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价国宝“三希帖”是如何流落辗转的？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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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雪时晴帖--王羲之

中秋帖--王献之

　　最是仓皇辞庙日

　　1924年11月5日，肃穆的紫禁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之中。

　　“那天上午，大约是九点多钟，我正在储秀宫和婉容吃着水果聊天，内务府大臣们突然踉踉跄跄地跑了进来。为首的绍英手里拿着一份公文，气喘吁吁地说：‘皇上，皇上，……冯玉祥派了军队来了!还有李鸿藻的后人李石曾，说民国要废止优待条件，拿来这个叫，叫签字，……’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刚咬了一口的苹果滚到地上去了……”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绍英递上的公文是《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条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绍英传达的另一句话：“他们说三小时内要全部搬出去!”妃嫔、大臣、太监、宫女们闻讯顿时乱作一团……

　　而就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溥仪居然没有忘记一件事--他派人到养心殿西暖阁，把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偷偷卷进了要带出宫的随身行李里。

　　《快雪时晴帖》原是书圣王羲之写给友人的一封短信：

　　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短短的四行二十八字，却是历代文人顶礼膜拜的“圣物”，被称为“28骊珠”。

　　其实，此帖并非王羲之的真迹，大收藏家张伯驹直言不讳：“《快雪时晴帖》为唐摹，且非唐摹之佳者。”但此帖之上留有有赵孟(兆页)墨迹，自然被视“快雪”为至宝，命为“天下无双，古今鲜对”，在上面题字、题诗多达七十余次，又把养心殿西暖阁改名“三希堂”，将《快雪时晴帖》与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一齐放置在内，时时赏玩。

　　民国成立之后，同样喜好书画的溥仪自知不能久居宫中，就打起了“盗宝”的主意。他以赏赐弟弟溥杰的名义，将故宫文物大肆偷运出宫，兄弟俩几乎一天不停地忙了半年多，把《清明上河图》和《资治通鉴》原稿等等众多国宝卷回了醇王府。几年之后，人们在养心殿内找到了“赏溥杰单”，发现自1922年7月13日起，溥杰先后把1285件历代书画精品、68册宋元善本带出了故宫。

　　幸运的是，作为整个紫禁城内最有名的书法作品，“三希帖”被众多眼睛死死盯着，溥仪不敢贸然将它们也“赏”出宫去。直到不得不离开紫禁城的那一天，匆忙之间溥仪只来得及选择一样文物带走--他选择了《快雪时晴帖》。

　　溥仪最后的一次盗窃没能成功。他的行李运出神武门之时，守城士兵搜出了“快雪”，宝帖在最后一刻幸免于难。

　　当时接管故宫的是“清室善后委员会”，被查扣的《快雪时晴帖》送到面前，见多识广的专家们一时竟有些不知所措：此时军队尚未撤离，到处一片混乱，原物归还养心殿的话，唯恐国宝得而复失。后来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庄尚严先生也参加了善后委员会的工作。据他回忆，大家讨论之后，派人到东交民巷买了一个有暗锁对字的大保险柜，放在神武门西边一间叫不上名字的“他他儿”(小屋)之中--这里是善后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夜里有士兵看护，是当时紫禁城里唯一日夜不锁门的地方。大家将“快雪”锁在这个大铁柜里，内上暗锁，外加封条，柜里还放了本小册子，以后何人、何时、因何故打开这个柜子，都要在册子上登记。密码钥匙则由善后委员会的委员长李石曾亲自保管。

　　《快雪时晴帖》被清室善后委员会当成故宫的头号宝贝严密保护了起来，那么，《中秋帖》与《伯远帖》的下落又如何呢?皇室成员全部搬离故宫后不久，负责点查文物的委员会成员打开了养心殿的大门--庄尚严清楚记得，在起居室南窗下的炕桌上，溥仪出宫之时错记成是在储秀宫吃的那半个苹果还静静留在那里，而“三希堂”里那两件宝帖已经全然没了踪影。

