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介堪

方介堪(1901-1987)

    在每个人那漫漫的一生中，往往会有几个重要的契机，对其后的发展有关键的推动或转折作用。每一契机，又往往有某一个或几个人，由于他们的各种作用而促成不同结果。
    在方介堪(1901—1987)的一生中，无疑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方老名岩，字介堪，以字行。晚号蝉园老人、晚香堂主，斋称玉篆楼。浙江永嘉人，今温州市。
    天津《中国书画报》第100期，曾发表拙作《方介堪为郭尚斋治印》，摘录于下：
    煨石章、白文“尚斋所得金石书画”八字，极似吴让之而益工巧。边款两行：“文榘为尚斋先生作。”
    此印余得于嘉兴。当时只知为嘉兴金石书画世家郭氏之遗物，不知作者伊谁。1973年春，余适以会议趋温州，遂怀七八方印往，盖将向玉篆楼主人方介堪请教也。方老系旧识，蒙彼不弃，早与印迷订忘年交焉。晴窗论印，其乐何极。见到此印时，方老脸色瞬息数变，先以惊，继以喜，后又叹，感慨无尽也。
    方老问予日：“汝不知此印何人所作，是耶?”余颌之。彼笑而自指日：“此乃本人所作也。当时，子刚到上海，尚未改今名。此印之主人，系金石书画全能，且有名于沪。
     此印实我呕心沥血之作，故印象极深。”谈及初见此印时，何以有惊喜之容时，彼称：“一则，不意此印尚存。因知抗战时新●大火，郭氏宅第夷为平地，此印自分不复见矣。
    今又入手，不啻历劫重逢，喜出望外也。二则，此印原石为封门佳冻，质地甚佳。经火煨后，不意变成古玉之鸡骨白，晶莹可爱，较未煨前尤出色。从来煨石难免丑恶，独此反似超凡入圣，真万中难以得一也。”
    方老嘱将此印留下，彼当精拓以入谱，并示生徒。故余两日后再往，方老以一篆联为报，此则轮到印迷喜出望外矣。
    方老之玉篆楼，此番已是第三次登临。是日彼之兴趣特高，源源本本告以半生梗概。其父冠英公，幼而颖悟。未尝进学，而能以书法见重于时。方老为公之独子，故于书画宿具根基。12岁即开始习印。原从钱庄学艺，而满师之后因市场不景气，竟至无从就业。无奈，遂于闹市五马街鬻印自赡。谢磊明先生见而奇之，招至其家，尽出所藏印谱，使钩摹并临刻玺印，时加指点，艺益猛晋。

    应该补充一下，磊明为谢光之字，后以字行。谢氏与方介堪都是西泠印社早期社员，但比方老年长17岁。谢氏和方老不同，出身于永嘉世家，是富甲一乡的名士。谢氏的收藏极为丰富，玺印、印谱、金石、碑帖、书画、图书等无不精妙。且谢光不但为人豪爽，肯将藏品令识者观赏，并非“秘藏”者流；而且极有眼光，一见方老的印作即认为是可造之材，可谓印界的伯乐。方老是22岁认识谢光的。其时，谢氏早已在印学界有相当地位。虽不必以印为业，但也常应各方友朋之求。不久，方老即接受谢氏之邀请，进入谢府助彼整理典籍及钩摹印谱、碑版等。由于谢府的大量收藏，又兼谢氏的教导有方，使方老内在的才赋突飞猛进。三年以后，已经卓然不群了。其间，方老曾为谢氏代刀，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当年，我受陆师维钊之托访问中山大学温州籍教授王季思时，曾告知这一点。在王氏所撰《白鹃楼印蜕》中，也有“介堪与其朝夕相处，并与摩挲鉴赏，且师事之，磊明为友朋酬应之作或假手焉”的记载。
    方介堪一生中的第二个契机，是于1926年春随邑绅吕文起前往上海。吕氏是光绪十一年举人，曾任福州知府，民国中弃官经商，曾为温州商会会长。由于到了上海，方老接着又有了三个机遇。因为他以印为特长，从生活着眼，自然首先进入这一领域谋生。那时，吴隐(石潜)在上海以西泠印社的名义办出版事业，方老即加入吴隐的麾下，任西泠印社出版部主任。这样，为方老结交沪杭两地的印人以及深研印学开了方便之门。
    那时，赵叔孺(时桐)在沪上以金石书画名。赵氏系福州人林颖叔的女婿，与吕文起自然相知。不久，经吕氏的引荐，方老就拜在赵氏的门下，继续深造。当时上海的印坛，吴昌硕和赵叔孺各成体系。若论社会影响，当然吴胜于赵。方老之所以择赵而从，完全是从金石书画的风格取决的。吴阳而动，赵与方均阴而静。秉性如此，强扭不佳。然而，方老和吴昌硕是有交往的，而且甚得吴氏的奖掖。兹续引拙作一段：“未几，终以温州一隅，难展鸿图，遂决心独闯上海，得请益于赵叔孺。因爱玉印之润洁无点尘，遂着意搜集，钩摹成《古玉印汇》一册行世，颇延时誉。马衡见其印存，赞曰：无一字无来历，表彰之者至矣。其时，白文印非玉印即吴让之印式。吴昌硕曾鼓励之：吾至30几岁始学吴让翁，而君年仅弱冠已至于斯，实非易致，孺子好自为之，必有大作为。”
    1926年秋，方老又有了到上海以后的第三个机遇。由于他得到了刘海粟、黄宾虹的赏识，年未30即担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以及新华艺专、中国艺专等校的书法篆刻课教授，这真是个难得的异数。由于这些学校是我国最早的美术专科，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对我国现代的艺术领域有重要的作用。师因生而尊，方老的桃李遍植所受到的尊荣是无法形容的。浙江有一位毕业于上海美专的画家郑仁山，其指画在抗战前就名驰海内外了，印章也刻得很好。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他骄傲地对我说：“我是方介堪的学生，我比老师大6岁。”

