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灿烂的上下5000年历史,并没有全部记载于浩瀚博大的史书里,悠久的古代文化,也没有全部积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而碑帖(石刻)则保存和丰富了我国的历史文化及其艺术价值,成为我国极其宝贵的历史档案和艺术宝库。为研究我国历代的经济、政治、社会、军事、历史、人物、绘画、书法艺术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中国古代碑帖(石刻),大致可分为碑碣、刻石、墓志、摩崖、造像、墓莂、石阙、塔铭、画像、浮图、井阑、桥柱、刻经、界至、医方、题咏、题名以及诗文杂著等,几乎无体不包,内容十分丰富,涉及范围广泛。碑帖(石刻)艺术自出现以来,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元、明、清及民国,直至新中国诞生,可以说代有佳刻,至今不衰。其文种除汉文以外,还有蒙文、满文、西夏文、吐蕃文、维文、回文、女真文以及外文等。碑帖(石刻)的文体有甲骨文、金文、大小篆、隶书、魏书、楷书、行书、草书及民间一些创意字等。其内容大多是王朝建国、典章制度、封疆定界、战功记录、社会治乱、农业丰歉、世族谱系、宗庙立主、抗灾济民、书札医方、名人经传、掘井开路、立界买地、游览题名等。
中国碑帖(石刻)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故其拓片一直成为历代金石、书法、艺术、史学、文学等文人墨客及其书画商人竞相收集珍藏的艺术品。宋代欧阳修一生收藏碑帖(石刻)拓本一千卷余,并编写了《集古录》,开拓片收藏研究大家之先河。赵明诚与妻李清照一生酷嗜金石彝器,对两周以来金石遗文无所不涉,后辑成《金石录》传世。明、清及民国更是碑帖(石刻)拓片收藏之高潮。如董其昌、金冬心、翁方纲、赵崡、端方、杨守敬、王铎、包世臣、陈介祺、康有为、罗振玉、张伯英、朱文钧、周肇祥、鲁迅、于右任等等都是收藏拓片大家之代表。如明代万历中叶的关中奇士赵崡,30余年间遍足中国大江南北收藏碑帖拓片,曾以白金百两从一破落官宦手中购得宋拓《麓山寺碑》及《画像赞碑》拓片,并著有《石墨镌华》传世。明末间著名书法家王铎当收到一套《淳化阁帖》时,如获之宝,自己用隶书、草书、行书多种书体书签,极为精妙。清人朱文钧以自己30余年之心血,收藏汉唐碑帖拓本700余种,他曾为收藏宋拓《醴泉铭》拓本忍着巨大沉痛变卖掉家藏明代文徵明的《云山图》和沈周的《吴江图》,方凑足款额4000块大洋购之。据说在京城当时买一座四合院才七八百元,买这件拓本等于买五座四合院。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的文化素质的提高,收藏拓片其重要意义越来越大,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第一,古代碑帖(石刻)原石破坏严重。原石过去或因遭遇兵燹,或因保护措施不得力,或因一些政治因素人为毁坏,或因火灾、地震之天祸,或因盗贼偷窃流出境外等,其数量愈来愈少,漫漶剥蚀日趋严重。如王铎书写的著名法帖《拟山园》,曾因政治运动被砸得面目全非,被世人所称赞的“苍老劲健,全力以胜”之风已一扫而光。当今谁藏有旧拓本其珍贵可想而知了。
第二,旧拓片失散无量。从现在角度讲,民国时期以前拓本应算旧拓了,首先是“文革”中破“四旧”时烧毁失散无数,甚至一些博物馆也用架子车把拓片一车车拉到大街上投入火海。再就是民间中尚留存下来的,由于后代文化素养低,有的当废纸卖掉;有的当糊墙纸贴墙了,
第三,国家已开始对碑帖(石刻)管理日趋正规。特别是对一些名碑帖(石刻)早已采取严格措施加以保护。除研究部门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需捶拓少量外,其它是不允许随意捶拓的。现在偶尔在社会上见到的也只是散落在民间的旧拓片,如能收到,应是很可贵的。第四,碑帖(石刻)拓片以前几年的曲高和寡已开始逐渐变为今天收藏的热门了。其价格也由前几年的几十元几百元一帧,变为近几年上千元上万元的价位,甚至几十万元的价位。如1994年秋季嘉德拍卖会上,汉《石门颂》拓本价2万元人民币,汉《鲜于璜》拓本价2.5万元人民币,魏龙门四品《魏灵藏》、《杨大眼》、《孙秋生》、《始平公》拓本价8万元人民币,唐欧阳通《道因法师碑》拓本价8000元人民币,晋《好大王》拓本价32万元人民币。应该说这些价位,论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与当代书画的价位比较,还是初级价位,远远没有达到其本身的价值。
碑帖(石刻)拓片之珍贵,首先在其能清晰地、完整地、准确地、真实地、生动地再现了古代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的神韵,可以说,当今高科技技术也难以达到其“原汁原味”的效果。再就是在于它所记录、表现出来的内容,都是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据考证,全国现已发现存世的碑帖(石刻)约达20万件以上,这是多么宏伟的一部百科全书啊。因此,对碑帖(石刻)拓片的收藏,是保护、继承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一环。学习、鉴赏碑帖(石刻)拓片,揭示其内涵和价值,为现代化社会服务,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只有保护它、学习它、研究它、展示它,才能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