　　九重城阙烟尘生 千乘万骑西南行

　　1928年6月3日，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此人是张作霖的手下，前来索要一件张大帅心仪已久的宝贝--《快雪时晴帖》。

　　故宫文物全部为国家所有，哪有送给个人的道理?但易培基深知张作霖势力极大，也不敢断然拒绝，他指着那个锁着《快雪时晴帖》的保险柜编了个谎话：“文物在这个柜里，但是柜子的三把钥匙由三个人分别保管，其中一把在冯玉祥手里。”因为当晚张作霖就要离京赶赴沈阳，现找人开柜子是来不及了，来人只得悻悻而归。

　　十几个小时之后的6月4日清晨。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在沈阳郊外的皇姑屯。

　　消息传来，易培基心惊不已：他一方面庆幸“快雪”侥幸逃过一劫;另一方面，东北日渐紧张的局势让他越来越担心故宫文物的命运。

王献之《中秋帖》

　　此前短短六十余年间，中国的皇家文物已经历过两次浩劫：1860年，英法联军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付之一炬;1900年，八国联军又洗劫了紫禁城和中南海--中国最早的卷轴画《女史箴图》从此流落海外，世界上最大最早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毁于大火之中……战争是文物最大的灾难，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从那时起，将故宫文物迁到内地的想法就已在易培基等一大批故宫人的脑海里萌生，而三年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更加坚定了大家将文物南迁的决心。征得国民政府同意后，1932年夏秋之际，故宫博物院开始秘密筛选馆藏文物中的精品打包装箱，随时准备启运--《陕雪时晴帖》自然首当其冲。

　　“秘密”装箱实属无奈之举一后来担任故宫博物院院刊主编的刘北汜先生说，当时社会舆论普遍反对文物离宫，认为国家风雨飘摇之际，文物南迁必然动摇人心。且古物“一散不可复合”，一旦离开故土，重归之日就是不可预知的了--而故宫文物后来的命运，也证实了人们的担忧不无道理。

　　1933年1月3日，日军攻入山海关，战争的烽烟日益逼近古老的北平。六天之后，故宫博物院召开理事会，正式决定自1月31日起，将国宝分批迁往上海。

　　报纸上文物南迁的消息迅速在民众中掀起了反对的声浪。年轻的那志良那时刚进故宫工作不久，他后来回忆说：“有时有人打电话来，指明要找哪个人，然后问：‘你是不是担任押运古物?’接着又说：‘当心你的命!’又有人说，在起运时，他们要在铁轨上放炸弹……”

　　1月23日，前故宫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组织民众在太和门前集会，公开表示以武力阻止文物南迁。由于周肇祥煽动运输工人罢工，1月31日，第一批文物已经全部装车，最终却一件也没能运出紫禁城。

　　一介书生的易培基越来越难以控制局面，他只得紧急给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拍了一份求助电报。2月3日，宋子文电令北平市长周大文，暂时拘捕周肇祥，国民政府同时劝解民众：“国亡尚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则永无补救。”最终确定在2月5日，将第一批文物运往上海。当时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的庄尚严被指定为第一批文物的押送人之一。临行前，庄尚严忽然接到一位老友的邀请，要在家中设宴为他饯行。

　　请客的人叫郭葆昌，号世五，从前是袁世凯的“账房先生”，官拜九江关税监督，是个大收藏家，尤其对瓷器深有研究，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还聘请他担任过专门委员会瓷器部门的委员。

　　与庄尚严同去赴宴的还有他的两位恩师--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马衡和古物馆馆长徐森玉。据庄尚严回忆，“那天吃的是一顿别致的火锅……饭后并取出他所珍藏的翰墨珍玩，供大家观赏，其中赫然有中秋、伯远二帖。”