    方介堪有着多方面的修养与技能，无愧于金石家、书法家、篆刻家、画家、诗人、鉴赏家、教育家等称号。但最为人称道的，应该是篆刻家。他的艺术创造、学术著作与教育事业这三项大成就，也都突出在一个“印”字。所以，郑逸梅《艺林散叶》有“方介堪由刻而书，由书而画，由画而诗”之论断。
    方老的篆刻艺术，可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方老对玉印类情有独钟，功夫独到(见印例67—69)。玉印因材料远较铜印珍贵，所以多数制作时务求精工。又因质地坚结，刻时较多用中锋，又不若铜印之锈蚀而出现斑驳。大多以细而坚挺的白文出之，也有其他风格。方老的高徒韩天衡在《方介堪印选·跋》中指出：“方介堪的篆刻作品，不论是取法古玺、秦铸和汉凿，都有笔有墨，势态流动，格局宽大，气息浑厚。在他独具风貌的印作里，世人又着重推崇他的仿汉玉印和鸟虫篆印。他的仿汉玉印，挺劲而不削薄，雅逸而不小巧，工隐而不平板，蕴含着典丽、安祥和洒脱的神情。”早在1931年，他曾选历代玉印300余方，用钩摹法细心画出，辑为《古玉印汇》一册，翌年由上海西泠印社出版。马国权《近代印人传》称：“先生白文印瘦劲中见温雅，起止转运交代分明而典丽流动，盖浸淫古玉印有得故也。”1935年，《介堪手刻晶玉印》二册由宣和印社出版。其未梓者，尚有《玺玉印辨伪》一种。
    玉印中有很多鸟虫书，所以方老对鸟虫书又有很高超的水平。韩天衡跋中又提到：“方介堪在鸟虫篆印中的建树则能独树一帜。他不失古风，不违字理，创造性地以严谨的古文字形体与艺术化的绘画原理作人情、人意的结合。”鸟虫篆始见于东周，多用于兵器(戈、剑等)及用器上，又称“殳篆”。除线条蟠曲如虫蛇外，其笔画之起止端每扩大成鸟头。方老深知添头加尾之理，所以能做到随意变化，着手成文，几乎无一字不可以作鸟虫篆。其印和谐佳妙，世人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方老亦颇以此自豪。曾作诗以记之：“戈头矛角殳书体，柳叶游丝鸟篆文。我欲探微通画理，恍如腕底起风云。”
    据我的考察，方老早期所作印，似颇喜吴让之风格。上述为郭尚斋所作印即可为证。其他古玺、汉印及小篆细朱文印等，亦时见于谱中。早在1927年，方老年未30已辑自刻印成《介堪印谱》一册。1928年，辑成《介堪篆刻》二册。1934年，辑成《介堪印存》册。1950年，刻成《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一册。1986年，《方介堪印选》出版。《白鹃楼印蜕》，是方老为王国维弟子戴家祥所刻印辑成。
    方老对印学用篆很早就开始研究整理，在抗战前就完成了部大型工具书《玺印文综》的手稿，共收集古代印谱一百多部，共摹篆字2万余字。在抗战中因辗转南北，遗失了14卷。该书直到 1987年，才在各方努力下由张如元补成出版。

    方老是西泠印社的早期社员。由于他对印学的非凡造诣以及国内外的影响，1963年被选为理事，1978年被选为副社长。
    方介堪对金石学、考古学也有很深的研究。玺印与篆字的功底，使他在这两个相关的学术领域也有相当的知名度。1936年，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曾请他到故宫任古器物部专员，又曾经管宋、元两代名翰。建国后，曾担任温州文物管理委员会领导30余年，成绩卓著。
    方老书兼各体而以篆书为主。他所作篆书，典雅、挺劲、工稳一如其印。隶书宗《史晨碑》，得汉人气韵。真、行、草取法晋、唐，不求工而自工。方老虽至耄耋之年而手不颤，作小篆匀净圆润，写方介堪能诗，丙辰冬曾为拙作《瓦当印谱》题五律一首：“阿房秦故址，长乐汉时宫。古甓参金石，奇文证异同。营陶思旧制，摹枋夺天工。灿烂联双璧，童林艺苑宗(注：童大年与林乾良)。”
    方老去世后，各方挽文多不胜纪，兹录三家于此。林剑丹挽联：“千秋篆籀传文苑，想翰墨有缘，社结西泠，德重名高垂道范；卅载春风沾教泽，悲音容隔赏，楼空玉篆，耳提面命更何人。”沙师孟海挽联：“邃学本仓沮，出手镌●，早传玉篆高天下；宣劳到文献，究心真赝；还把金针度后生。”苏渊雷挽联：“技进乎道，艺苑巨星悲殒落；逾不绝俗，中川孤屿共清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