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书法思想对后世有哪些重要影响？

　　一、对宋代书法的影响

苏轼的书法思想对北宋书坛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最为显见的例证是他对黄庭坚和米芾这两位后来与其并列“宋四家”的书法大家的指导。黄庭坚与苏轼相聚于元佑初年，其间黄氏所书《钟离跋尾》云：“少时喜作草书，初不师承古人，但管中窥豹，稍稍推类为之，方事急时，便以意成，久之或不自识也。比来更自知，所作韵俗。”他的这种自醒正得益于苏轼的点拨。黄庭坚《跋草书》云：“草书只要有笔，霍去病所谓不至学古兵法者为过之。”曹宝麟教授曾指出，此句中“过”字很可能为“得”字之讹。因而苏轼针对黄挺坚的说法，于同卷再跋云：

去病穿城踏鞠，此正不学古兵法之过也。学即不是，不学亦不可。

大约，黄挺坚认为不学古法是对的，而苏轼则纠正了黄庭坚的观点，指出学习古法也很重要。二人借喻之事见于《汉书·霍去病传》：“去病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往。上尝欲教之吴孙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城踏鞠也，事多此类。”苏轼指出，霍去病在士兵乏粮的恶劣情况下，还令他们挖开城墙以开辟踢球场，就是由于他不学习古兵法才导致的过失。正在苏轼的影响下，黄庭坚意识到了学习古法对于书法创新的重要性，他后来回忆说：“钱穆父、苏子瞻皆病予草书多俗笔。盖予少时学周膳部书，初不自痞，以故久不作草。数年来犹觉渝拔尘埃气未尽，故不欲为人书。”可见黄庭坚草书师法古人直接得自于苏轼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对于他日后取得书法的成就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关于苏轼对米芾书法的影响，曹宝麟教授曾进行过细致的研究，他在《米芾与苏黄蔡三家交游考略》一文中说，元丰五年米芾过黄州首次拜访苏轼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指出：“这一次历史性的会见，对米芾来说，无疑是影响一生名业的大事。据温革透露：‘米元章元丰中渴东坡于黄冈，承其余论，始专治晋人，其书大进。’因之我们知道米带《自叙》所谓‘遂并看法帖，入魏晋平淡’，乃是听从了东坡的忠告的易辙之举。这在元章的翰墨生涯中可谓是关键性的一着。”

代表宋代书法最高水准的“宋四家”中，除了一位至今尚存争议的前辈书家蔡襄而外，皆出于苏轼之门，这当然是苏轼书法思想在宋代书法发展中的巨大影响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事实上，除了黄庭坚、米芾这两位后来被列入“宋四家”的“尚意”书法主将而外，苏门文人擅长书法的尤多。释惠洪《跋公衰帖》云：

予观公衷行草，既跋三学士帖。秦少游、张文潜、晃无咎，元佑间俱在馆中，与黄鲁直居四学士。而东坡方为翰林。一时文物之盛，自汉唐已来未有也。

且感叹：“呜呼！世间宁复有此等人物耶！”元佑时期，苏轼主盟文坛，这一时期不但是宋代文学发展的高峰期，也是宋代书法的繁荣期。这与苏轼在文人中的巨大影响是分不开的。苏轼的书法理论与创作引领宋朝一代“尚意”书风，非但黄庭坚、米芾的书法直接获益于苏轼的指导，大凡苏门士人也都在书法方面接受了苏轼的影响，如苏轼《跋秦少游书》曾言：“少游近日草书，便有东晋风味，作诗增奇丽。乃知此人不可使闲，遂兼有百技矣。技进而道不进，则不可，少游乃技道两进也。”在《跋沈辽、米芾书》中，苏轼又说：“近日米芾行书、王巩小草，亦颇有高韵，虽不逮古人，然亦必有传于世也。”李之仪《跋苏黄众贤帖》中说：