　　《中秋帖》是王羲之第七子王献之的作品，米芾在《书史》中盛赞此帖“运笔如火著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通常认为，现在传世的这幅《中秋帖》并非王献之真迹，恰恰是米芾所临。

　　《伯远帖》则是王羲之的侄子王珣所作，此帖是“三希”中唯一的真迹，也是东晋王氏家族存世的唯一真迹。

　　久藏深宫的“二希”怎么会落到郭世五的手中呢?原来，溥仪出宫之时，跟随他身边的只有后妃二人，敬懿和荣惠两位老太妃则是在十六天后才搬出故宫的。而在此之前，敬懿已经偷偷把《中秋帖》和《伯远帖》转移到了自己的寿康宫，又在出宫的时候把它们带回了娘家。因为“二希”名气太大，敬懿不敢把它们卖到琉璃厂这样的大古玩市场，而是叫亲信太监把两帖卖给了后门桥一家小小的古玩店“品古斋”，郭世五就是在那里和“二希”不期而遇的。

　　失踪近10年的“二希”，竟在这么个时候重新现身，庄尚严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三希帖为人间至宝，人世间众生芸芸，几人能有机缘亲临目睹一面，而他个人居然独拥其二，实在值得自负。”《快雪时晴帖》此时还没有运出故宫，在庄尚严看来，“三希”重聚已经是近在眼前的事了，可郭世五并没表示出这种意愿，只是将儿子郭昭俊叫到身边，当着三位好友许下诺言：“三希名迹，余得其二，可称平生快事。然名物应归国有，余暂守之，已立遗嘱，将来与所收历代名瓷，统捐故宫博物院中。”

　　1933年2月5日夜，从故宫到前门火车站全线戒严，一大批板车停在了神武门广场上--世界文物史上绝无仅有的“国宝长征”就此拉开帷幕。“当时非常寂静，除了车辆声之外没有任何声音。没人说话，也没人唱歌，有非常凄凉的感觉。”故宫首批2118箱文物就这样被悄无声息地装上了车，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故宫，离开了北平。这批文物中的绝大多数，也如同押送它们的那志良一样，一去不能回头。

　　此后又有四批故宫文物先后运到了上海。包括《快雪时晴帖》在内的一万三千多箱故宫文物，在上海法租界一座天主堂里安然度过了四年的时光。

　　春水生宜去，青天上亦难

　　1937年春天，一次偶然的机会，张伯驹在郭世五家中见到了国宝《中秋帖》和《伯远帖》。

　　在中国收藏界，张伯驹是个不折不扣的传奇人物：家境殷实的他千金散尽，将中国传世书画中最古老的“墨皇”--陆机《平复帖》和中国最早的卷轴山水画--展子虔《游春图》收入囊中，又在解放后将两件稀世奇珍分文不取献予国家。张伯驹在他的书画录里写过这样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予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序。”

　　但张伯驹知道，郭世五买下“二希”的目的与自己不同，“其旨在图利，非为收藏。当时余恐二帖或流落海外，不复有延津剑合之望。”他立刻请北平惠古斋的柳春农居间，与郭世五商谈购买“二希”的事。信誓旦旦“名物应归国有”的郭世五，竟一口答应了下来，说好以二十万元的价钱，将“二希”连同李白《上阳台帖》、唐寅《孟蜀宫妓图》轴、王时敏《山水图》轴、蒋廷锡《瑞蔬图》轴一并让与张伯驹。

　　此时的张伯驹刚刚用四万大洋从溥心畲手中购得《平复帖》，资金一时难以周转，只能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这批天价书画，商定首付六万，余款一年付清。郭世五知道张伯驹是个君子，也就痛快答应了下来。

　　然而，就在那个夏天，“七七”事变爆发了。

　　由于金融封锁，张伯驹的银行账户被全部冻结，他全家也只能辗转入秦，躲避战火。自知不能履行“一年付清”的承诺，张伯驹只留下《上阳台帖》等四幅书画带在身边，而将价值连城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原样退还了郭世五。

