绘佛像栩栩如生。陈存仁在其回忆录《银元时代的生活史》中，载有于右任为报一青楼女子在他反清困厄之际收留之恩，携钱化佛、陈存仁去故地寻访，曾被“狗仔队”曝光的事。于此可见于、钱相交之非同一般。蒙寿芝为于右任义兄，和钱化佛亦过往频繁。钱化佛曾组织“艺乘书画社”， 蒙寿芝参与其间。1933年钱化佛过寿，蒙寿芝作蔬果一幅为钱化佛贺寿。

　　另一位擅画佛教人物的王一亭(名震，字一亭)，曾任商务买办，加入同盟会，资助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1910年10月，于右任在王一亭的资助下创刊《民立报》。王一亭曾为于右任画像一幅。1915年于右任作七绝二首，标题为“题王一亭为余画像”。王一亭早年师从任伯年学画，与吴昌硕并称清末民初画坛“海上双璧”。王一亭笃信佛教，曾任中国佛教会执行委员兼常委，上海佛学书局董事长，并积极致力于慈善事业。由于于右任的关系，蒙寿芝与王一亭亦交之颇深。蒙寿芝晚年信奉佛教，投于印光法师门下，自号“邋遢僧”。印光法师是陕西合阳人，是对中国近代佛教影响深远的大德高僧之一，人称“弘一似水，印光如山”。 1930年，蒙寿芝书《妙法莲华经》二卷，王一亭为之绘观音立像，落款：“庚午冬初，佛弟子王震敬写。”又书“度一切苦厄”一帧，落款 “王震敬书”。蒙寿芝在卷末题记曰：“……录成二本以一本赠张镜吾兄，请其就正于法师。法师校阅题识后携归见示，喜曰：吾二人居海上，毫无他长，不知何因得与法师、一亭、右任、镜吾诸先生结此一桩佛缘，亦人生乐事也。”由此可见蒙寿芝与王一亭的熟悉程度。王一亭当时的社会地位极高，无论在商界、政坛、佛教界、书画界、社会慈善事业上都举足轻重，在当时的上海艺坛是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1931年秋赴东京参加“中日美术书画联合会”的中国书画代表团，团长就是王一亭，成员有张大千、张善孖、黄宾虹、钱瘦铁、孙雪泥、阎甘园等20人。而其中的陕西蓝田人阎甘园是代表团中唯一的西北籍书画家。

　　阎甘园1929年从南京移居上海，加入南社。1933年，64岁的蒙寿芝为阎甘园作山水册页，取龚贤积墨法，纯用水墨，画得厚重华滋。幅幅题跋，多为画论，下款为“为甘园老友作”“甘园仁弟以为然否”，于此可以看到蒙寿芝与阎甘园的交往。

　　蒙寿芝在手书《妙法莲华经》卷末题记中提到的张镜吾(1882～1956年)乃陕西澄城人，蒙寿芝故里大荔县与澄城县相邻，民国以前都属同州府。张镜吾系儒商，民国时期经商上海、苏州等地，兴办地方教育，造福桑梓，颇负声望。张镜吾之母逝世3周年时，蒙寿芝为张母王太孺人之像书像赞，书像赞者还有张凤翙、于右任、茹欲立、印光法师等诸多名家。蒙寿芝与张镜吾交往甚深，不但为张镜吾之母书像赞、绘山水，而且为张镜吾手书《王太孺人懿行述》。

　　辛亥革命元老尚镇圭，1923年闻曹锟就总统职，愤极失音，10月19日肝病突发，逝于上海，终年48岁。11月10日在上海举行追悼大会，孙中山特题“正气浩然”四字。蒙寿芝与尚镇圭同为大荔人，有同乡之谊，《尚镇圭墓志铭》由蒙寿芝书写，楷书写得瘦硬劲健，既工稳又飞动。

　　蒙寿芝在上海交游甚广，与朱文侯、陈师曾、曾熙、徐羡云等都有交往。陈师曾是吴昌硕之后革新文人画的重要代表，善诗文、书法，尤长于绘画、篆刻。蒙寿芝与陈师曾曾合作《花枝双禽》一幅，蒙寿芝画树、陈师曾添画小鸟两只。画面上有二人题款，蒙寿芝款为：“似花非花，是树莫名，乱点飞抹，竟成画图，后之览此图者，当发仁人天耳。邋遢僧写此图时床已妥，将眠写之，是戏笔耳。”陈师曾款为：“小鸟二只，是日与寿翁同榻剪烛，戏写之。师曾陈衡恪。”从两人的题款上看，此画系二人当夜同榻就寝前所作，由此可见二人的谙熟程度。蒙寿芝于沪上广交名家圣手，深受海派影响，于书于画，如琢如磨，砥砺不已，逐渐融合南北派风格，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名噪沪上。

