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晨碑》临习指导

《史晨碑——汉隶》

一、《史晨碑》的历史情况介绍：

    《史晨碑》立于山东曲阜孔庙。碑分两面刻。前碑刻《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铬》，也称《史晨请出家谷祀孔庙碑》、《鲁相史晨孔庙碑》。通常称《史晨前碑》。东汉建宁二年(169年)三月刻。据清王昶《金石萃编》记：“碑高七尺，广三尺四寸。”隶书。十七行，行三十六字，后碑刻《鲁相史晨飨孔子庙碑》，通常称《史晨后碑》。东汉建宁元年(168年)四月刻，高广尺寸同前碑。隶书。十四行，行三十六字。前后碑书风一致，当为一人手书。此碑为东汉后期汉隶走向规范、成熟的典型。世见最早榻本为明榻本，“秋”字完好。北京图书馆藏明榻本。《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1)收入。

    二、历代书法理论家对《史晨碑》的论述要录：

    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书法则肃括宏浑，沉古遒厚，结构与意度皆备，询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

    清万经《分隶偶存》：“修饬紧密，矩度森然，如程不识之师，步伍整齐，凛不可犯。其品格当在《卒史》、《韩勒》之右”。

    清孙承泽《庚子消夏记》：“字复尔雅超逸，可为百世楷模，汉石最佳者也。”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虚和则有《史晨》、《乙雅》。”

    杨守敬《平碑记》：“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比种是也。

     三、《史晨碑》的艺术价值及学习目的：

    庄严肃穆的曲阜孔庙，是集中反映了孔子儒家学说思想在汉文化中占正确统地位的场所。而长期受孔子儒家美学思想支配的汉代，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审美观念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中和”之道便是一条至高无上的审美准则，它要求一切艺术美的形式都必须在不偏不倚，不激不厉的和谐统一中去追求；要求艺术的情感必须在一种非常理性、非常节制而又能被社会和统治阶级所普遍接受的情感中去表现。因此，在这种“准则”的直接影响下，使汉代书法艺术越加趋向于规矩和法度中去发展。

    在汉隶碑刻中，《史晨碑》无疑是非常遵循这一“准则”的典型，而作为东汉后期的产物，《史晨碑》显然又是东汉隶书走向规范，定型后的代表。它结字平正秀润，修饬紧密，法度森严。线条中锋圆融，提按分明，劲健遒逸：点划疏密匀称，顾盼有情；整体章法次序井然，步伍整齐，和谐统一，给人以一丝不苟、端庄典雅的美感。所以它“结构与意度皆备，询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的作品风貌极适合于置身在曲阜孔庙这种庄严的地方。

    由于过分拘泥于法度和规矩，以及再加上受到庄严场所的限制，使《史晨碑》的艺术个性较弱；其神韵和情趣也没有稍前的《石门颂》和同时代的《衡方碑》那样来得纵横恣肆，古拙自然。不过，清代人却对它非常地拔高。如孙承泽的《庚子消夏记》就有“汉石之最佳者也”的说法；而今人正相反，更偏重于《石门颂》、《衡方碑》等这类个性极强的碑刻。此种极差当然是历史的局限性和时代的必然性所致的结果，但不管如何，作为“百世楷模”的《史晨碑》，对一个初学者来说却是深入汉隶堂奥的最佳范本。至少它有规律可循，形式上也较为工整。假如初学者直接从汉隶中风格较强、难度极大的碑刻上去着手，就有可能产生无所适从的感觉。更何况东汉隶书“一碑—奇，莫有同者”，初学者可以从工稳到强烈、简单到复杂的学习过程中去寻找跨度，获得经验。因此，要在“东京分书碑尚不乏，凡遇一碑刻，则意度各别，可想古人变化之妙”(何绍基跋语)的众多的东汉隶书面前做到触类旁通，游刃有余的话，那么由《史晨碑》着手的意义就十分显在，这就是我们学习《史晨碑》的目的。

    笔划间架一丝不苟的《史晨碑》，似乎就象一位办事认真严谨的长者，在忠实地完成着他最后的事业，而其中无可挑剔的手法，在微妙的变化中又是如此地庄重含蓄。显然，“严谨和含蓄”是《史晨碑》最显在的审美特征。看上去，它与《曹全碑》颇为相近，但究其实质，它的含蓄却是《曹全碑》所不及的。

