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李叔同

弘一法师(1880—1942)

    在中华民族的浩瀚历史长河中，曾经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奇伟人物，犹如秋夜的繁星，数也数不清。众星之中，更有一些独立无双的人物，给后人的印象如光焰烛天，永不磨灭。清初，肖山人金古良氏曾拣自汉迄宋的各类人物，诸如才节、事功、忠孝、品性以至于奸佞等，只要是“人蔑与京者”，共40人，定为“无双”。他为每人约其生平，赘以乐府歌辞，兼绘其形神，名之曰《无双谱》。
    在西泠印社近百年来的社员中，我认为称得上“无双”的只有三人：书画、金石、诗都臻超诣，均能开宗立派而众无异辞者，唯我首任社长吴昌硕；国学渊博，无所不窥，更通西方多国文字与学术者，则有马一浮；多才多艺，在许多领域中的成就熠熠耀人心目，富于传奇色彩者，则属弘一法师李叔同。
    李叔同(1880——1942)的名讳，多至200多。在出家前本名息，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别名广侯、广平，字叔同，一作漱同、瘦桐、叔桐、舒统、漱筒，自号李庐主人，斋称为醵纨阁。母丧以后，改名哀，又名婴，字哀公。留日时，改名岸，别署息翁、圹庐老人、惜霜、息霜、晚晴老人。出家以后，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年，常自署朽人。
    关于李叔同的籍贯，一般书均作“浙江平湖”，看来是不合事实的。据传记文学《弘一大师》的作者徐星平所撰李叔同的籍贯是那里提出：“祖籍是山西，籍贯是天津。”那么，何以有平湖之说呢?“因康梁变法失败后，李叔同曾刻制‘南海康君是吾师’之篆印而蒙受‘余党’之嫌，遂奉母携眷客居上海。不久，清廷于1902年在杭州补行庚子(19OO)科乡试，然应试者均应是江、浙生员，李叔同为就近应试，故报‘祖籍浙江平湖’。据李叔同侄孙女李孟娟推测，因当时的科举时代，是允许‘冒籍’的，尤其是家资万贯的豪门少年李叔同，花钱‘买籍’是不足为奇的。另外，其父李世珍在世时，在天津市郊宜兴埠和张兴庄，就有李家前三代的20余座坟墓。”
    李叔同的一生极富传奇性。后人纪念他的诗文中，我最佩服“朱门年少空门老，一生身世一篇诗”这两句。
    李氏的父亲名世珍，是同治四年(1865)举人。后以盐商发家，籍贯天津，祖籍山西。
    李氏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虽然出身于巨富之家，然而其母是侧室，所以他自幼背上个“庶出”的阴影。其母即由于这个原因而对弘一要求很严，极力鼓励他刻苦学习。在这样的内因、外因综合下，弘一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十几岁时，即以优秀的八股文章得以进入天津的县学学习。随便学什么，他都希望得到好成绩，名列前茅，以博慈母一笑。于是，他的兴趣十分广泛，在文史、诗词、美术、音乐、戏剧等领域都是我国近代的重要开拓者。

    1899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京津一带有传言李氏是康、梁同党，所以他奉母避居上海。在天津，他在封建礼教大家庭的桎梏下受够了，所以到上海以后未免放纵了点，与坤伶、名妓常有来往。然而，由于慈母的管教，他放而有度，更多的时间还是在进行学术与艺术的探索。到上海后，他即加入“城南文社”，仍秉康梁的观点，鼓吹“中华老大帝国，非变法无以图存”，始终未忘强民救国的主张。在上海，他刻了不少印。寒舍珍藏一份石印之《书画公会报》，系“大清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即西国礼拜日第三期，每张大钱十文”时石印者，其第六幅有《釄纨阁李漱筒润例》一则。此报系出版于1900年，时李氏21岁。该报当年天津印友华非所赠，至今未见有人报导过，现录其文如下：
    书例(篆隶行楷同)：堂幅8尺4元，6尺3元，4尺    2元；横幅、楹贴同例；屏条照减半；名刺半元；纨摺扇半元，双行小楷女扇、潮扇、写金、点品均照加倍；寿屏、册页、匾额、碑志、手卷等件另议。篆刻例：石章每字二角半，余件另议。