　　与“二希”一样，《快雪时晴帖》的命运也再次被战争改写了。

　　1937年1月1日，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正式成立，在上海存放了四年的故宫文物被全部运到那里。然而仅仅八个月之后，日寇的铁蹄就逼近了这座六朝古都，国宝只能面临再次迁徙的命运。

　　1937年8月13日，日寇进军上海。8月14日，第一批故宫文物在长江码头装船，准备从水路运往汉口。这批文物只有80箱，却是珍品中的珍品，《快雪时晴帖》也在其间。徐森玉和庄尚严师徒二人再次临危受命，随同命运多舛的故宫国宝踏上了漫漫西迁路。

　　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文物运到长江边时，东边隆隆的炮声已是清晰可闻。由于码头上挤满了逃难的南京市民，故宫雇用的英国“太古轮”坚决不肯靠岸。紧急关头，押运文物的故宫职员向大家说明了原委，逃难的同胞深明大义，立刻让开码头，让国宝先走。满载文物的轮船顺利逃脱了日寇的魔爪，难民们却与古老的南京城一起等来了一场浩劫。

　　这之后，又有两批共16618箱文物先后运出了南京，就在最后一箱文物运走后的第十天，南京大屠杀开始了。

　　此时，第一批80箱文物正在日寇的连天炮火中艰难前行，从汉口到武昌，从武昌到长沙，从长沙到桂林，从桂林到贵阳…一短短半年时间，国宝辗转了半个大西南。往往是文物前脚离开，存放地点后脚就遭到了轰炸。

　　1939年1月，这批国宝终于在贵州的安顺县城外找到了自己临时的家—那是一个叫“华严洞”的天然溶洞，洞深壁厚，又不潮湿，且藏于密林深处，十分安全。此后的五年，纵使外界炮火连天。安顺几次告急，故宫文物也是安然无恙。

　　对于生长在锦绣丛中的徐森玉与庄尚严来说，贵州小城里的日子无疑是漫长而难挨的。而已经年过六旬的文物大家徐森玉先生，就在一次搬运文物翻越山梁时摔断了腿，从此只能依靠拐杖行走了。

　　1944年秋天，就在《快雪时晴帖》回到华严洞后不久，贵阳、柳州相继失陷，安顺告急。80箱文物被迫又一次踏上了迁徙之路，这次的目的地是四川巴县。

　　这是西迁途中最为艰难的一段路。路虽不长，但苦于蜀道之难，且这一路全是崇山峻岭，多有土匪出没，徐森玉、庄尚严一行人加了万分小心，还是在出发后不久被西南最大的“袍哥”头目截了下来。

　　徐森玉只得亲自前去谈判，说好任其“出价”，只求保得国宝平安。那为首的大“袍哥”只提了一个条件：要徐森玉将长子徐伯郊送来作自己的“徒弟”--徐伯郊当时正在上海的兴业银行供事，大“袍哥”要他来做人质，显然是想放长线、钓大鱼。

　　徐森玉闻言犹如五雷轰顶，但在爱子与国宝之间，他最终选择了后者。徐森玉的外孙王圣贻曾听徐伯郊说起过这段经历，徐伯郊告诉他，接到加急电报，自己以为是老父亲身体有恙，日夜兼程赶到安顺才知道是父亲拿自己作了“抵押”，“但是，大舅舅深明大义，二话不说上山拜了大‘袍哥’。他见多识广，又能言善辩，一上山就拍胸脯、打包票，说抗战胜利后就给大‘袍哥’当干儿子，以银行家的身份保他们一世荣华富贵，哄得‘袍哥’们眉欢眼笑，没多久竟放大舅舅下山了，还叫他转告我外公：我保他此行一路平安!”

