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任天

    余任天(1908—1984)字天庐，别署愤盫，号归汉室主。颜所居曰归汉室、嘉砖砚斋。浙江诸暨人。
    浙江诸暨，山川钟灵毓秀，历代颇多闻人。余氏刻有“家在浣溪”印，示为春秋时西施之故里。又刻有“王冕同里人”、“老莲同里人”等印，盖以王冕、陈老莲等乡贤为荣也。
    余氏幼嗜绘画，虽得民间画师启蒙，亦非名师。纯由颖悟勤奋，17岁就以画名乡里中。1924年曾就学于浙江美术专门学校，两年半后因家贫无力支持而辍学。不久父死，即任小学教师以维持生计。抗战时，避难于永康。其时，大画家潘天寿、吴弗之等亦随西湖艺专内迁到永康，故可以朝夕交流，于书画上大为有益。此外，名印人如金维坚(时任西湖博物馆馆长)、韩登安、金石寿等也集永康，遂于1945年初成立龙渊印社，余氏任理事。
    抗战后，定居杭州，先后任职于西湖博物馆及杭州民众教育馆。未几即辞职，在家研究书画，拟以艺术自给。由于生计艰辛，遂于平海街设任天书屋，经营旧书、碑帖以及书画、印章等，也因顾客之要求以书法、绘画、篆刻应。
    我是1950年从故乡福州远道来杭州，负笈于国立浙江大学医学院。当时，我家境清贫，全靠人民助学金供给。我从小喜读书，好雕印兼及书画。所以，像我这样的穷学生周末最好的去处就是岳王路的旧书摊。有时，也多走几步到余氏的任天书屋看看，都只是看看，出手买是绝少的事。1952年院系调整，医学院与浙江省立医专合并，距离平海街更近了，去的次数就更多了。毕业后，业务太忙，就未再见面。直到1973年通过吴振华的带领，才趋府晋谒。一谈起，原来是旧相识。到1979年，余氏与我同时参加西泠印社。

    关于余任天，我想先引一下1986年3月26日《西泠艺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是艺术大师刘海粟写的《余任天留给我的印象》：
    我其实并没有见过余任天。我是从他的朋友和学生那里知道他的。更重要的，是从他的书画诗篆中了解他的。
    余任天先生比我小好几岁，按资历，我在美专时代的学生也曾经教过他。但是我认为：他是我们同时代的书画家，而且是一位艺术造诣极高，在文学上也很有修养的人。他的作品和他在书画金石研究上的成就，超过了他许多同时代的人，也超过了30年代以来杭州两个艺专中大部份的师生。我可以这样说：他至少在江南，是当代书画界的一位比较杰出的画家，说更准确一点，他从40年代初到70年代初这30年间，是中国民间画家中的杰出代表。社会上可能知道他的人很少，但是在画坛上，尤其是从事书画金石收藏和鉴赏的圈子里，余任天是颇有影响力的。

    国画界说他笔力好，因为他用墨厚重，用笔圆浑。他的画受古人石涛和近人黄宾虹影响，但自辟蹊径，自成格局，晚年自树一帜。他的山水氤氲崔巍，意境高远；他的花卉蕴藉醇厚，趣味隽永。可惜我没见过他的人物和翎毛画，听说也是极好的。我想以他的笔力，也定然是高深的。
    金石界说他刀味好，因为他的篆刻师古而不泥古，学汉印有汉印的雄放，而无霸悍气。他的篆刻于质朴中见智慧，因此他的金石作品，海内外画家都喜欢。除了国内陆续发表了一部分，香港和台湾都发表了他的篆刻。听说日本也发表过几方，但我没有见到。
    他的书法当然也是极有功夫的，晚年的更见腕力。他的草书并见苍劲与丰腴，写长条屏更为得体，气韵生动。
    据说他最有功夫，并且能抒发他襟怀的，是他的诗。沈祖安抄给我十数首他的诗，多数是困境中的状物寓意，但是穷愁而后工，不失读书人的骨气和志气，不发牢骚，不怨天尤人，而是研究学问，坚信真理，励精蓄志，追求艺术，读来令人敬佩。

    余任天先生直到逝世的三五年前，基本上还是一位不被广大群众(主要是美术爱好者)所熟悉的画家。等到 80年代初，社会上才承认他，给了他不少头衔，但是他困顿了一生，疲惫已极，遂尔溘逝了。古今中外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位身怀绝技的艺术家生前不被重视，甚至不为人所知，但是在他身后被捧得很高，他的作品的价值，可以使他成为亿万富翁。我的意思是：天涯多芳草，海内有遗珠。应该多关心那些有真本领的人，使他们在有生之年，能充分施展，能多为社会作贡献。这个问题是老生常谈，历来却很少能做到。我们社会里，党关心艺术创造，尤其关心创造艺术的人。但由于多种原因，特别是领导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上的措施不当，常有一些失误。世有伯乐，但伯乐总不多，所以许多千里马很少有几匹侥幸被相中的。
    余任天终于被相中了，那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过了两三年，终究迟了一点。