    21岁(1900)时，李氏与任伯年等组织“上海书画家公会”，并出版自己的篆刻选集《李庐印谱》及《诗钟汇编》初集。 22岁，人上海交大原南洋公学，与黄炎培、邵力子、谢无量等同受我国近代第一位美学大师蔡元培的教导，并得到民主进步的思想教育。1905年2月，母故。李氏因系其父68岁才得之子，未几父亡，故一生依赖母亲。母故，哀伤逾恒，幸至其年6月，自南洋公学经济科毕业后，得官费留学日本。他关心时政，参加孙中山之同盟会。他在东京上野美术专门学校学习西洋之绘画、音乐及戏剧。在日本组“春柳社”，上演《茶花女》。1911年学成归国，初任教于天津工业学堂。翌年，即移任上海城东女学，并参加南社。郑逸梅所编《南社丛刊》中，留有诗作。时陈英士创办《太平洋报》，李氏应邀主编副刊《太平洋文艺》及《画报》，内容丰富，闻名海内。后应经享颐之邀，到浙江两级师范(后改省立第一师范)任教图画、音乐。该校不但教师如夏丐尊、马叙伦、姜丹书等皆一时俊彦，学生中亦多如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等杰出人才。1915年，又兼职于南京高等师范(后改中央大学)，两地奔忙。在绘画、音乐上有许多成就，为早期将西洋绘画、音乐与话剧传人我国的重要人物，故有“吾国新文化先驱者”之美称。
    1916年，李叔同于假期去虎跑寺试验断食，历时十余日，与马一浮过从甚密。1917年受居士戒，拜了悟法师为师，时常至虎跑寺习静。1918年，李氏39岁时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受剃度为僧。据夏丐尊回忆，弘一之出家实与彭逊之(著有《周易明义》)有一定关系。彭后出家于大慈山定慧寺，李氏曾观其披剃，当时即大感动。晚年驻锡泉州、厦门。讲经之外，悉心研究佛学，举办佛学教育，为一代之高僧。

