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梦禅(1905—1980)
余于建国之初自榕垣千里负笈来武林,求学于浙江大学。其时,常因解惑而翻阅中华书局出之巨著《辞海》。见其封面隶书题名两字雄浑端凝,十分喜爱。稍后,渐知题者邹梦禅之名。
十年动乱后期,从沪上传来消息:邹氏己作古于西凉矣。此公自被划为“右派”后,仓惶就道,往甘肃某地任教,甚少与江浙一带亲友联系。故此消息,一时传播甚广。
1979年12月,西泠印社在西子宾馆召开纪念75周年大会。新吸收社员32人,亦参加盛会,余有幸与焉。余下午往会所报到,安顿毕,遂在附近散步。见一老者由其女陪同,在门口问西泠印社会址。余即趋前相告,并为领路往秘书组。途中,互通姓名时余竟听到“邹梦禅”三字,不禁吓了一跳。适住房邻近,晚宴后促膝谈心,始知20多年来坎坷实真,而谢世则误。以各界关心之人多,故讹闻流传甚广也。
据叶为铭、秦康祥所编《西泠印社志稿》:邹氏时常参加西泠印社活动,于《西泠印社丁亥重九题名》中有其简况:邹梦禅,年42,温州瑞安人。戊子题名据邹氏当年告我,亦参与其会。按丁亥为 1947年,戊子为1948年。然而,邹氏因某种原因直到1979年始与余同时参加西泠印社。
邹氏一生中之重要事件之一,即为参加编集《辞海》。
1929年,邹年虚龄25岁,即以积学为中华书局聘为辞典部编辑。在沪期间,与马公愚、郑午昌、丁辅之、朱复戡、方介堪等交往密切,在艺事上渐露名声。关于中华书局之编《辞海》,当时不惜工本礼聘各领域之专家任专职、兼职工作,从选目、初稿、审议、修润等直至汇总、排比,工作量十分烦重。邹氏任劳任怨,辛勤劳动,直至完成,佳惠学术界,其功非浅。
尤其值得一书者,其封面集书《石门颂》之《辞海》两字,雄浑端庄,功力非凡。当时之中华书局高手如林,能得由邹氏之书法弁书首而众无异辞,非易致之事也。由此两字,瑞安邹梦禅之名由是大著。
抗战时期,上海沦陷,灾民甚众。当时在沪之书画家共发起“杯水书画义卖展览会”,唐云、白蕉、邓散木、邹梦禅等均热心参与。由于同胞之同仇敌忾,该展览会大获成功。
1952年,投身教育界,任上海市光明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 1958年因直言遭祸,举家下放甘肃丹山县20年之久。1978年始得回杭定居,遂于翌年参加印社。
邹梦禅治印,从汉印人手,亦以汉印为主。他当年曾谈到:中国之传统艺术,每于某个朝代出现高峰,故有唐诗、宋词、元曲之名。若论治印,当以汉印为最主要,与古玺、小篆等合成鼎足三分。由于汉印以平方正直为主,所以邹氏的印作亦于平正中见其灵动,庄重中略得秀雅。他虽亦浙人,然决不走赵次闲一路。他崇拜吴昌硕,故而在作品中亦时露缶庐气息。只是也不屑亦步亦趋于任何一家,唯汲取多家之养分,出自己之心灵。在所作“秦淑之印”中,有一段妙跋:“隶以折,篆以转。能以折作篆,以转作隶;曲为直,直为曲;以疏偶密,以多俪少;汉印法尽于此矣。”(见印例116—118)
邹氏遗作有《试论印章艺术的时代精神》,桐乡之《篆刻报》第 12期曾予收载,兹摘一段于下:“因为我国正处在改革潮流中前进,印学也不能孤立。所有产生的日新月异的事物,可以人印的是多方面的,不妨可以尝试,虽不能说自我作古,至少也算是一种创新的行动吧。比如:反映时代强音为国争光的体坛健儿,优美旋律的舞蹈风姿,歌颂伟大祖国的新貌和时代英雄,人民幸福生活,建设成果,都可压缩于方寸之中。”
邹氏印作,曾辑为《梦禅治印》一册(1931年)、《梦禅治印集》二册(1938年)以及《邹梦禅印存》等。邹梦禅之书法,由于曾题写《辞海》之故,其名可能较篆刻为尤著。邹氏书,诸体皆备。篆书,以钟鼎及石鼓为主,属于大篆范畴。至于铁线篆之类,比较少作。隶书喜《石门颂》之宽博端凝,较少作飘逸之态。行、草、楷均精严具法度。每作书,必静气平心,点画之间务求精到,一丝不毫。30年代曾在沪举办个展。50年代,曾出版《四大家诗词小楷》《三体钢笔字帖》。晚年,其书法篆刻去日本、波兰等国展览者有十数次之多。书法理论著作如《颜字的师承与衍流》。
西泠同社张耕源,以刻西泠社员像印而驰名中外。其实,此事还与邹、我两人有关。1984年,印社为吴昌硕诞辰140年举行盛大纪念。邹公曾刻一巨印以纪会名,而于边款中线刻一缶庐画像。余从邹府拓得此像,觅佳石求张君刻为印。张君从未作人像印,故初以为难。经余再三求恳,始允一试。一刻而佳,遂一发而不可收矣。凡百艺事,若无好事之徒,恐难臻于繁花似锦境界也。昔年赵之谦题魏集印谱为《稼孙多事》,而无魏何以传赵,足见好事、多事者之功亦伟矣。
邹氏关于文史之研究,曾梓行《吕氏春秋集解注》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