　　蒙寿芝潜心书画，一心学佛，也并非不闻世事，而是以出世心做入世事。民国18年(1929年)前后，陕西连年大旱，关中、汉中50余县霍乱横行，凡树叶、树皮、草根之类俱将被人食尽，死者载道。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3年大荒中饿死、病死者300多万，流离失所者60多万，这便是历史上令人震惊的“民国十八年年馑”。1929年的大荔县，“秋禾为洛水淹没殆尽，死亡相继，设粥厂11处，仅容4000人，待赈饥民7万人以上。”在上海的蒙寿芝得悉这一惨状，哀恸不已，遂发起陕灾书画助赈会，呼吁赈灾。1929年7月19日，蒙寿芝与曾熙发起陕灾书画助赈会在宁波同乡会开幕。1928年7月26日《申报》报道：“陕西灾情奇重，饿殍载道，惨不忍睹。旅沪陕人蒙寿芝等爰有陕灾书画助赈会之发起，赞助画家有曾熙、伊立勋、王一亭、谢公展等20余人，参与画家有邓春澍、陈树人、马公愚、于右任、张大千、张善孖、吴青霞、李秋君等百余人。”蒙寿芝又在南京、上海举办书画展，将义卖所得全部捐赠赈灾。8年后蒙寿芝去世，于右任于悼词中赞之曰：“惠被关中，泽施河内。”                                                            

　　蒙寿芝塾师乃关中著名学者周爰诹。周爰诹是蒲城人，光绪十二年进士，曾官至国史馆提调、武英殿提调、功臣馆编书处纂修、讲习馆总办等，著有《五代史论》《毛诗议评》等，书崇帖学，画师“四王”。蒙寿芝幼承庭训，博览群书，书画亦受其师言传身教，画宗“四王”，书学二王、赵孟。他走出潼关以后，眼界大开，始写北碑。后居上海十余年，深受海派影响，其大篆端庄古雅，有吴昌硕笔意；隶书虽取法两汉，亦有海派的影子；篆刻上法秦汉，下参浙皖，但受吴昌硕等人的影响甚为明显。蒙寿芝楷书出于北碑，结体严谨，点画精到，骨气沉稳，虽瘦而实腴；章法疏朗，意境简穆空灵。以《张老伯母王太孺人像赞》为例，其用笔稳健流畅、提按自如有行书笔意；在点画上，一些字右重左轻，一些字左重右轻，一些字上重下轻，一些字上轻下重；在形体上，一些字左高右低，一些字右高左低；在结体上以字立形，尤其上下款，有大有小，参差错落，如此等等，变化无穷而又整体和谐，俊朗秀逸。蒙寿芝小楷、中楷代表作有《妙法莲华经》《蒙寿芝书千字文墨迹》《张老伯母王太孺人像赞》等。他五体皆能，尤以行书为最。其行书是在学习赵之谦北魏体楷书的基础上以碑化帖逐渐形成个人风格的。他先将赵之谦的楷书参以行书笔意书写，一些字采取草书字形，用以贯通行气、调节节奏；借鉴北魏墓志将字形由扁变为长方，济以颜(真卿)、黄(庭坚)笔意，在点画上化方笔为圆笔，变凌厉为涩劲浑厚；在用墨上，借鉴绘画用墨方法，饱蘸墨写至笔枯，再蘸墨续写，这样在章法上浓淡干湿互现、虚实相生，节奏感、层次感得以丰富。蒙寿芝晚年以碑化帖，吸收黄庭坚行书的结体与用笔，紧守中宫，大开大合，气势开张，骨力洞达，刚柔相济，既有碑的厚重，又有帖的灵动，形成了雄奇恣肆、朴厚苍茫的个人风貌。代表作有在61岁所书《〈妙法莲华经〉题记》、苏东坡《答周邠寄雁山图二首(其二)》中堂，62岁所书“斗室不设俗人座，一生喜见古人书” 对联等。民国19年于右任跋蒙寿芝书《妙法莲华经》曰：“寿芝老人幼从庭训，有书名。长仕于晋，入民国后遂专心书画，旅北平及上海多年，其作品老而益精，人争宝之。近以所书《莲花经》见示，山谷(黄庭坚，号山谷道人)在世，亦当首肯。因请其付印，公之于世。书有佛心，所被远矣！”蒙寿芝书《妙法莲华经》于1931年由上海新国民印书馆双色印刷，刊行于世。此册封面由于右任题签，扉页由蒙寿芝以篆书自署，扉页下来是王一亭所绘菩萨立像及王一亭所题“度一切苦厄”一帧，再是蒙寿芝所绘山水及蒙寿芝所书“慈航普度”四字，然后是蒙寿芝所书《妙法莲华经》正文，卷尾有于右任跋语、印光法师题识及蒙寿芝所书题记。

　　蒙寿芝的写意花卉师法赵之谦，旁涉李鱓、齐白石，用笔豪放劲健，水墨淋漓，以色破墨，以墨破色，朴厚中透秀丽。其写意花卉虽受海派影响很大，但依然具有较强的个人面目。其山水以“四王”为根基，继学石涛，旁涉龚贤，融会贯通。他的山水画中，深厚的书法功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以沉着灵动的行书笔法勾勒树木、亭台，山石则勾勒、皴擦并用，处处见笔；以浓墨点苔，灵活生动；用色上施以青绿重彩，从而使画面呈现出西北传统画风特有的浑厚与质朴，打破了“四王”画风笼罩画坛的局面，可谓开风气之先。仅此一点，研究西北美术史者就绕不过蒙寿芝。

　　1936年底，蒙寿芝自沪上遥返故里大荔，沿途各地书画界人士热情迎送，索字求画者应接不暇。回乡后村民好友来访者络绎不绝，终因颠簸劳累身染沉疴，于次年正月逝于家中。蒙寿芝当年从上海带回的作品和名家书画甚多，一部分毁于解放战争中“荔北战役”的战火，剩余部分书画与蒙寿芝篆刻近百方于“文革”中或被抄、或被烧，损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