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作宾

    六岁人私塾接受传统语文教育，前後凡十载，课余则助其父经营小本生意。1918年至开封入河南育才馆就读。始知安阳出土甲骨文字。 1923-1924年进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除攻治甲骨文字外，兼及考古、方言、民俗、档案等诸学。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任编辑员，主持殷墟第一次发掘工作。旋晋升研究员及代理所长等职十年间，躬与安阳小屯、侯家庄等处考古发掘十余次，其间亦尝赴山东城子崖等地参与发掘工作。於现代考古发掘，贡献孔多。因其每事亲历，又留心地下埋藏与出土坑位等情况，故其有关甲骨文研究专著，多刊诸发掘报告之中，主要有《新获卜辞写本》、《小屯殷墟文字甲编》、《小屯殷墟文字乙编》、《殷历谱》等；而最为学术界推崇者，乃一九三三年所撰《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系统提出甲骨文分期确定时代之标准有十，即：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等，并以此标准，分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两代四王为第一期；祖庚、祖甲一代两王为第二期；廪辛、康丁一代两王为第三期；武乙、文丁两代两王为第四期；帝乙、帝辛（纣王）两代两王为第五期。此为甲骨学上之—大创获。郭沫若《十批判书》曾云：『继王国维之後，在这一方面贡献最多的，要算董作宾。』故言甲骨学，世有『四堂』之说，即：雪堂罗振玉、观堂王国维、鼎堂郭沫若、彦堂董作宾是也。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先後在福建协和大学、河南中州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一九四八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曾受聘为美国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1949年以後兼任台湾大学教授。—九五六至一九五八年任香港大学、崇基书院和珠海书院研究员或教授。後卒於台湾。

    先生治学之余，喜寄兴於书法篆刻。所书甲骨文书法，巨帧小品，联扇屏幅，无所不具，皆挺秀古雅，参伍错综，令人如读殷商卜辞。然主张『旧瓶新酒』，『用古文字，作新篇章』，因甲骨文字数约四千许，可识者不过一千五百左右，以之圭曰写诗文，部份字须借用『初文』，有些字则宜利用『假借』，不应处处以学术原则，过多限制指摘，使书家不敢下笔。其所著穴甲骨文书法》作如是宽松之说，盖艺术创作不必字字皆出共识也。

    先生之治甲骨，其发轫多少与少时喜为习印，具篆学基础有关。所作《平庐印存》自序兰万：气余少也贱，家本寒素。对门周姓为刻字匠，兄弟二人，余呼之日周四爷、五爷者也。儿时习观周氏兄弟刻划，有时见其为人治石章，每把□不忍释，苦力不能致，乃捡瓦片之厚而致者磨之成小方印，辄以铁锥子剜之，粗成文理。周氏有《篆字汇》，每假以观摩。余之治印兴趣，自兹始也。稍长，助先父营商业，则购寿山石售之，且择其美者餍己之欲。常梦得多石印，极良，喜出望外，醒则又懊丧无端，其嗜之深如此。……民五（一九一六）游汴，始知篆书中有《说文解字》，而印有浙皖之派也。民十一（一九二二），就学北平，始知《说文》而外，尚有古文大篆、金石甲骨，印亦上溯汉秦，，交游中不乏治印名家。至此，自视已往之作，不禁爽然!刀笔之技，退藏於密，不敢轻於尝试矣：……』後以忙於卜辞研究，治印仅偶一为之。

    传世作品，据《自序兰》，尚有《西厢印谱》，盖47岁前所作，惜已不易得见。《平庐印存》乃五十三至六十岁间自镌印之结集，收印九十余事，皆学养湛深，印艺娴熟时期精品。『行年五十』、『作宾瞥事』最得甲骨情致；『旦同造象』取法金文；『作宾之玺』、『爵曼』两方，则又古玺之遗也；『劳干』一印直人汉人铸印堂奥；而『流寓巴蜀』、『傅斯年』两作，极具汉凿风神，『流寓』—印乃红豆木镌成，驱遣一如花乳，尤为难得；『廉立散儒』，似又略近晚清让翁也。可见饱学之士，含英咀华，无施而不可。朱熹诗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信焉。

（一九九四年九月九日 马国权）

　　董作宾（1895—1963），原名作仁，号平庐，字彦堂，1895年出生于南阳市宛城区长春街（现解放路）一个小店主家庭。少年时便博览《四书》《五经》及诸子百家学说。幼时的董作宾在课余时常到旁边刻字店里玩，并细心地观察各种雕刻技法，琢磨刻字的章法与要领。后来他又得到店主的热情指导，使他对古文字和篆刻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宣统二年（1910年），他入元宗高小，后辍学。1915年春，在张嘉谋先生（著名教育家）的催促下，董作宾考取县办师范学校。毕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1917年春，董作宾跟随张嘉谋去开封，在张家管书房兼办家务。后经张嘉谋先生的指导和引荐考入开封育才馆读书，初步接触到甲骨文，从此他便与甲骨文结缘并产生浓厚兴趣，开始研究中国考古学。1922年，他应张嘉谋先生之约只身来到北京求学，吃住在张先生家里。张先生知道他学过篆刻，又有一笔好字，便托人为他介绍了一个誊写讲义稿的差事。这其间董作宾结识了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徐旭生（唐河县人），徐先生发现他聪明，又忠厚老实，还能吃苦，便介绍他入北京大学旁听语言学，空余时间对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进行摹印、研究。1923年，董作宾经过努力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系读研究生，学习语言学、考古学、人种学和历史学，并担任《民谣周刊》编辑。

　　1925年，董作宾从北京大学研究所毕业后获史学硕士学位，他先后任教于福州协和大学和河南中州大学。1927年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并同文学院代院长傅斯年结为知交。之后，入傅斯年创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1928年，回宛在南阳中学任教。同年暑假，他去安阳考察，发现当地村民在殷墟挖掘并出卖甲骨，即向傅斯年建议，由中央研究院主持进行系统发掘。10月，董作宾首次发掘获得甲骨残片784件，此后又先后15次参加安阳小屯村殷墟发掘。他又参加山东城子崖发掘，发现了龙山文化。1932年，他升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3月，他发表了《甲骨文时代研究例》，确定了识别甲骨片上殷代文字分期的10个标准。从1928年董作宾参加安阳殷墟发掘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先后多次参加殷墟的系统发掘，并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他也由此开始对甲骨文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和专著。他最早提出甲骨断代的10个标准，主持了殷代帝王世系年谱、殷先王称号、殷帝姓氏、出土物墓葬地段、异域地名、铭文所述人物、铭文语法结构、铭文表意标准、铭文书写形态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他成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考古学家之一，一代甲骨学大师。他编著出版了《殷墟文字甲编》。抗日战争时期，他随历史语言研究所相继迁往长沙、桂林、昆明、南溪，并主持该所工作，继续研究殷代历法。1931年后，编著出版《卜辞中所见之殷历》。1945年又编著出版《殷历谱》，被誉为纪念碑式著作。

　　1948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研究员，并在同年当选为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同年底董作宾随中央研究院和自己相伴多年而不忍心分开的大批文物迁往台湾，并提任台湾大学中国古文和历史教授。为该校中文系讲授古文学，为历史系讲授殷商史。1950年，他和友人一起创办《大陆杂志》，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并发表《武王伐纣年月日考》一文。1951年后，先后编著出版了《西周年历谱》和《殷墟文字乙编》。

　　1955年8月，他应香港大学之请，赴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中国年历编写工作，并任香港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和崇基、新亚、珠海三书院的教授。此间，他完成了中英文对照的《中国年历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