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书风略论

　　公元386年由鲜卑族拓跋硅建立了封建王朝—魏，史称北魏，亦称拓跋魏、元魏、后魏。定都今山西大同东北的平城，史称道武帝。到公元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统一了黄河流域，结束了长达百余年的十六国分割局面，并挥师南征，版图领地扩张，日趋强盛，他实行了一系列的“改制”，能与江南宋、齐、梁三朝对峙，形成了南北朝的局面。公元494年孝文帝以南征为由迁都洛阳，此前的“改制”已使北魏的皇权摆脱了鲜卑族的控制，提高了汉文化的地位，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迁都洛阳后北魏汉化“改制”更加完全彻底，促使鲜卑贵族和汉族文化合流共域，出现了文武分途、崇文鄙武的政治变化，最后导致“文武之争”。矛盾激化酿成“六镇起义”，同时全国各地起义接踵而至，强烈的社会震荡使北魏政权土崩瓦解，诞生了两个拓跋氏政权国—东魏、西魏，历时149年。

一、崔氏、卢氏在北魏书坛的地位和作用

据《魏书》中记载:“魏初攻书者，崔、卢二门”，“魏初重崔、卢之书”。可见北魏书坛领袖人物当为“崔、卢”书门的主支。崔氏一支主要指崔玄伯、崔浩父子，卢氏一支主要是指卢玄、卢渊祖孙。北魏建朝以前正值十六国后期，先后与北方十几个立国的割据政权对峙了四五十年，这时留居北方的清河崔氏和范阳卢氏在十六国时期就有着出仕前秦、后燕、西燕、南燕、北凉等政权的历史，可见入魏之前已是自成家法，立掌书门，入魏后书法依然被世人所崇。现在传世书迹稀罕，只能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判断，崔氏当以古文、篆书、草书见长。《周书·黎景熙传》记载:“其从祖广，太武时(424—451)为尚书郎善古学。尝从吏部尚书清河崔玄伯受字义，又从司徒浩学楷篆，自是家传其法。”崔玄伯在崔氏擅长的书体中又加入“行押”，“尤善草隶、行押之书，为世摹楷……又玄伯之行押，特尽精巧”(《魏书·崔玄伯传》)。崔浩能传崔氏之长，且善隶书，“浩书体势及其先人，而巧妙不如也”(《魏书·崔浩传》)。《魏书·江式传》中又载，“兖州人沈法会能隶书”，“已后隶迹见知于闾里者甚众，未有如崔浩之妙”。足见崔浩的艺术水平和影响，从中不难发现清河崔氏一脉所传体式有楷篆、草、隶、行押(楷篆非楷也)。范氏一脉取法钟繇，擅铭石书、章程文、行押，又擅张芝、索靖一路的草书。“至(卢)邈以上，兼善草迹”(《魏书·卢渊传》)。但入魏以后的卢玄一辈遗裔则不擅草书了。崔、卢乃北方的书法世家，卢氏要比崔氏早些。但在公元396年正值北魏立国11年，崔玄伯出任吏部尚书，公元431年崔浩又高官司徒，腾达位显，隆盛门第，崔氏父子的权势、地位均比卢氏家族显赫，而且当时天子诏令朝廷文书大多出自崔氏父子笔下，到北魏中后期，卢氏家族名满天下的只有卢渊一人，而崔氏一脉冠名四海者众，有崔向客、崔衡、崔亮、崔光等，崔氏书家的威望也高于卢氏，居书坛主导地位，崔氏书风影响深远直至北齐时期，推动了北魏书风传扬的势头，所以清河崔氏书风的发展对入魏后的书坛发生的影响又早于范阳卢氏家族。

二、北魏书风的两个重要时期

对北魏书风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平城时期”和“洛阳时期”两个部分。

所谓“平城时期”就是指北魏迁都洛阳之前的百余年。在这个时期篆书主要由清河崔氏传法，篆法承袭卫氏而来，其篆书更接近汉代书幡信鸟虫文，虽是人们使用的书体，但它限于特定的、庄重的场合，而且流行于上层社会。比如《皇帝东巡之碑》、《皇帝南巡之颂》、《司空琅邪康王墓表》、《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嵩高灵庙碑》、《平国侯韩弩真妻碑》等多种碑额的书体均为篆书。虽然出于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刻手、不同的书家，书写风格有所差异，但其共性在书写上都表现出了曲线和尖锋。这一时期郑重的碑刻、墓志都是采用隶书书刻，隶法承接十六国而来，也可看作是西晋隶书的余脉。许多碑志的镌刻技艺粗糙、草率，笔画形态不工整，并掺有楷书的笔法，有失隶书特有的平直之势和汉晋隶书之庄严气象。如:《皇帝东巡之碑》、《皇帝南巡之颂》、《嵩高灵庙碑》、《嘎仙洞祝文刻石》、《宿光明冢》、《刘贤墓志》、瓦当文《富贵万岁》等。当时的楷书大多“体兼隶楷”，在构字和体势以及笔画的姿态上都想学隶书，但书写技巧不纯而杂有楷式，其中隶多于楷，还有隶而近真，再有楷中带隶，被人们称为“正书”的变态书体。只有平城后期的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出现了楷书“斜结”的端倪，给研究北魏楷书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被康有为称“丰厚茂密之宗”。“平城时期”的楷书以《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题记》为珍，然后有《邑师法宗造像》、《光州灵山寺舍利塔铭》、《崔承忠造像》、《法家造像》等。这一时期的行草书比较罕见，从近年出土的单字或少字组合来说，虽表现出书写状态，但匆匆的刻画显得不熟而坠俗。