    我对余任天最深的印象有两件事：
    一件是1979年的春天，我托沈祖安老弟向他讨一张画。因为我希望结识这位半生坎坷的画家。但是他拒绝了，当然是婉拒(也许是第三者用了婉转的口气)。理由是：草野之作，不登大雅之堂。
    第二件是1980年春天，我到杭州参加西泠书画院成立的活动。我又提议请他来我处作客，结果还是被婉拒了。起先说眼睛不好，行动不便。我说用车去接他，又说：草野之人，不习惯应酬。当然，这中间难免有点“迂”。
    我倒对此肃然起敬了。因为他对我的性格和心情不够了解，他为了避免趋奉之嫌，不肯应邀。由此可见，他的人品和他的诗品一样，淡泊中见质朴，诚挚里寓淳厚。
    我希望后人在继承他的艺术风格的同时，要学习他的风骨和操守。特别是他在极度困顿的生活中热爱艺术的精神。这是他热爱人民的具体表现。曾经有人轻视那些平时不坐班办公的老先生们，认为他们的思想一定落伍。可是有的老年人大半生连参加小组学习的机会都没有，思想却跟着社会的新潮流前进。余任天就是这样，直到生命终止，他的心脏一直和时代的脉搏同时跳动。如若不信，请读一读他的诗和画。

     《西泠艺报》上这篇刘海粟的《余任天留给我的印象》发表后，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当时，老友马国权正在香港主编《书谱》，见了此文后立即给我来了一封信，要我以最快的速度写一篇有关余任天的文章给他。正好，我现成就有。那时，我经常访问住在紫城巷的余氏府邸，一杯清茶谈艺甚乐。这篇文章写成后，我还念了两遍给他听，有一两处并曾根据他的要求小作改动。所以，我见到老马的信立即发稿。他回信中对我写文章如此奇速感到十分惊奇，那里知道原来是宿构待时而出也。不久，拙作《四通名家余任天》在香港《书谱》杂志1986年第四期发表，由于这两篇文章，耐得寂寞的余氏遂海内外闻名了。其实，文章是外因，余氏的金石书画均臻超诣是内因，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现把拙作也引录于下：
    著名金石书画家任余天(1908—1984)字天庐，浙江诸暨人。诸暨山青水秀，人杰地灵，自古出过不少画家(如王冕、陈老莲等)。余任天自12岁开始研习金石书画以来，终其60余年无间寒暑。其致力之勒，造诣之深，向为艺术界所共推。然而，这位淹通诸艺的名家，谁能相信他竟是无师自通的呢。
    前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潘天寿，是余任天的艺友。由于彼此间的敬佩与契合，他俩的交谊是十分深厚的。潘对余的艺术与学识十分推重，曾在《东南日报》上撰文以赞之：“余君作画之外，复精篆刻，擅书法，工吟咏。经师子渊云：‘艺术不在绝而在通，不限书画诗三绝，应加金石为四通。画通于书、通于诗，而金石实为其骨干。’君锲而不舍，庶几兼之。”嗣后，遂称余氏为“四通名家”。