大抵苏氏诸子，源同派异，种种皆有过人处。……少游自以书名，行笔有秀气；无咎骏骏，欲度骅骝，要亦不凡；春达特立不群，遂能名家。

　　苏轼门人中在当时颇有书名者不胜枚举，不只李之仪提到秦观(1049-1100)等人的书法在当时颇有名声，包括李之仪本人在书法上的造诣也是很深的，今存有《别纸帖》，笔意与苏轼也大略近似。宋代的“尚意”书风以苏、黄、米为代表，苏门士人也多在书法上有较高的造诣，这一情况当然足以说明苏轼对宋代书坛的巨大影响。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宋代的“尚意”书家虽然都秉承了苏轼关于书法的主要思想和基本观点，但是，苏门文人，除王巩、赵令畴等部分人外，他们的书法亦各有特色，并非都是亦步亦趋的学习苏轼的书迹。诚如元代赵孟頫(1254-1322)在《论宋十一家书》中所说：

东坡书，如老熊当道，百兽畏伏。黄门书视伯氏，不无小愧邪？

秦少游书，如水边游女，顾影自媚。

黄太史书，如高人胜士，望之令人敬叹。

米老书，如游龙跃渊，骏马得御，矫然拔秀，诚不可攀也。

接受了苏轼影响的人，书法亦各有特色，自成一家。这对我们考察苏轼书法思想的影响很重要，因为它恰恰充分地说明了苏轼宋代书法发展的巨大影响，不但表现为其书迹为人争相效仿，更表现为其书法思想本身具有巨大的号召力。这种巨大的号召力当然不局限于对苏门文人的直接影响，同时也对整个社会具有非同寻常的广泛的影响力。

与其他的书法家或书法理论家相比，苏轼对书法发展的影响是具有独特性的。苏轼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位令人敬佩、仰慕的人物，他在整个宋代都是最有魅力的。上至皇帝太后，朝廷大员，下至骚人墨客，歌儿舞女，田夫野老，无不对之倾倒。甚至连他的政敌王安石也赞叹道：“不知更有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因此，苏轼书法思想对书法发展的影响与其为人是联系在一起的，带有明显的综合性特征。苏轼的得意门生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

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

秦观的这段话把苏轼的为人之道概括为性命、器识、文章三个层面。所谓“性命自得”就是《易》所说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意思是能够深刻领悟“道”，并自觉按“道”来行事。“性命之学”也就是“道学”，即现在说的哲学。秦观的这段话意在强调苏轼的政事、文学及人生的全部活动基础于对“道”深刻领悟，有他自己的哲学。宋代士人崇尚“道学”，以“道”作为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从政则“以道事君”，为文则“以文载道”。在秦观看来，苏轼首先是思想家，其次是政治家，再次才是文学家。至于苏轼对书法思想认识当然也表现了苏轼的为人之“道”。在“宋四家”中，米芾大约是把自己的书法看得最重的人，而且他与苏轼的交往也主要在书法方面。那么，他从苏轼身上学到的仅仅是书法吗？显然不是。米芾在他所作的《苏东坡挽词五首》其三中称：

道如韩子频离世，文比欧公复并年。

我不街恩畏清议，束当难致泪潜然。

由此可知，苏轼对米莆的影响首先是在思想文化方面，他对苏轼的崇拜和感激也首先因为受惠于其思想和文章。至于黄庭坚则更是这样。他在《跋秦氏所置法帖》中说：

巴蜀自古多奇士，学问文章德慧权略落落可称道者，两汉以来盖多，而独不闻解书。至于诸葛孔明拔用全蜀之士，略无遗材，亦不闻以善书名世者。此时方右武人，不得雍容笔研，亦无足怪。唐承晋宋之俗，君臣相与论书以为能事，比前世为甚盛，亦不闻蜀人有善书者。何哉？东坡居士出于眉山，震辉中州，蔚为翰墨之冠，于是两川稍稍能书，然其风流不被于巴东黔安。又斗绝入蛮夷中，颇有以武功显者。天下一统，盖百余年而文士终不竞黔人。……子明常以里中儿不能书为病。其将兵于长沙也，买石摹刻长沙僧宝月古法帖十卷，谋舟载入黔中，壁之黔江之绍圣院，将以惊动里中子弟耳目。它日有以书显者盖自我发之。予观子明欲变里中之俗，其意甚美。书字盖其小小者耳。它日当买国子监书，使子弟之学务实求，是置大经论，使桑门道人皆知经禅，则风俗以道术为根源，其波澜枝叶乃有所依而建立。古之能书者多矣，磨灭不可胜纪，其传者必有大过于人者耳。