自清朝以来陆续出土的“平城时期”的书迹有碑刻、墓志、造像、地契、题记、瓦文、砖铭等，仅从品类论其书迹高达几十品。可见对北魏书风的研究，“平城时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阶段。

“洛阳时期”处于北魏后期的四十年，由于实行了汉化“改制”，形成了慕尚南朝衣冠之制的风尚，这种风尚对人们的书写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值得研究的是楷体书风的变化，这个时期楷书蔚为大宗，见于碑刻、造像、墓志、塔铭、写经。大多碑刻采用了楷书题额，最大的变化是楷体书风出现了秀颖峻拔的风格样式，姿态近于南朝墓志。在平城的后期北魏书风就吸收了大量的南方书法之长。迁都洛阳后的四十年间，随着汉化“改制”的深入，“洛阳时期”的书风发展炽盛，逐步形成了“弃古趋新、舍质求文”的书风。康有为认为:“奇逸则有若《石门铭》，古朴则有若《灵庙》、《鞠彦云》，古茂则有若《晖福寺》，瘦硬则有若《吊比干文》，高美则有若《灵庙碑阴》、《郑道昭》、《六十人造像》，峻美则有若《李超》、《司马元兴》，奇古则有若《刘玉》、《皇甫》，精能则有若《张猛龙》、《贾思伯》、《杨》，峻宕则有若《张黑女》、《马鸣寺》，虚和则有若《刁遵》、《司马升》、《高湛》，亢夷则有若《李仲璇》，庄茂则有若《孙秋生》、《长乐王》、《太妃侯》、《温泉颂》，丰厚则有若《吕望》，方重则有若《杨大眼》、《魏灵藏》、《始平公》，靡逸则有若《元详造像》、《优填王》。通观诸碑，若游群玉之山，若行山阴之道，凡后世所有之体格无不备。凡后世所有意态，亦无不备矣。”这里所及楷书大多数是“洛阳时期”的杰作，从中可窥其体势与风格，也可证明当时的楷书“字有定法”之论。统而观之有草率与精美之分，也有新妍与古拙之别。近年来在洛阳出土的大量北魏宗室元氏墓志屡见不鲜，既精美又新妍，著名者有《元桢墓志》、《元简墓志》、《元羽墓志》、《元思墓志》、《元嵩墓志》、《元详墓志》、《元铨墓志》……还有刻工精良的造像题记《始平公造像》、《孙秋生》、《刘根》……这种书风点画丰满、俯仰向背各有姿态，横画起笔出锋斜按，收笔下顿，左低右高的斜之态十分明显，撇捺开张，收笔平挑，竖钩上提，风靡上层社会，被称为“洛阳体”。直至北魏后期传习“洛阳体”楷法已蔚然成风，各地的墓志、造像记上的楷体都与元氏墓志同出一宗。同时也表现这种体式是“洛阳时期”铭石书风的主流形态。另外从敦煌遗书中也发现了北魏后期的经卷，可见这种书风对民间影响也很深远，我们所见到的民间《姬伯度砖铭》就是用“洛阳体”所书，所以“洛阳体”也是应用于写经抄书的“正体书”，是北魏后期楷书的“官方用字”。实际上北魏后期书法已经与南朝接轨，其平正一路的楷式在东魏以后渐渐成为楷体的“多数派”，到了公元6世纪后期的隋朝居于了主导地位，这就是公元6世纪北方楷书演变发展的脉络。洛阳时期的隶书遗迹不多，就《姚伯多造像记》、《郑长猷造像》、《刘氏七十人造像记》而言，均掺入楷式，属于一种很尴尬的隶书样式。这一时期的篆书大多用于墓志盖，到了公元6世纪虽在北方的一些王公贵族中流行不衰，但已失去秦汉篆法之矩，与同期的楷书相比不足以论。