　　两个月后，身心俱疲的徐森玉终于将80箱国宝平安运抵巴县。

　　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

　　1945年10月。八年浴血抗战之后，张伯驹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北平。刚一回来，他就又托柳春农打探起了“二希”的下落。幸好，“二希”仍在郭家。只是郭世五本人已经在五年前去世，“二希”如今的主人，是他的儿子郭昭俊了。至于价钱，也早不是当年的二十万大洋，郭昭俊说得明白，一口价--黄金一千两。

　　黄金千两，这是什么概念?就在那一年，北平的收藏界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张大干用五百两黄金的价钱，购得了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为了这幅古画，张大千放弃了一座富丽的王府名园--这样一算，“二希”的一千两黄金，就是两座王府的价钱。

　　张伯驹知道郭昭俊这是在漫天要价，并非真心想把“二希”卖给自己。他只能不断求人和郭昭俊谈判，希望能将价钱降下来一些，郭昭俊却一点也不肯让步。

　　这天，担任“教育部战时文物损失调查委员会副代表”的王世襄登门拜访了张伯驹，因为故宫有意将郭世五所藏的历代瓷器回收，王世襄特来向张伯驹了解情况。张伯驹告诉王世襄，郭世五收藏的瓷器一部分已经卖到海外，还有一部分卖给了伪华北政委会委员王荫泰，“现存瓷器多非内廷及热河行宫之原物，是以议价不宜过高。”

　　不久之后，郭氏藏瓷果然回到了故宫，并且公开展出了。令张伯驹意外的是，为了这批“价值不高”的瓷器，国民政府行政院竟一次付给了郭昭俊10万美金作为“奖励”，还给了他一个“中央银行北京分行襄理”的职务。不单如此，展室正中还高悬着郭世五的遗像，搞得十分隆重。

　　细一打听张伯驹才知道，此时郭昭俊早已经朱启钤介绍，投到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的门下了。而郭昭俊送给宋子文的“见面礼”，就是《中秋帖》和《伯远帖》。

　　气愤之下，张伯驹写了一篇《故宫已佚书画见闻录》，投给了上海《新民晚报》，将“二希”与郭氏父子的关系公之于众。文章见报之后，舆论大哗，宋子文迫于压力，很快便将“二希”退还了郭昭俊。

　　“二希”回到郭家之后不久，《快雪时晴帖》也结束了半个中国的漂泊回到了南京。与这第一批80箱文物一起回来的，还有当年迁出南京的另外两路故宫国宝：一路走水路，经汉口、重庆，历时两年到达乐山;一路走陆路，经徐州、开封、西安、宝鸡、汉中、成都，最终到达四川峨眉。

　　至此，历时十载，累计行程超过两万里的国宝西迁宣告结束。在这十年中，故宫护宝人经历了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他们逃过了长沙轰炸、重庆轰炸、贵阳轰炸、成都轰炸;他们在绵阳不翻车，在峨眉遭遇大火，在重庆和白蚁不懈抗争;文物运往乐山的途中，年轻的朱学侃不幸遇难，十年间，拖家带口的护宝队伍里也不断添着新丁……经历了这一切之后，1947年底，16698箱国宝安然无恙重返金陵。

　　然而，这些国宝将要面对的，是一次更加残酷的分离。

　　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眼看呼啦啦大厦将倾，故宫博物院召开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理事会，决定将文物运往台湾。

　　与前几次迁徙不同，这次文物迁台的决定，在故宫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当时，马衡是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抗战胜利后一直留守北平，徐森玉则是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坐镇南京。

　　马衡托病不出，国民政府只得将遴选文物的重任交给了徐森玉，并明确指示，尽量将南京文物全部运往台湾，如果实在带不走，也要选择一类文物，将二类文物留在大陆。而徐森玉在那段时间给台静农的信里曾明确表示反对文物迁台。两难之间，徐森玉只得大胆“掉包”，将一批一类文物换成二类文物，“以次充好”运往台湾。