黄庭坚是江西人，同乡秦子明建祠堂特意将远道带回来的法书刻于其壁以方便乡里学习，于是黄庭坚为其而写下这段很长的题跋。这段题跋表明：一、苏轼在当时对书法的影响巨大，自古没有书法名家的蜀地因为出了苏轼，人们开始热衷于书法，而有见识的江西人也因为苏轼的影响开始注重书法；二、黄庭坚指出，苏轼能够产生于自古没有书法名家的蜀地，可知苏轼取得的书法成就并不单纯是学习书法的原因，而是因为他有过的道德学问；三、黄庭坚强调要改变书法落后的乡风根本的问题是让人读书明理，道德学问才是书法的根本。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苏轼书法思想对黄庭坚的影响之深，黄庭坚的书法观点与苏轼的观点对非常一致，对书法认识都表现出了文人士大夫阶层鲜明的主体性色彩。因此说，苏轼对书法的影响不但表现在书法的形式方面，而且表现在人们对待书法的思想态度上，这种思想态度是苏轼书法思想的整体特征最直接的反映。正是苏轼这种书法思想基本精神的影响促使宋代书坛提高了对文化品位的追求，由此带动了北宋中期书法的振兴。

其次，与苏轼书法思想力主创新主题精神相联系，他对书法发展的重要影响还表现在宋人对自成一家的书法风格的追求上。苏轼在《跋王晋卿所藏莲花经》中曾说：“凡世之所贵，必贵其难。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唐人论作字之法者尤多，欧阳询的“八诀”、“结体三十六法”，张怀瓘的“裹结法”等等，多是单就一种字体，尤以楷书为主；或针对某一些构造类似的具体文字所提出的。而在苏轼看来，作字并没有那么多固定不变的规矩，他从大处着眼，善于在事物的普遍联系中发现主要矛盾，其所谓“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超越字体种类，能言前人未言，他的这一命题的提出本身也是对前人结字技法理论的一种超越，表现了他一贯的创新精神。他的这段话使黄庭坚深受启发，黄庭坚说：“东坡先生云：‘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此确论也。余尝申之曰：结密而无间，《痊鹤铭》近之；宽绰而有余，《兰亭》近之。若以篆文说之，大字如李斯峰山碑，小字如先秦古器科斗文字。”并有诗云：

小字莫作痴冻蝇，乐毅论胜遗教经。

大字无过疼鹤铭，官奴作草欺伯英。

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

苏轼书法思想的主要影响主要并不表现在告诉了别人什么具体的作字方法，而是教给一种人们思路，要人们通过自己的理解去把握前人书法从而在书法实践中能“自出新意”地发展。黄庭坚元裕年间在与苏轼相处的时候曾专门临摹苏轼的字体，后来终能自成一家，这与他对苏轼书法思想不断加深的理解有很大关系。其所谓“自成一家始逼真”，与苏轼“自出新意，不践古人”的思想观点一脉相承。

另外，苏轼的书法思想对宋代书法的重要影响也表现在书法史论研究上。产生这种影响首先是因为苏轼书法批评中的一些观点在宋代己经成为大家的共识，所以，这种影响不但表现在接近苏轼的人们的论书文章中，如米芾所作的《书史》等，而且也表现在那些在政治上反对苏轼的人的论书文字中，包括党禁最严重时蔡京主修的《宣和书谱》，虽然作者将苏、黄等元褚党人的名字全都抹去了，但是，苏轼书法思想的影响却依然无法消除，有些地方甚而还不露姓名地直接引用了苏轼等人的原话，如《宣和书谱》卷五《正书·三》有言：

