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书法美学来源探究

    陶澍是清嘉庆、道光时期著名的书法家、文学家、诗人、政治家。字子霖，号云汀，白号髯樵，桃花渔者，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后又授翰林院编修，十五年充四川乡试副考官，十八年记名御史，十九年补江南道监察御史，后任安徽布政史、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为官期间，革新盐政，治理漕运，倡办海运，整理财政，兴修水利，兴办教育，被道光皇帝称为“干国良臣”。其不但政治才干突出，且在学术著述上留下宝贵财富。留有 《陶文毅奏议》76卷、 《陶云汀先生奏议》32卷、《陶桓公靖节年谱》4卷、《陶渊明集辑录》10卷、《靖节年谱考异》2卷、《印心石屋诗文集》56卷、 《陶文毅公全集》60卷、《陶靖节集注》60卷、《蜀鞴日记》4卷、《资江耆旧集》6卷等传世。在书学上，他是金石学研究的重要一员，自从阮元在 南北书派论》、 北碑南帖论 中提出碑学理论后，他曾与包世臣、梁章钜等提倡、完善碑学理论，考证北碑，临写北碑，对碑学很有研究，对书法更有自己的见解。正因如此，他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优秀的对联，手札，匾额等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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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澍书法作品飘逸灵动，讲求法度，立意古朴。笔者认为陶澍书法呈现这种面貌的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因素：崇尚二王，以致他的书法飘洒灵动；倡导碑学，在碑中吸取营养，以致其书法端方古朴；初学唐人，以致其书法讲求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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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王之韵：潇洒灵动

    陶澍是以“二王”为宗，学习二王笔法。认为二王书法具有最高的美学特征，对二王书法极力推崇。陶提到了“笔法直溯献与羲”[1]的论断，认为笔法上追溯到王右军，王献之取他们潇洒飘逸的神韵，那是最高的追求，陶澍是帖学书家，追溯二王，追求他们书学之美。陶澍追求字形流美灵动，把其作为其自身的书法美学追求。分析陶澍的作品(如图)，是得二王之笔意。

    李世民认为，在书法上能做到尽善尽美惟有王羲之一人，其在书法史上具有领袖群伦的地位。王羲之之子王献之继承父志，在书法史上也是重彩一笔，对后世书法影响很大，由于他们书风相似，书法史上把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称为“二王”。

    “二王”书风有个突出的特点：尚韵。韵，指气韵和风度，是晋人的一种书法特性，是一种书法共性的美。刘熙载在 艺概·书概 中说：“右军书以二语评之，日：力屈万夫，韵高千古。”以“二王”为代表的晋人书法，气韵绝俗，风度翩翩，潇洒飘逸，自然恬淡。晋人尚韵，是晋人书家的一种风度和书法审美风格，其最为突出的表现是潇洒飘散。李白曾在 王右军 诗中写道：“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山阴过羽客，爱此好鹅宾。扫素写《道经 ，笔精妙入神。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诗中可以读出王羲之的潇洒出众的人品和书品，更能读出他潇洒灵动的书风。潇散自然、自然灵动的书法美学风格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学习“二王”必有其潇洒灵动的审美取向。“他把平生从博览所得的秦汉篆隶各种不同笔法妙用，悉数融入于真行草体中去，遂形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佳体势，推陈出新，更为后代开辟了新的天地。⋯⋯ 自唐以来，学书的人，无一不首推右军。” 陶澍学习二王书法，他的作品潇洒灵动，舒展有度自如，有晋人之风格。

陶澍行书

    二、北碑之意：端方古朴

    《湖南明清以来书画选集》中收录了陶澍的作品对其介绍：“著文赋诗，造诣不浅，书画兼长，书近北碑。”[2]陶澍中晚年吸收了金石学中碑刻的营养，推崇北碑，临写北碑，有北碑端方古朴的美学源泉。古代碑刻有端方古朴的美学特征，清人黄钺在《二十四品画品·朴拙》云：“大巧若拙，归朴返真。草衣卉服，如三代人。相遇殊野，相亲弥亲。寓显于晦寄心于身。譬彼冬严，乃和与春，知雄守痴，聚精会神”大体是对拙朴，古朴的概括，在书法美学中，拙朴一般是对汉碑、魏碑等碑刻的审美描述，这一美学思想，来源于我国古老的朴实主义哲学思想。在《老子》中关于对其论述：天下皆知美为之美，斯恶也；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通常无名，朴；大巧若拙，大辨若讷。老子的这些论述，是对“拙朴”美学思想的最好诠释，老子之后有庄子在其思想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老子的这一论述，“朴实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既雕既琢，复归于朴”。老庄比较系统地道出了其中拙朴的美学根源在何处，何为拙朴之美。

