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龙丁(1879-1933)
1996年冬,忽接同社马国权从加拿大多伦多来函,嘱尽快一检箧中,将有关费龙丁印作寄去,并嘱“即办,切切。”
对于良朋的紧急呼吁,我向来是不敢怠慢的。当天夜里,立即翻箱倒柜,弄到半夜还未见一钮费龙丁的印。可是,我明明记得有过一方费氏为嘉兴郭家刻的印,这方印是黑陶印专家许明农送给我的。这印既残一角,又经火煨过,若论外貌委实不妙。因为刻者、受主皆金石书画界名人,所以印迷一直宝爱之,并未“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既然肯定有一方印在,不找出来自己也不干心,更不是对良朋数万里外求援的应答。到第二天,又彻底地细查,这才将印找到,洗净并钤拓好,当天下午就寄出了。后来,费龙丁传收入国权兄新著之《近代印人传》,传中只收费氏印作两钮。我所提供的那颗印,即在其中。印虽残,但钤拓出来的效果却神完气足。可见,要不是我当时对朋友的认真负责,《近代印人传》只得“善庆”一颗小印,那就惨了。该书出版后,书中只提刘江兄而未及印迷,好不伤心人也(见印例48—49)。 费龙丁其人,在叶为铭、秦康祥的编的《西泠印社志稿》中有传,仅30多字:“费砚,字剑石,亦曰见石,号龙丁,别号佛耶居士,华亭人。工篆刻,能诗,善画,有《瓮庐印存》。”
为什么我对费龙丁的印像这么深呢?要从一位老先生说起,他就是鼎鼎大名的“云间朱孔阳”。朱老是我国近代的一位怪杰。他曾自刻过一方闲章:“学士门生,门生学士”。因为他是沪上唐学士的门生,而他自己曾执教于神学院,故其门生皆有学士衔。说到印,朱老中年以后就不刻了,所以他在印学界一无地位。可是,他在抗战前于杭州青年会办“治印窘”,培养了不少高手,其中就有在抗战中成立的龙渊印社社长金维坚。朱老的云间即今之松江和费龙丁的华亭相近,今均属上海。因为相去密弥,时有往来,所以知之甚稔。
据朱老所告:费龙丁出身世家,又兼承其叔伯的宗祧,故受到全家族的重视。自幼极其颖悟,族里延聘两位先生来教他。一位教他八股文章,以求将来仕途上进;一位教他琴棋书画,以培养其才艺与情操。在这两方面,费氏都进展神速。族里、族外,一片称赞声不断。这样一来,养成了费氏十分高傲的性格,不高兴和世俗之人来往。他是西泠印社和南社的社员,恐怕也只有这两个社团他才看得上了。
据掌故大师郑逸梅所撰《艺林散叶》:“王慧,字小侯,八分书学杨见山,又擅篆刻。与费龙丁相友善,二人皆沉默寡言者。丙寅岁,二人不期而遇于冯超然家。费云:久违久违,体尚健否?王答以:一别三年,体尚顽健。二人对坐约半小时,无它言。冯好戏谑,曰:“君等是否哑吧,抑彼此有深仇宿怨乎,何缄口如此?二人但微笑,默然如故。”
费龙丁(1879—1933),曾获陕西秦代瓦当,上有“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十二字铭(俗称12字瓦),此瓦已经前人制成观台,上下红木底盖,十分古雅可爱。此瓦出土不多,江南一带多半只闻其名而难见其物,所以十分稀罕,故费氏即改作为砚。字剑石,一作见石,号云楼子。费氏上辈,有笃信佛教者,也有敬奉耶苏者,所以到了费氏的时候,并受两教的礼仪与信仰,故名佛耶居士。颜所居为瓮庐。 郑逸梅《南社丛谈》中有费氏小传,大概与《西泠印社志稿》近似。书中有收费氏之诗作,今录其《西湖泳莼花》一首:“二月莼羹四月花,金簪铁叶满湖涯。秋来更忆鲈鱼烩,风味江南我独夸。”西湖莼菜和松江鲈鱼为江南美味,典故有“莼鲈之思”即关乎此二物。
又据马国权《近代印人传》:“夫人李华书,亦工吟咏,同隶南社。其兄李平书为平泉山房主人,以庋藏书画名于时。伉俪匪独恒同赏其珍秘,而唱酬染翰,固不让赵、管专美于前也。”
浓瘦东《瓶杰斋诗话》:“龙丁有洁癖,襟怀洒然。工金古文、篆刻丹青,尤自矜重……性情迟缓,交件动辄经年,不为求者所喜。”
关于费龙丁之印,据朱孔阳先生告诉我,彼秉性高傲,向来不肯俯首于某派、某人,以古玺、汉印为主,偶作宋元小篆细朱文。费氏虽曾向吴昌硕请教,对缶庐已是心折之至,但也不屑步其后尘。吴缶庐对费氏亦颇看重,于1918年曾为其《瓮庐印策》题七绝两首:“心醉摩崖手剔苔,臣能刻画古英才。依稀剑术纵横出,何处猿公教舞来。”“皇皇吴、赵耻同风,周玺、秦权汉镈钟。感事诗成频寄我,似谈印学演藏锋。”朱老当年,曾收集费龙丁与金仲白两家的印作,合称《白丁印谱》,朱氏之诙谐于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