三、北魏书风的复苏

一千多年以来，北魏书风一直处于尘封状态，人们对北魏书风的重视，缘于清乾嘉年间金石考证之学的发达。考据风炽，学者士人摇旗呐喊，政坛要员推波助澜。访碑者夥，临池者众，使颓废、保守的书坛精神为之一振，碑学大兴。当时肯定北魏书艺价值的学者是嘉庆时代的阮元，他提出了包括北魏碑刻在内的“北碑”概念，但这是一种泛指。稍后的包世臣等饱学之士或著书立说，或躬身临池，推动了碑学的发展，大力宣扬北朝碑刻，以开风气之先河，极一时之盛，但仍没有特别地推举北魏碑刻。到了光绪后期，康有为才明确提出“魏体”、“魏碑”这样的名词。并说“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凡魏碑随取一家，皆是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虽南碑之绵丽，齐碑之逋峭，隋碑之洞达，皆涵盖渟蓄，蕴于其中。故言魏碑，虽无南碑及齐、周、隋碑，亦无不可”。康有为认识的“魏碑”，从他列举的品目来看，既有“平城时期”的遗迹，也有“洛阳时期”的遗迹，但他对《张猛龙》、《始平公》、《爨龙颜》等推崇备至，心向往之。直至晚清，人们所学的“北碑”，主要是指“魏碑”，而且是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四十年间书刻的“魏碑体式”。现在所提的北魏书迹，大多是指北魏后期的作品，比起提倡“北碑”的阮元、包世臣和倡导“魏碑”的康有为书法视野，就显得逼仄了很多，所以要了解北魏书法历史的全貌，“平城时期”的书迹不可忽视，否则就无从知晓北魏后期书风的变迁。既知“洛阳”又知“平城”，方为治学之道。

北魏元囧墓志

　　四、北魏书风的美学价值

北魏王朝149年的执政中，前百余年在平城建都，后四十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为府，是避害趋利的选择，并加大了改革的进程，落实了一系列的“改制”，使鲜卑与汉两族文化融汇，促进了民族的团结，实现了“汉化”。可以说北魏王朝的历史，就是一部“汉化”的历史，由不自觉的“汉化”到自觉的“汉化”过程。书法艺术、美学思想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发展，经过了传承、发展到成熟的全过程。随着“汉化”制度的完成，南方的新书风大受欢迎，迅速传播，北魏相传已久的保守书风悄然发生变化，不再以旧体古法为主流，而是“洛阳体”楷书成为“正体”，这是北魏书风出现的重大转折的标志，这时才真正是北魏楷式发展的“确立时期”。从北魏“洛阳时期”的书迹上看更为明显，达到了较理想的境地。以刚柔相济、骨丰肉润的雄强之美，成为后人学习、仿效的典范。到此时，古代书法美学中各范畴因素几乎都得到了展开，从客观上探讨了书法的审美本质，强调了造型和体格特征，注重了法度和技巧，人的主体因素明显增加，对“情”、“神”越来越加重视，极大地增加了书法艺术的表现力，在中国书法史上确定了独立的北魏书风的艺术地位。

“洛阳体”家族中的“成员”并不是千人一面，而是“和而不同”。从祈福的造像记、郑重的碑刻、巨幅的摩崖到墓志等均出现了书写者的名款，这表明书写者已经注意到了书法的价值或个人的声望，这是一种新的风尚，从而也反应出他们之间的风格差异。《元详墓志》圆润秀雅，笔力十足；《郑文公碑》笔圆体方，含蓄稳重；《崔敬邕墓志》笔画挺劲，结体之势斜耸而周正；《张猛龙碑》笔画如长枪大戟，天骨开张；《始平公造像》笔画方锐厚实，结构严整，字势雄强；《张黑女墓志》平画横结，方整平稳；《石门铭》笔画圆浑，严整常态……但这种变化的“不同”是“和”中之“不同”，是“违而不犯”(孙过庭《书谱》)。可见北魏书法美既表现变化，又不超出整体之“和”，它强调了诸多形式美，进而达到朴素和谐统一，诸多矛盾因素在整体中实现了完美的结合，体现了“力圆则润，势疾则涩；紧则劲，险则峻，内贵盈，外贵虚，起不孤，伏不寡；回仰非近，背接非远；望之惟逸，发之惟静”(记白云先生书诀)。

北魏书风追求以“骨”、“力”为主，丰骨肉润的艺术之美，强调了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的相融，北魏重“骨”、“力”，反对软弱无力的书风，把“骨 ”、“力”作为重要的审美标准。《笔阵图》有云:“下笔点画波撇屈曲，皆须尽一身之力而送之。”“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所以北魏书风属雄强一脉。

北魏之“骨”与唐代之“峻历”、“粗放”、“雄强”之“骨”不同，它是一种潇洒俊逸之“骨”，“风流之骨”，爽爽寓于风神，是一种艺术境界。北魏之“骨”是“骨丰肉润”之骨，是“刚柔相济”之“骨”。它既追求“笔道流便”，又追求“骨丰肉润，入妙通灵”(王僧虔语)。它强调“骨”与“肉”结合，缺一不可，达到“骨丰肉润、肥瘦相和、骨力相称”的境界。可以说北魏之“骨”是“形”又是“神”，是“意”又是“法”。“骨法用笔”与内在的风骨气韵达到水乳交融的结合，形与神、意与法达到完美统一，崇尚清逸之气、俊宕之骨，追求洒脱俊逸的精神气度。在艺术创造活动蓬勃发展、审美意识不断丰富的条件下，人们对北魏书风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规律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进步，并直接影响着中国书法的发展，所以北魏书风是中国书法史上值得大书的一笔。

参考文献：

1.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法史》。

2.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培训中心教材《书法美学》。

3.《周书·黎景熙传》、《魏书》、《广艺舟双楫》、《艺舟双楫》、《记白云先生书诀》、《书谱》、《王僧虔书论》、《笔阵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