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关系论述

    碑和帖的称法，大概自清代中叶才响了起来，即是说从乾嘉之际，碑学的兴起才将碑学和帖学分而称之，因为在清代以前学书基本就是学帖学。
    由于元明以后以二王为主体的帖学真本逐渐散失遗尽，宋代以来摹刻的淳化阁帖、大观帖等原始本越来越少见，而民间根据流传的翻刻本越来越多，翻刻本已基本失去了原帖的面目和神韵。加之从唐代以后学书已失去二王笔法正脉的传承，人们学书法纯靠临帖和想象，笔法的真谛无从学得，而临写的帖子又是经过若干遍翻刻过的失真刻本，这就不可避免的使书法水平每况愈下，而导致帖学的衰微。
    碑学的兴起正是借帖学的衰微之机而乘势发展起来的。由于人们从思想上厌恶已衰退了的走向靡弱和薄俗的帖学，而从物质上又有了逐渐出土的大批碑志造像等可供文人书家们研究、借鉴和学习的实物和各种学习材料，碑学的兴起就是很自然的了。至清末民初，碑学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出现了像吴昌硕、康有为、赵之谦、张裕钊、沈曾植、李瑞清等大批碑学家。理论上从阮元到包世臣，再到康有为，把碑学亦推向了顶峰，甚至说达到了以谈碑学碑为荣，以谈贴学帖为不屑一顾的地步。
    至此可以说，帖学的元气已几乎伤尽，根基已摇摇欲坠。帖学笔法的真传从唐代以后就逐渐丢失，至康有为推出“广艺舟双楫"，全盘否定帖学，在中国书法史上帖学面临着一场灭顶之灾的严峻考验。

    汉碑：
    史晨碑--汉隶
    曹全碑--汉隶
    帖学既然遇到了这样的几乎是灭顶之灾的严重挑战，为什么没有被灭掉和消亡呢？原因基本上有两条。
    一是由于帖学历史悠久，笔法全面完善，正草隶篆皆融于一体，涵盖了书法的所有书体和领域。由此而奠定了它作为书法基础和正脉的地位。离开了帖学，只发展碑学，必将导致笔法单一，书体单一，一花独放不是春的书坛黯淡局面。行书、草书等皆无法发展。这是从书法本质和客观上离不了帖学这个基础。
    二是虽然在包康之后碑学发展达到了鼎盛，谈书必谈碑，学书必学碑，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乏有识之士，都会有洞察全局，具有前瞻目光的人存在。与康有为同时期就有曾熙、沈曾植等书法大家不为碑学所囿，而适应书法发展之需要，走上融碑化帖的道路。其后又有黄宾虹、沈尹默、吴玉如、白焦等一大批融碑化帖，乃至致力于帖学振兴的书家，终使帖学能够身临衰微而不衰，从而赢得了今日可望重新振兴的局面。
    时隔百年，今天碑帖已名正言顺的成为书法的两大流派，谁也再不会说否定这派或那派。绝大部分书家都认可了碑帖融合是学习书法的正确态度和正确途径。只不过可根据书家不同的审美观点和爱好，各有选择和侧重罢了。这一客观状况应该是令人欣慰的。人们今天对碑帖的互相兼容和各取所好也是十分必要和正确的。
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的立志学书者来说，或者对于高瞻远瞩的书法领导或理论者来说，应如何看待和确定碑帖二者的关系呢？这才是我所要说的主题。
    那么碑帖二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是并列关系，还是主副关系，还是从属关系？
    从本质上讲碑学和帖学应是主副关系。即是帖学为主，碑学为副。简单的就学书来说亦可说是并列关系。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四点。
    其一，如上面所说，帖学的起源历史悠久，它是从甲骨文、篆、隶、章草发展而来，历经周、秦、汉、魏、晋，至晋朝楷、行、草、篆、隶五体皆备，特别在王羲之手里这五种书体达到了完善成熟，形成了一个完备的书体和笔法的成熟系列。这个书体和笔法系列在王羲之之后历经千余年，传承有序，谱写了几乎整个的书法史。正因此，说以王羲之书法为主导的帖学书法是中国书法的主线、正脉，或者说是基础。
    其二，正因为帖学笔法全面完备，它涵盖了书法的全部历史和领域，从小孩子学书法一直到成为书法大家，从一种书体到融会多种书体，都可从帖学里找到答案，摄取足够的营养。清代以前的书法大家都基本是学帖学而成家的。所以说帖学是学习书法不可缺少的基本途径。
    其三，代表帖学最高成就的二王是中国书法的一座高峰，它基本穷尽了书法的笔法技巧。所以二王以后千百年来谁能把二王的笔法真正学到手，加以变通，为我所用，推陈出新，谁就能成为大家，这已成历史的经验。
    二王这座高峰是谁也绕不过去的，谁绕道走，誰就成不了大家。二王的书法就好比泰山极顶，正如唐代诗人杜甫望岳中说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你登不上极顶去，是领略不到泰山极顶的无限风光的，更看不到极顶之外还有没有高峰。登极顶的途径也有不同，你如坐索道舒舒坦坦的上去，是不会有任何收获的。对此，我在笔法歌中有这么几句：“学书好比登泰山，登山途径有不同。勇者从来不畏难，历尽艰辛达极顶。弱者畏难走捷径，要么索道送山顶。勇者攀山开心胸，弱者省力两手空。”了不少以主要学碑而成名的大家，但这些大家多是笔法不全或是书体单一，或由于缺乏帖学的熏陶，最终书法都难以达到应有的高度。如沈曾植没形成今草，康有为、李瑞清均没有草书，于右任未完成大草，沙孟海、林散之亦均未形成大草，萧娴基本没写草书，等等例子数不胜数。