    余氏书法，以隶、草见长，笔力苍劲。其隶书每参以魏碑笔意，别饶雄浑之韵味。于画无所不能，而尤以山水见重于世。他继承了宋元以来中国画的传统；又善于借画以抒发个人的思想感情，表现了时代的精神。刘海粟对余氏的绘画赞不绝口，所议“用墨厚重，用笔圆浑；意境高远，趣味隽永”十六字，确是行家定评。余氏晚年病目仍临池不绝，书画皆以意运笔，一气呵成，每得神品，益觉超逸。他还喜作小诗，不刻意求工，自抒其性灵，而一种郁勃之气，感人至深。
     潘天寿自己能刻印，所以对人家为他治印要求很严。他独对余任天的印最为推重。据称，曾求余为之刻印30多方。故浙美梓行之《潘天寿常用印集》中，亦以余氏所刻印为最多(14钮)。余任天的的印作，笔者搜罗最多。总而言之，清刚、拙朴可为定评。(见印例119—122)如加详考，则可大约分为三个时期：
    初期，纯乎汉法。余任天初以“归汉室”为斋名，屡刻之于印。有一方印边跋上刊明：“丙戌十月，余于金石书法皆以汉为归，因镌是印，示专精也。”按：丙戌为1946年，是时39岁。所以大体上可以认为：在40岁以前是纯乎汉法的。
    中期，粪翁门下。抗战胜利后，邓散木先生在沪上印学界声誉日隆，为印学辟一新境。1948年春，余任天与金维坚、毕茂霖等在席间共拜粪翁为师。这几位是龙渊印社的骨干，印章方面早有成就。他们对老师并非亦步亦趋，而是遗貌取神，各创一体。
    晚期，自创面目。余任天在艺术上决不以既得的成就为满足，总是在广收博汲中开拓新的境界。当时，他认为自己的印尚未离古人成章(汉印)，未脱今人窠臼(粪翁)，未创自己面目，所以甘冒风险，进行新的探索。他有三首关于齐白石的诗，其中有句云：“老来变法信心雄，笑骂由人眼底空”。可见，齐、余两公在艺术上老年变法的决心是多么壮烈。所谓“印外求印”，即从金石铭刻中汲取素养，糅以个人才识，来创造自己面目。余氏对于汉碑与魏碑的粗放、豪迈、简朴的风神最为倾心，遂创造出一种熔篆、隶、魏三体于一炉的面目来。
    余任天在艺术上是一直追求独创的。他珍藏有一块古怪的“嘉”砖，曾赋诗一首以题砖拓：“一宇纪元古莫证，砖文细审非残剩。老夫磨墨细思量，物贵无双宜独胜。”
    关于余任天的印学，忽忆及两事。一是他在抗战时期逃难到龙泉，因为战火纷飞交通为断，印石无有供应，他将龙泉山上的石头用钢锯解作印章。日之不敷，夜以继之，伏案秦刀，每达夜半。另一件是他与金维坚等创办龙渊印社，这是仅决于西泠的吾国一大印社。当年，由余任天一手编辑、誊印、发行的《龙渊印社月刊》，实是吾国最早的印章学术专刊之一。
    关于余任天，我想再补充几件事：
    余氏生性淡泊，一切任其自然，并不强求。他的名字“天庐”，即充分说明这一点。此外，他还常刻“淡泊”、“任自然”、“法天运”等印。正因为淡泊，所以才耐得寂寞。他很欣赏自己的诗句：“寂寞楼居四十年。”
    余氏一生喜印，见印迷喜印尤过于他十分高兴，视我为忘年交，又称我为畏友。文革以后，他每以书画赠人；以印赠人，据他自己说只给林印迷一人。他当年所用工具书，如《古籀汇》(系《古籀汇编》的缩印本，抗战后期四川所印)、《伏庐藏印》等，悉皆相赠，老人意拳拳，至今仍铭篆于五衷，不敢或忘其德。
    据眼科专家夏贤闽所撰《盲画家余任天》：余氏于1963年即患双眼陈旧性视网膜脉络膜炎，其视力均只有0．01，只有正常人百分之一。这样的视力，拿国际标准说来已经是盲人了。可是，余先生并没有被眼病所击倒，而是顽强地向命运作抗争。他孜孜不倦地每天坚持练书作画。有些画，由于只凭感觉，简直达到了神品的境界，非明眼人能够画成。但是，究竟这眼病限制了他晚年再在金石书画上奋进一大步的可能。我想，任自然如天庐有时心里还是难免为之惆怅吧。
    余氏当年曾写过一首《治印歌》，恐怕他自己也忘了。就在他送给我的三本《伏庐藏印》之后面，当年他用毛笔小楷录存着。我一发现，大喜过望。为恐将来湮没，特恳沈汉卿印友以隶书刻为边款，兹录其文于下：“秦汉玺印，非铸即凿。以刀就石，今趋简略。金石异材，不同制作。乃昧所以，唯古是托。妞妮龋笑，板滞纤弱。云何不尔，奋其喷薄。听其所之，刀痕历落。使人望知，懦石健锷。”
    余任天常自谦，自己的诗是酱油店倌教的，不登大雅之堂。其实，他的诗有两大特点：一是平白近人而有田野气。例如：“生长山乡四十年，所视朝暮是云烟。老来时写山中景，不学古人学自然。”我是研究老年学的，在对学生与病员谈话中，常引到他的一首诗：“老来常得病，不用太担心。一日过一日，活到八百龄。”平白得很，老太婆也能听懂。另外一个特点，是颇有时代风格。例如：“到处育林山貌新，葱笼人画胜嶙峋。只宜青绿从天泼，不用披麻斧劈皴。”“两地造林翠雨浓，江山佳气自葱葱。披麻解索皴无用，画法亦须破旧风。”
    余任天的遗著三本后由西泠印社出版：《余任天草书二种》、《余任天印集》、《余任天书画印谈》。接着，又有《余任天书法选》、《余任天先生纪念集》、《余任天西湖诗画》出版，可谓盛矣。    在送他上道的挽联中，我最爱以下几联：谭建丞联曰：“直道而行，人谓君身无媚骨；长暝不视，吾伤艺海失明星。”
    周哲文联：“南国听啼鹃，共痛星光沉北斗；东篱看立鹤，犹怀规范在西泠。”
    姜东舒联：“人书俱老，昊天何不遗一老；霜菊傲秋，翰墨自堪共千秋。”
    王伯敏联：“为画者师，贵在笔精墨妙；弃人间本，画传万水千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