    我国古代碑刻书法大抵具有古朴典雅之美。阮元在其著作中对碑做过评价，北碑质朴，不崇尚风流，循规法度。从阮元的论述中不仅有拙朴美学特征，还有端方的美学特征。端方我们一般理解为端庄方正，古代碑刻所刻字体大都是篆书、隶书、楷书，而这三种字体存在一定的共性，与唐楷那样，有着端庄方正的结构。

    陶澍曾研究金石，在碑学运动中推崇北碑，在书法实践中能碑帖交融，从碑中吸收营养追求新的笔法，以达到最佳的书法美学目标。从曾在一幅对联中写道：“文抱风云理含金石，钩河擿洛象与天谈。”陶澍探寻金石之“理”，这个理指金石碑刻的技法、结构、神态等方面。陶澍从碑中吸收了美学营养，其书法具有碑质朴端方的美学特征。

    三、唐人之法：法度严谨

    唐代书法的成就最高的是楷书，是个楷书的时代。在中国书法史上，楷书又分为两派系，魏碑和唐碑。其两种楷书，书法风格截然不同，各有千秋，是中国书法楷书上的两朵奇葩。虽然同属楷书，但他们是两种不同的风格特征，是两种不同的美。魏碑古朴，唐楷尚法。两种楷书的美术物质的不同，是因历史时代的不同，是时代的差异所决定的。《广艺舟双楫·本汉》云：“字体真可决时代也。夫古今风气不同，人生其时，辄为风气所局，不得以美恶论，而美恶亦系之。”

    唐代楷书法度严谨，尚法，溯其源流，其不始于唐代，而始于隋。王羲之七世孙智永禅师，继承先祖遗风，广播王羲之王献之书法。曾临王羲之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散发于浙东，为学习王羲之书法提供了临摹范本，学书之人竞相临摹学习王氏真书《千字文>)。

    “尚法”主要是讲求一种规则、规律、规范，尚法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对事物整体性、本质性的智慧把握的一个阶段，是人们丰富的感性的历史经验的知性成果、理性结晶，它对于物态文化和意态文化的创造实践，也有着极大的促进、推动作用”[3]。

    唐代书史上，书家大都追求楷书的法式。欧阳询“骨气劲峭，法度严整”，“得晋规矩”(《书林藻鉴》录杨士奇语)，“尺牍所传，人以为法”(《新唐书》本传)；虞世南则“得智永笔法为多”(黄庭坚《题蔡致军家庙堂碑》)，其小楷“宽绰而有余”，“足为楷法”(《佩文斋书画谱》录《攻娩集》)；褚遂良“在唐贤诸名世士书中为秀颖，得羲之法最多者，其字有隶法”(录米友仁《跋褚遂良哀册文》)；陆柬之也“有法体”(李嗣真《书后品》)。而稍后的薛稷，“于书得欧、虞、褚、陆遗墨至备，故于法可据”(董迪《薛稷杂碑》)。唐代的楷书大家他们大都是风格追求“法”，以法为审美取向，但不囿于法，法中求变，展现出多种风貌，如法度森严，筋骨强健，端庄凝整，雄秀劲媚。唐代书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的书法，虽都是楷书，有着不同的美学特征，但其最终是尚法，讲法度。由于唐代书家讲求严整规范，后人对其品评为“盛德君子”、“端人雅士”、“庙堂衣冠”、“正色立朝”、“严诤面折”、“气象雍容”等。在讲求法度方面，陶澍书法注重法度。陶澍书法中有唐代尚法的精髓，书写时讲求法度，在他的书法中有一种法度美。陶氏会出现这种审美倾向，是与其的书学背景有一定联系。陶澍曾学习过唐楷，其在岳麓书院读书时曾开始临摹 麓山寺碑 ，后学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等唐代楷书大家。其在后面的书法实践中，熟知唐楷之法度，取之为自用，讲求法度，带有尚法的审美取向。

    陶澍是帖学书家，他学帖以二王为宗。又因在碑学运动的影响下，他研究金石，临写北碑、唐楷。正因如此，以致出现了陶澍多美学元素的书法风貌。

    参考文献：

[1][清]陶澍．陶澍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0．

[2]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z]．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

[3]郭开朗．湖南明清以来书画选集[C]．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0．

[4]金学智．中国书法美学[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l994：534．

    作者简介：罗红胜(1969-)，男，湖南汉寿人，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书协会员，湖南省直书画家协会书法艺委会主任，湖南书法家协会创作委员会秘书长，湖南省中小学(<写字 教材审定委员会主任。陈继海(1985-)，男，湖南新化人，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书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