    下面我们就从它的风格特征上来展开分析：

    其一、整体布局：
   《史晨碑》的整体布局，在汉隶中属横平竖直、纵横有列的典型；它与《曹全碑》线与线这间的相互抖动承接和《衡方碑》字与字之间的步步紧逼不同，它的布局更注重于字与字之间的行距上留有充分的间隔。再加上结字的平正外张内收，犹如点掇其上的团块造型，更使其间隔出入意外地透露出舒旷空灵的艺术效果。不过，字与字在间隔的内部并不孤立，也是十分讲究呼应的。象“死”字的燕尾与“史”字的波笔在长长的运笔过程中几乎相连的承接，“顿”字的燕尾和“晨”字的波笔在上下不同的走向以及被其分割了的错位间隔上的相互关联等等，便是最好的说明。但这仅仅是一方面，重要的还是反映在它线条纤细而又虚和的基本特征上。《史晨碑》的线条就象轻轻划出，毫无声息。假如我们将它的线条特征在其团块式的结字造型里完全转变成粗重豪放的特征的话，那么在间隔距离如此之大的平面上就会使字与字完全处在一种互不相干的孤立位置上。这也是粗重豪放的线条使人醒目并使人的视觉始终在其所组成的结字上游离的缘故。而《史晨碑》正相反，只要仔细地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的视觉始终是停留在结字与间隔不分彼此的关系上来看待的。这当然应该归究于它的线条特质。所以，结字纤细而又虚和的线条及起笔大多直接露锋着纸的用笔方式，在空旷的间隔上必然会使字与字之间相互形成一种张力，而张力的不明确性所导致的间隔含混化倾向的产生，其结果又必然会促成字与字之间在间隔内部的相互关联和统一。这就是《史晨碑》整体布局在汉隶中独有的风采。

    其二、线条：
   《史晨碑》的线条运动方式不象《衡方碑那样不时地转换受力点的位置和角度，它以其纤细，虚和几近乎于秦篆的运动方式呈现了自己的线条性格。但它线条挺拔遒劲，古拙浑沉的特质还是十分显在的。按照通常的惯例往往会将这种特质去与粗线条相联系，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觉；它不以线条的粗与细来区别，而是以力感本身来对应。只不过在表现时一个较为直接，一个较为隐蔽而已。《史晨碑》线条起笔的“蚕头”意味并不十分明显。虽然前面已经说过它大多以露锋着纸的用笔方式为主；但它露而能藏，尖而寓圆，变化也就极为自然。不过，它对磔笔处的“燕尾”却非常地着重。一波三折的特色也较为典型，其用笔或平出，或上挑，或方折的变化尤为丰富，均收到了精妙婉丽的艺术效果。

    其三、结体：

   《史晨碑》的结体有人评其为外松内紧是很有道理的；象“晨”字就是很好的范例；假如从“晨”字结体四个边角上来看它的内部，就会明白无误地发现外围四条向里倾斜内聚的边线是如何导致内部产生紧迫感的；但它同样也使四个边角产生了外张之势。“晨”字与“史”字的波笔其圆融的转折在长长带出的运笔进行中似乎太过突然，也多少带有点有意为之的痕迹，但这却从中反映了《史晨碑》的结体注重舒展与内聚的对比的强烈倾向。《史晨碑》的横线条在结体上基本以匀衡的比例来排列，但为了避免均衡可能会带来的呆板和缺乏变化的结果，《史晨碑》却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来改变它并寻求它的变化出处，象“臣”字，就是利用左边这根由直线转变成曲状的线条来达到目的的，这根缠绵委婉，活泼灵动的线条，不仅调节了上部三根均衡的横线可能会造成的呆板，同时，也避免了内部与两根小竖线并列冲撞的后果。不过，读者可能会感到《史晨碑》中的很多横线的组合排列未必都由直中带曲的线条来辅助调节的，这非常正确，但要注意到，书法之所以会成为一种艺术种类，就在于它的变化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君不见“书”字的这么多横划就是通过粗细、长短、曲直等等的对比来寻找变化的，这应引起初学者的注意。

五、临习注意事项：

    《史晨碑》因其在东汉隶书中较为规范和定型，所以我们的视觉停留在它的碑刻上时，只能随着它的笔划间架的运动而运动，变化而变化。它不象《衡方碑》、《张迁碑》那样可以自由地发挥想象及主体更多审美经验的渗透和参与；它是全封闭式的艺术性格，因此，主体意识在其中的淡化必然导致我们在临习此碑时往往会带有极为浓厚的理性色彩。但由于《史晨碑》的个性风格并不十分醒目和强烈，所以初学者在临习时会很容易忽视它隐蔽起来的个性实质和变化。比如方笔中，起笔时切入的角度稍有变化便能改变机械的“一刀切”，圆笔的虚势出锋人纸和虚势直人又可使技法更为丰富。至于它的实质和变化，在风格特征的分析这一段里已略微提及，但它当然不止于此，还有待我们往更纵深的地方去挖掘。否则就只能在其表面上停留，而失之于呆板和平俗。这应引起初学者的注意并加以认真地分析和对待了。

    另外，在表达它的线条特色时，可以选用一些笔锋较长的毛笔并利用其笔尖部分来书写，这样容易奏效，也容易较清晰地表达出线条的微妙变化。 在具体的临习阶段上，可根据个人的不同情况或较长、或较短地来加以安排，但要注意循序渐进，不要因小失大，反导致“欲速则不达”的后果。更何况临习的过程总是由“入帖”到“背帖”这两个阶段组成，所以循序渐进还是一条较为实际的路子；如此就会更加忠实于原作，反映其丰富的艺术特征，也会获得更多的经验为创作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