    据称，民国16年时国共合作，有主毁灭宗教之议，僧侣均恐甚。弘一招一师时之弟子宣中华(浙江共产党领导人)来虎跑寺深谈，主张“和尚这条路亦当留着”。宣氏后来对人言：“闻李先生言，不觉背上出冷汗。”自此，毁寺灭僧之说遂息。
    抗战时，提倡“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并常写为书法送人，足见不忘祖国、人民之胸怀。1937年秋，抗战事起，南社好友柳亚子有诗寄弘一：“闭关谢尘网，我意嫌消极。愿持铁禅杖，打杀卖国贼。”战争紧张时，颇有劝其内避者。弘一决意护法，不肯他往，颜其居曰“殉教室”，并题诗以示决心：“亭亭菊一枝，高标矗晚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弘一大师的一生，极富传奇性。其最后一件事，竟是预知自己的圆寂时日。存世有一封写给他的学生刘质平的信称：“质平居士文席，朽人已于九月初四日谢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前所记月日，系依农历也。谨达不宣。音启。”或以为其月日系侍疾僧妙莲所填。待考。
    弘一大师的高足丰子恺认为：人生可以分为物质、精神、灵魂三层，大师是从第一层走上第三层的。随着大师对佛学的研究与人生的真谛均达到高邃的境界，他才走上了出家的道路。所以，弘一大师的一生是不断地追求尽善尽美的一生。
    李叔同的篆刻开始得很早，其老师有两位，先是李家的账房徐耀廷，后是天津名流唐育垕。
    徐耀廷(1857—1946)，又名药庭、月亭，祖籍河北盐山，世居天津。其兄徐子明为天津名画家，可知其书画、篆刻出自家传。今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有李氏写给徐氏的信16封与印蜕139枚。信中每有“信呈台阅，祈指正是盼”句。其时间多光绪22年(1896)，李氏虚年17岁。足见，徐氏为其启蒙印师。估计其开始之时，年仅十二、三岁。
    唐育垕，字静岩，浙江人，生卒不详。据朱经畲编的《弘一法师年谱》，在他虚年17岁时“从唐静岩(育垕)学篆书及刻石”。唐氏是天津的名流，以中医为业，出诊必乘轿，故诊金高达八吊制钱，时人谑称之为“唐八吊”。唐氏金石书画全能，有《颐寿堂印谱》传世。
    21岁时，出版了早年的印作《李庐印谱》。据陈珍珍所撰《一代艺术大师李叔同》：“他治印是规摹秦汉古法，精研铸凿轨范而出之以冲淡、质朴，表达意境高远。”李叔同在谱前有序，述及自己对篆刻的体会：“清代金石诸家，搜辑探讨，实驾前贤，旁及篆刻，遂可法尚。丁、黄倡始，奚、蒋继声，异军特起。其章法盖规秦摹汉，取益临池。气采为尚，形质次之。而古法蓄积，显见之于挥洒。”
    据崔锦所撰《李叔同早年的书信和印存》：天津艺术博物馆所藏早年印蜕139枚，中有光绪时天津著名书画家顾叔度、张兆祥、王吟笙等名号章，明显流露出受汉印、浙派以及徐三庚等的影响。有些印(如“桐荫寄馆”“天真烂熳”等)，已有求变、探奇的意向。由于作者年仅17岁左右，是很难能可贵的了。
      对于篆刻，李氏是自视甚高的，即和吴昌顾相比也是平等观之。在费龙丁所梓《缶老人手迹》序中称：“昔年与息翁同家西泠，同人有延人印社者，遂得接社长缶老人丰采。于是挑灯释瑑，待月扪诗，符玺杂陈，烟霞供养，甚得古欢。未几俱作海上寓公，往来益密。”李氏印与缶庐异轨，线条流畅自然，有冲逸之韵，譬如闲云出岫，舒展自如(见印例50—52)。
    据蒋北耿所撰《李叔同与印藏》：“跨进西泠印社的月亮洞门，拾级上山的时候，可在山腰看到一堵石壁，突兀而立。壁间嵌有一块高9寸、宽1尺的太湖石，锲有阴文小篆‘印藏’二字，旁刻跋文隶书六行，文曰：‘同社李君叔同，将祝发入山，出其印章移储社中，同人用昔人诗冢书藏遗意，凿壁庋藏，庶与湖山并永云尔……’ 1963年西泠印社6秩大庆前夕，印社同人深恐印藏壁龛，年久泐损，特于发掘起出，另行珍藏。而那块“印藏”刻石仍嵌原处，以作留痕。这件事社会上曾有不少讹传。1979年上海书画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书法》第六期上，有张人希撰文说‘印石大都潮湿腐烂了’。这是不确实的。事实是那次发掘起出的石章，共93枚，装在一只石匣之内，枚枚完好无损。其中李叔同自锲的印章却只有白文‘文涛长寿’一枚，其余大部分出于西泠印社中的高手，如经亨颐、费龙丁、王福厂、叶舟、王匊昆等人的铁笔，一部分为当时社会上的篆刻名家如徐星州、陈师曾、夏丐尊以及李苦李等人的刻赠。”
    1914年，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生丘志贞、陈达夫、陈伟等与教师李叔同、经亨颐等共同发起组织一个印社，取名乐石社。大概当时主要由李氏倡言之故，社众即推为首任社长。定期雅集，并编印《乐石集》十册，附《社员藏印》及《乐石社社友小传》等，开民国印坛风气之先。1917年，更名为寄社，学生中如潘天寿、丰子恺等均积极参加活动。
     李叔同35岁参加西泠印社，39岁出家为僧。据朱其华所撰《近代中国第一流印人李叔同》：“赏印、治印、论印是终其一生未曾放弃的癖好，并不像有人所说的‘弘一法师出家后，除书法外，诸艺皆弃绝。’他在42岁时所作赠夏丐尊篆刻题跋中说：‘十数年来，久疏雕技。今老矣，离俗披剃，勤修梵竹，宁复多暇，耽玩于斯。顷以幻缘，假立亚名，及以别字，手制数印，以志庆喜。后之学者，览兹残砾，将勿笑其结习未忘耶?’这里所说的手制数印，都是白文，印文是：‘大慈”弘裔”胜月”大心凡夫”僧胤’，共5方。”据统计，弘一法师出家以后印作共41方(计印39钮，其中两面印二钮)。其中，有款者28钮，以1919年之“弘一人山一年”为最早。其中，有数方是刻佛像的。这些印，似乎不甚追求艺术表现，仅求庄严肃穆之氛围。
    李叔同的书法，幼年即习篆、隶，楷书自不必言了。大篆中喜石鼓文与小篆始皇刻石并重。隶书中，以曹全、张猛龙诸碑为最见功力。亦喜作魏体，尤喜孙秋生、杨大眼、始平公诸造像(属《龙门二十品》)，一种沉雄峭拔之气势，动人心魄。楷书与行书之中，每兼有北碑的气息。其字形偏长，笔画劲健而锋棱。
    出家以后，书风一变。锋芒尽敛，返朴归真，追求超然物外的气韵。所以叶圣陶以温良君子，和颜悦色状之。弘一自称：“朽人之字，所示者恬静、平淡、冲逸之致也。”弘一法师的诸项艺术才能，在出家后仍有所发展者，恐怕只有书法一门。陈祖范以《笔畦墨径现清净身》为题分析弘一所书“南无阿弥陀佛”，认为兼魏、楷、行而书之，有纵横排阖、变化不竭，气势磅礴，质感和力感兼美之妙。并称此系他人山为僧前夕所书，今日静安古寺用整垛墙来安置这6个大字。
    作者少年时，甚喜欢唱一首《送别》，其词曲均系李叔同所作，并臻优美、感人的境界。其词为：“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早在1906年，他在东京独立出版《音乐小杂志》寄回上海，这是我国近代的第一本音乐杂志。
    李叔同是南社社员，以诗擅名于世。在25岁时鉴于列强一再侵略，忧国伤时，曾有诗云：“浊世半生人渐老，中原一发日西斜。只今多少兴亡感，不独隋堤有暮鸦。”“冰蚕丝尽心先死，故国天寒梦不春。眼界三千皆泪海，为谁惆怅为谁颦。”
    此外，兹再录其《春游曲》一首：“春风吹面薄于纱，春人妆束淡于画。游春人在画中行，万花飞舞春人下。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芥花香。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
    除了话剧外，李叔同少年时还喜欢京剧。存世有剧照一帧，系饰演《连环套·拜山》中的黄天霸。
    弘一法师的事迹，是讲不完的。兹引西泠印社现任社长赵朴初在他百周年诞辰时所题诗，作为本文的结束：“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耀天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