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裴子

    邵裴子(1884--1968)原名闻泰，又名长光。浙江杭州人。自幼颖悟，当年乡里曾流传他举目不忘的故事。19岁即中举人。废科举后，他又曾毕业于南洋公学中院，后即考中公费出洋留学，毕业于美国著名的学府斯坦福大学(sfandford)文学院。回国后，主要从事教学、文学与文物工作。
    邵老晚年，住在马市街文管会宿舍，由他的未嫁女儿令仪照顾。因为他患泌尿系肿瘤，我曾趋邵府为他会诊过几次。论医之余，也谈些金石书画之事，所以，也算是忘年交了。他知道我好收集印人作品，曾以两张陈伏庐写给他的尺牍为赠。那时，我正从余任天处购得《伏庐藏印》三册，所以对此特别感到兴奋。那十来年，我为了收集印人资料几乎养成一种习惯：见了老文人必问一声：“你曾刻过印吗?”自然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接下去还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我也曾向邵老提起这一问题。他不正面回答我，而是从他大写字桌的右手抽屉里摸出一把刻刀来给我看，同时嘴边略有牵动的样子，那就是笑了。邵老是个很端严的人，平时不苟言笑。他身高马大，对我来说又是个著名的长辈学者，所以颇具一种伟岸的压力。所以，我在邵府的个把小时中，也只能像他那样挺直腰杆端坐如钟。说实在的，未免感到有点累人。他桌上和书架上的东西，没经他许可千万不能动。有一次，我拿起一本书看了一下，当时他不讲什么。可当我把书放回去以后，他就严肃地把书移动了一下位置，似乎我放得不对。自此以后，我就不敢擅自碰他的东西了。        有一阵子，他的病情大为好转。正好我趋前问候，他郑重地取出一方印来说：“这是我当年刻的印。”我一看，没有边款。就问：“为什么不刻款?”他说：“我边款刻不好。原来想请福盫刻个序的，迟迟未提出。现在，他过世了，就再也无人可请了。”我本来想说可以请韩师登安刻序的，话已到口边了，忽然想到韩师是他的晚辈，他当然看不上，还是免开尊口为妙。这天临到告辞，他老人家忽然郑重地把这方印章交给我，并说：“你是40年来首先碰它的人，与它有缘。现在又知道了事情的经过，我就把它托付给你了。”那时候，我简直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了。(见印例85)

    邵老过世以后，我曾多次向令仪小姐提出，请她钤一遍邵老的藏印给我，都没得到她的首肯。有一次她问我：“你韩老师现在身体好吗?”我说：“很好。”她又说：“这批印如果由他钤拓，我是同意的。”我与韩师讲起这件事，他非常高兴地说：“行!我非常高兴干。”并解释说：一来，邵老收藏古代玺印与近现代篆刻家的作品很多，是极难得的资料；二来，邵老是他的长辈，理应效劳；第三，他历年来曾为邵老刻过数十方印，都是十分用心之作，战战兢兢唯恐不当意，也想拓回来。于是就三方言定：由令仪小姐每次借印20方，由韩师钤拓，由我备连史纸并来往奔跑。制成印谱三册，三家各存其一。每次借的印均由令仪小姐钤于纸上，并用蜡墨略存一面边款，这样才不致失误。这个办法很好，后来我把印交人家去拓也学她的办法。
    由于有这本印谱在手头，所以我可以补充很多关于邵老的资料。在“康节后裔”印边款中称：“先康节《启后录》曰：‘我祖肇迹晋阳，衍泽关西，拓业蒲城，分宗洛下。自侍制公扈跸南渡，遂家临安。新昌公至德卒官，因居会稽。都巡公载迁余姚。君甫公复居钱塘28世，遂永为浙人，且再为杭人焉。’29世孙长光谨识。”在名号方面，另有弢庵(见“字弢庵”印)、韬闇(见“韬闇”印)、陆沉子(见“陆沉子”印)、偍漏翁(见“偍漏翁”印)、“乐唐”(见“于唐人书法、文笔、诗词有偏嗜，因号乐唐”印)、啬翁(见“啬翁”印)、窳叟(见“窳叟”印)、偃翁(见“偃翁”印)、乐闲居士(见“乐闲居士”印)。关于斋馆名称，如观妙室、秋水砚斋、驻景轩、无箸庵、夕佳楼、缾华园、小知大年之室(注：语出《庄子》)、燕燕居息之斋(注：语出《小雅》、栎寿轩等，均见之于印。
    邵老曾任浙江高等学堂教习、教务长、校长，德政大学教务长，第三中山大学筹备委员，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副校长、校长，浙江地方银行常务董事，浙江普通教育处处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浙江省委常委、副主委、主委，浙江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浙江文史馆副馆长，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职。
    邵老最大的功绩，是创办浙江大学。浙大，过去英国的著名学者李约瑟爵士曾誉之为“东方剑桥”。如今，在规模上已成为中国最大的一所高等学府。浙大的起源，是杭州的求是书院。1928年，又由第三中山大学改名为国立浙江大学。在此前后，邵老曾参与了创办的全过程。在他任文理学院首任院长时，与蒋梦麟校长一起贯彻“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的精神；延聘了很多著名学者来校任教，使教学质量有了保证；更以“求是”精神为办学方针，对学生因材施教，努力培养社会之通材。
    邵老一生酷爱收藏。他家有一个私人图书馆，可谓坐拥书城。这批书，于邵老生前全部捐献给浙江师范学院。他收藏的文物中，尤以古玺印及近现代篆刻家作品为最重要。这批印章，曾由韩师登安精拓成三本《观妙室藏印》。原印后由邵令仪全部捐赠浙江博物馆。
     既富收藏，自然多精鉴别。当年，陈伏庐在北京搜集历代玺印时，即由邵老协助。后成《伏庐藏印》，有多种版本。印以外，兼及青铜器、瓷器、版本、书画等。
    邵老的著作，有《唐人绝句选》《林和靖先生诗辑》及译著《学问之增进》(原著培根)等。
    邵老与西泠印社的关系很密切。在叶为铭、秦康祥等先后所纂《西泠印社志稿》中，均有邵老的传记，仅“邵长光，字裴子，杭人。善书，精鉴别”一行，载于“右列十人均于印社有所赞助，特为铭泐而附载于此”之中。其时，系与社友分别叙述，似与今日之社员无关。但在解放后西泠印社恢复活动以后，他被吸收为社员。据《西泠印社九十年》大型画册的《已故社员》名单中，不但列有他的名字，其下并括弧注出“曾任理事”。
    邵老、张宗祥与马一浮三公，都是西泠印社中期社员，而且在学术上都有极为深广的造诣，在学术界都有极高的声望，韩师登安曾戏呼之为“湖上三老”。三老不但在西泠印社有崇高的地位，且在全国都非常知名。三老又都是书法家，邵老纯出唐人，以端丽的楷书为主；张老从李邕上溯晋唐法帖，以灵动的行书最具特色；马老自出机杼，篆书谨严，楷行则以清劲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