钮约，史传不载。善正书，作细字使人喜，见而忘倦。盖其字画虽小，而圆劲成就，不乏精神，为可喜者。尝考昔人之论字，以谓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结密而无间，《疼鹤铭》近之；宽绰而有余，《兰亭》近之。盖约之小字，虽未足以比肩古人，而至其字形顿放，颇有意味。亦不窘于边幅，而韵胜者。

“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本是苏轼的原话，“结密而无间，《座鹤铭》近之；宽绰而有余，《兰亭》近之”，则是黄庭坚对苏轼之言的发挥，而评书的基本论点也明显来自苏、黄的书法思想。

到了南宋，由于人们把“靖康之耻”归咎于以蔡京为首的新党，苏轼及元裕党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更加神圣，苏轼成为举世公认的忠义气节的楷模，其书法思想的影响随之扩大和强化自是不言而喻的。

二、对后世书法的影响

苏轼的书法思想不但对宋代的书法产生了无可比拟的巨大影响，而且对后世书法产生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这里我们试以几位具有代表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为例来大略地说明苏轼的书法思想对后代书法所产生的多方面的重要影响。

元代代表性的书法家首推赵孟頫。赵孟頫的论述文字不多，而见地颇深，他论书除了王羲之之外，谈论较多的便是苏轼。赵孟頫在《论宋十一家书》中称“东坡书，如老熊当道，百兽畏伏。”他在《跋东坡书<醉翁亭记>》中谓苏轼书迹为“神物”，并指出：

或者议坡公书太肥，而公却自云：“短长肥瘦各有度，玉环飞燕谁敢憎。”又云：“余书如绵里铁。”余观此帖，潇洒纵横，虽肥而无墨猪之状，外柔内刚，真所谓绵裹铁也。夫有志于法书者，心力已竭而不能进，见古名书则长一倍。余见此岂止一倍而已！

由此可见苏轼的书法创作和书法思想对赵孟頫的书法有何等重要的影响。众所周知，赵孟頫书法以学习二王、主张法古而着称，而苏轼的书法思想观点对其学习古人书法也具有重要启示作用。比如，赵孟頫在《松雪斋书论》中说：

东坡诗云：“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学兰亭者亦然。黄太史亦云：“世人但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此意非学书者不知也。

赵孟頫是元代无可争议的书坛盟主，由他身上我们不难看出苏轼的书法思想对元代书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明代初期书坛流行“台阁体”，发展到中期以“吴门”书派的兴起始有改观。“吴门”书派的代表书家多不以书论见长，而吴中人王世贞(1526一1590)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又擅长书法，他的书法评论对“吴门”书派的影响尤大。王世贞撰有《彝州四部稿》一百三十六卷，文部辑有他的书法题跋共72首，其中关于苏轼书迹的题跋就有16首，苏轼在当时书法家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王世贞对苏轼的书法极为称赞，比如，他说“坡公所书醉翁丰乐二亭记，孽寞书法，出颜尚书、徐吏侍，结体虽小散缓，而遒伟俊迈，自是当家。”；称苏轼《寄文与可绝句三十首》：“遒婉秀媚，有笔外意。诗亦多清丽可喜。”王世贞评书如其论诗，最崇尚“古雅”，在他看来，苏轼的书法“古雅大胜季海”。他每每以“古难”称赞苏轼书法，说：“东坡公书柳子厚罗池铭辞，遒劲古雅”，还说：“苏书《醉翁亭记》，今刻之石，结法遒美，气韵生动，极有旭、素‘屋漏痕’意。”王世贞极为欣赏苏轼的楷书，同时对苏轼的行草书也不乏赞美之词，如在《跋东坡陶诗帖》中，称赞该帖：“不拘拘就绳墨，而古雅之气流动行押间”。王世贞曾非常自豪地说：“天下书法归吾吴”，对吴门书派的代表人物文征明的书法更是十分推重。而在《跋东坡绝句、松醒赋帖》中，他则说：