    最典型的要数陆维钊先生，他大半生一直学碑书，直到花甲之年才猛然醒悟到自己不学贴所造成的难于写行草书的弊端。因而60岁开始学王羲之书法，但由于为时过晚，至死未能真正学成二王之笔法，致使他的行草书笔画和字间不能连缀而抱憾终生。他如果提前20年学习二王，一生的书法成就肯定会更大。
    其四，帖学所有的优点，正是碑学的缺陷和不足。帖学的历史数千年，亦即代表了整个中国书法史。而碑学史只是数千年书史中南北朝时的169年，即使加上清末民国的100年，也不足300年，从时间上无法和帖学相比，从书体所涵盖的内容只有楷书，而帖学则楷、行、草、篆、隶五体具备。从文化内涵上看，帖学的创立者二王和二王以后的传承者，均属汉族上层达官贵族和文人的书法，是有着深厚文化滋养和内涵的书法，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文化洗礼的高层次的书法。
    而碑学则是在一定时期内少数民族学习和承继汉文化所产生的书法，它的源头主要是魏晋以来以鈡卫为代表的楷书，而当时已成熟了的二王的书法基本没被北魏所继承，故以北魏为主体的碑书总体上以方正刚劲为主导，而缺少圆融和温润。某些造像书法和民间书法更是文化低浅的平民书法，加之刻手大部是低层无文化的人，由于以上因素，可以说碑学书法从整体水平和艺术含量上都无法和帖学相抗衡。
    并不是笔者有意要否定碑学，碑学虽然从整体上逊于帖学，但亦有它天然的优点。那就是自然、浑朴、淳厚、刚劲、大度、避俗等。学学碑书可有效地矫治笔力薄弱之弊和媚俗之态。而碑书缺少的亦是帖学所具有的优点，如清秀、美观、温润、典雅、生动、流畅、圆融、含蓄、高古等。正因为二者各有其独特的特点，所以就需要二者兼容，互相弥补。但总体上帖学还是占绝对优势，因而应具主导或主流地位。
    清代以前，碑学未兴起的长时期内，历代不乏各种书体的大家，没有碑学的参与，照样出楷书家。但清末民国时期丢弃了帖学，就很难出草书大家。况且即使像康有为这样的极端否定帖学的人，在其少年时期依然是靠帖学起家的。他后来成熟了的所谓康体书法，依然使用帖学为主的笔法，从来就没有单纯的使用过碑法。
    帖：
    瞻近帖·元赵孟頫临本（英国博物馆藏）--王羲之
    [淳化阁帖] 先夜帖--王献之
    实践证明，任何书家都离不开帖学笔法，离开帖学笔法将寸步难行，更不能成家。赵之谦当年如不抛弃帖学，他的书法成就将会更高，清代的书法史说不定会重写。再如女书家萧娴，号称大师的于右任、林散之、沙孟海等大家，如果在他们的中年时期多学些帖学的笔法，他们的书法成就都将会在现有的基础上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像这样的大家大师因丢弃帖学而使自身书法成就受到影响的不在少数。
    清末民初时期的一大批所谓的碑学大家，他们在少年时期都受到了严格的、以帖学为基本内容的书法基本功的教育与训练，都从小奠定了良好的、深厚的帖学基本功基础，以至虽然后来长期学习碑学，才不至于笔法单一，才成就了他们作为书法大家的地位。如果没有少时对帖学基本功的严格训练，要成就后来的一切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以断言，当今未经过严格的较长时间的帖学基本功训练的书家，如果长期抱着碑学不放，尤其是过分地热衷于民间和造像书法，拒绝学习帖学笔法，那么他将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行草书大家，永远登不上书史第一流大家的宝座。设若不信，历史自会作出验证和公断。
    碑学和帖学的关系，应是一种主副关系，即站在整个书法史全局上说，应坚持以帖学为主，碑学为副，碑帖融合，楷、行、草、篆、隶多向发展，全面振兴。
    如站在一个个体书家的立场上，可随其所好，或以帖为主，或以碑为主均可，如求得楷、行、草、篆、隶全面发展或侧重于行草，则可走以帖为主，以碑为副，碑帖互融的路子。如侧重于攻楷书，则可选择以碑为主，以帖为副，或碑帖并举的路子。
    碑帖的关系，好比一个人吃饭，有主食、副食之分，以吃主食为主，适当补充点副食，对人体所需营养来说，是再好不过了。如果人只吃主食，不吃副食，人照样能生存，但营养会不全。假如人只吃副食而不吃主食，那么这个人便不会长久。
    总之一句话，以帖为主，以碑为副，碑帖融合，是迄今为止笔法最全面、最完备、最科学、最正确的学书路子。同时还要注意的是，丢弃帖学固然不好，而丢弃碑学也是不可取的。君不见当年沈尹默、启功只攻帖学，不融碑法，而导致自身书法陷入薄弱乃至近乎俗气吗？
    历史的经验应该记取：以帖为主，以碑为副，碑帖融合，偏废不得，诚望书家，切记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