　　而此时，庄尚严已经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命令，押送第一批文物前往台湾。这批文物都是宫中精品，庄尚严曾经出生入死保护了十年的《快雪时晴帖》，又一次被交到了他的手中。

　　马衡对于文物迁台的抵制是显而易见的。1948年底，南京行政院下达命令，将故宫内剩余的珍品尽快装箱运往南京，马衡却一再叮嘱工作人员装箱不要图快，“安全第一”。直到辽沈战役结束，故宫文物一箱都没运出北平。1949年1月14日，闻得已有三批文物运至台湾，马衡当即致信全权负责文物迁台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字里行间充满了焦急：“前得分院来电，谓三批即末批，闻之稍慰。今闻又将有四批，不知是否确实。弟所希望者三批即末批，以后不用续运。”

　　所谓的“第四批文物”终究没能运出。但此时，包括《快雪时晴帖》在内的三批共238951件故宫文物已经漂洋过海，在台湾的基隆港登岸了。

　　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

　　1949年初，一位“故友”意外造访了刚到台湾不久的庄尚严--庄尚严怎么也想不到，刚刚把“快雪”安顿好，郭昭俊竟然带着另外“二希”出现在自己面前。

　　此时的郭昭俊已不是当年锦衣玉食的贵公子了，投靠宋子文不成，他这些年过得颇为不顺，只能靠变卖父亲留下的文物度日。北平解放前，郭昭俊带着《中秋帖》和《伯远帖》逃到了台湾。

　　郭昭俊旧事重提，又对庄尚严谈起了郭世五当年发下的宏愿，声称一定要将两帖交还故宫，让“三希”团圆--只要政府“赏”他一点报酬，他必定将“二希”“捐赠”出来。

　　郭昭俊提出的价钱并不过分，但当时自身难保的国民政府，哪有精力去过问这两件字帖的下落。庄尚严四处筹措资金，却终究没能在约定的时间内拿出钱来，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郭昭俊带着《中秋帖》和《伯远帖》远赴香港--“三希”重聚的机会，又一次从庄尚严手中轻轻滑过了。

　　1951年10月25日，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到国家文物局开会。闲谈之中，时任文物局副局长的王冶秋向马衡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故宫博物院寻找了好几年的“二希”帖，终于有了下落。

　　事情的起因要从全国侨联副主席庄世平先生身上说起。庄世平是建国初期香港仅有的两名全国人大代表之一，那时正担任南洋商业银行的董事长。

　　1951年，在一次银行界的聚会上，一个在英国汇丰银行供事的朋友告诉庄世平，过几天他们会有一笔大买卖--著名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就要被汇丰银行收入囊中了。

　　原来，郭昭俊携带“二希”到了香港之后，生活日渐窘迫。但顾念父亲生前的愿望，他不敢贸然将“二希”卖掉，而是将它们抵押给了英国汇丰银行，赎期定在1951年11月底。眼看日子临近了，汇丰银行方面知道郭昭俊拿不出钱来，正极力诱使他将宝帖出卖。

　　庄世平说，我不是文物行家，但鼎鼎大名的“二希”帖眼看就要落到英国人手里，哪个中国人会无动于衷呢?思来想去，他决定秘密将此事报告给中央政府。

　　巧合的是，就在这几天，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正率团出访印度、缅甸，在香港作短暂停留。听到“二希”重现的消息，郑振铎紧急向国务院打了一份报告，请求由故宫博物院出面赎回两件宝帖。

　　1951年11月8日，王冶秋找到马衡，出示了总理批示的抄件：“同意购回《中秋》、《伯远》二帖。惟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并须经过我方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高抬押价之事，以保证两帖能够顺利购回。”

　　1951年12月27日，王冶秋亲自将《中秋帖》和《伯远帖》送还故宫，此时距离“二希”离开紫禁城，已经整整过去了二十七年，三希堂依然保留着当年的样子，“三希”帖却没能一起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