东坡绝句三十首、《松醛赋》一首，用笔流矛J轻俊，指腕间蠕蠕有生色。文待诏，精八法者。吾尝得其临本，览之终不似也。诗亦有致语，能使与可错饭满案，故自不俗。

连吴门书派的掌门人文征明都用心临习苏轼的法帖，而王世贞还认为文征明临习苏帖尚不能得其“似”，苏轼对当时书法的影响可想而知。毫无疑问，王世贞对苏轼的书法极为欣赏的，然而，作为一代文坛领袖，他当然更为敬重苏轼的为人、学问和思想见识。故其《东坡告史全节语帖》云：“坡老言诗至杜工部，书至颜二鲁公，画至吴道子，天下之能事毕矣。能事毕而衰生焉。故吾于诗而得曹刘也，书而得锤索也，画而得顾陆也，为其能事未尽毕也。唁，此未易道也！”在《东坡词坡书》中，王世贞又说：

此《黄州二词》，行模大小，绝似《表忠观碑》，遂无一笔失度，恐好事者若圣教之勒石也。内“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语，人或忧之，而公扬历禁从节帅，又十六年而后役。四百年后，乃为唐伯虎作忏。无情之能感有情也如此。

由此可见，苏轼对后世书法的影响也是综合性的，是多方面的，而不单单局限于书迹。

明代后期杰出的书法家、画家董其昌，着有《画禅室随笔》。他对苏轼书法和绘画思想研究得都非常深入，所以他的书画观点与苏轼多有类似之处。董其昌不单在绘画方面受益于苏轼画论的启发提出了着名的南北画派论，而且对书法发展的认识也深受苏轼的影响。他说：“书法晋宋人书但以风流胜，不为无法，而妙处不在法。至唐人始专以法为蹊径，而尽态极妍矣。”董其昌少时就开始学习苏轼的书法，他在跋苏轼《文湖州洋屿诗帖》中说：“东坡先生书深得徐季海骨力，此为文湖州洋屿诗帖，余少时学之，今犹能写，或微有合处耳。”不过，他对苏轼书法的学习却没有停留在对其书迹的临摹上，而更重视对苏轼书法的精神的领悟。董其昌对前人法书的学习深得苏轼所谓“大要多取古书细看，令入神乃到妙处”的要领，其跋苏轼《赤壁赋》墨迹云：“坡公书多堰笔，亦是一病。此赤壁赋庶几所谓欲透纸背者，乃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真迹在王履善家，每波画尽处，隐隐有聚墨痕，如黍米珠，恨非石刻所能传耳。磋乎，世人且不知有笔法况墨法乎！”他在《临颜帖跋》中又说：

余近来临颜书，因悟所谓“折钗股”、“屋漏痕”者，惟二王有之，鲁公直入山阴之室，绝去欧褚轻媚习气。东坡云“诗至于子美，书至于鲁公”，非虚语也。……灯下为此，都不对帖，虽不至入俗第，神采璀璨，即是不及古人处。渐老渐熟，乃造平淡，米老犹隔尘，敢自许逼真乎？题以志吾愧。

由此可见，不但苏轼的书迹为董其昌的书法有一定的影响，而且苏轼的书法思想观点对董其昌的书法实践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董其昌对苏轼的书法思想观点领悟是深刻的。他说：

作书最要泯没棱痕，不使笔笔在纸素成板刻样。东坡诗论书法云：“天真烂漫是吾师。”此一句丹髓也。

董其昌书法的特征是用墨清淡，而苏轼书法的特征是用墨浓重；董其昌的书法追求一种高雅清丽风格，而苏轼的书法追求一种清旷雄强风格；从书体形式看，恰似相反，而正是在这种明显的反差之中，我们可以发现董其昌真正把握住了苏轼书法思想的主题。他《跋东坡书》中深有体会地说：

东坡先生书，世谓其学徐浩，以予观之，乃出于王僧度耳。但坡公用其结体，而中有堰笔，又杂以颜平原法，故世人不知其所自来。即米颠书自率更得之，晚年一变，有冰寒于水之奇。书家未有学古而不变者也。

苏轼说“不践古人，自出新意”，所谓“不践古人”就是“不践古人”书法之“迹”，董其昌所谓“书家未有学古而不变者也”，正道明了苏轼书法思想“自出新意”的基本主题。而且从的这段话中也可以看出，董其昌深悟了苏轼所谓“学即不是，不学亦不可”的道理。其《跋褚河南所临<楔帖>后》说：“余得之吴太学，每以胜日展玩，辄为心开。至于手临，不一二卷止矣，苦其难合也。昔章子厚日临兰亭一卷，东坡闻之，以为从门入者不是家珍。东坡学书宗旨如此。赵文敏临楔帖最多，犹不至如。宋之纷纷聚讼，直以笔胜口耳。所谓‘善《易》者，不谈《易》也。”，苏轼曾言：“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黄庭坚说：“世人但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赵孟顺说“此意非学书者不知也。”黄庭坚、赵孟頫、董其昌都是书法大家，自然也都明白，“入神”不是别人教得会的事情，没有足够的学养和敏锐的眼光，单靠模仿古人的笔迹终归不能得其要领。唯有通过长期的书法实践，方可领悟苏轼所谓“从门入者终不高”的真正含义。所以，董其昌在《书养生论跋后》又特地指出：

东坡先生数书稽(康)叔夜《养生论》，忧患之余，有意于道，言如此。它日又曰：“长生未能学，且学长不死？”洪觉范妙喜禅师谓其“多生般若种子深固，又进于所谓养生者，要以忠孝文章节义如公，升天成佛俱是探囊取物。”其八识田中，自具两家种子，循业发现，不学而能也。因书此论及之。

苏轼在《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中曾说过：“以无所得故而得”，上至如来圣人，下至百工贱技，“未有不同者也”。“以是为技，则技疑神，以是为道，则道疑圣。古之人与人皆学，而独至于是，其必有道矣。”不是以一种急功近利的态度为学书法而学书法，而是在心性道德、学养、眼力全面发展的前提下，在持续不断的书法实践中，在不停吸地收前人的书写经验的同时，探索适合表现自己性情的书体形式，这正是苏轼要告诉人们的，也正是董其昌从苏轼那里得到的最基本的东西。他深有感触地说：

“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烂漫是吾师”，东坡先生语也。宜其名高一世！

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还反复强调苏轼的人格精神在书法中的重要性。比如他说：

“独立不惧，惟司马君实与吾兄弟耳”，东坡之不容于荆公也。“昔之君子惟舒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吾不能随耳”，东坡之不容于温公也。具此两截，成一完人。兵再鼓而气不衰，金百炼而色益莹，盖东坡笔错之利，自竺典中来，襟宇之超得了！

东坡在海外，至不容傲，僧寮以居，而与子过，自缚屋三间，仅庇眠食，尝行吟草田间，有老抠向之曰：“内翰一场富贵却都消也？”东坡然其言。

海外归至阳羡，买宅又以还券不果，盖终其世无一椽。视今之士大夫何如邪？乐志论固，隐沦语然，开口便云良田广宅，去东坡远矣！

东坡先生居黄，自谓多难畏事，时犹禁其诗耳，后复并其书禁之，故宣和进御书画，凡有苏、黄题跋者，皆割去。靖康之变，御府所藏尽为金人荤之而北。而先生墨迹流落人间者，居然独完，谁谓善类竟可磨灭耶！

由此可见，苏轼书法思想的影响也是综合性的、多方面的。

元代的赵孟頫、晚明的董其昌，都是中国古代书法史上卓有成就的书法大家，他们的书法不但是元、明两代书法发展水平的高标，而且对清代书法的影响极大。学董、学赵之风盛行于清代前期书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代中后期“碑学”书法的兴起。因此，苏轼书法思想对清代书法的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