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写长篇难以练出好书法

    书法艺术并不是以字数的多少或者作品形制的大小论英雄。但是，常见一些书法朋友抄写宏篇巨制，或为《资治通鉴》、或为《三国演义》、或为《邓小平文选》、或为《金刚经》等等，这些数十万言甚至长达百万言的书法作品，令人叹为观止。书写者为此付出的辛劳和日日夜夜，让我感动和佩服！不过，这样能写出好作品吗？或者说这样能练出好书法吗？
    蔡邕大概是中国书法史上书写宏篇的第一人。东汉灵帝熹平四年，他带领团队，用了9年时间，校勘了儒学的7部经典，并用隶书小字书写出来，共200911个字，镌刻了46块石碑，每块碑都是四尺宽、一丈多高。当这个宏篇巨制树立在鸿都门外时，立刻引起轰动，前来观看和摹拓的人络绎不绝，交通严重堵塞。这就是书法史上著名的《熹平石经》。可是它的书法字体方正，中规中矩，全失自然意味，沦为汉代隶书的末流，成为汉隶书体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象征。可以说，这是书写长篇的第一个败笔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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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道理也很简单，创作出一幅好作品是需要“五合交臻”的主客观条件的：即神怠务闲、感惠徇知、时和气润、纸墨相发、偶然欲书。这样书写时才会神融笔畅(孙过庭《书谱》)。而书写万言长篇时，每天都要执笔不停地书写，精力上已是“心遽体留”，心里挂记着冗长的书写任务，头脑里时刻想着的是不能出现书写错误。书写的快意，已经变成“意违势屈”的苦差，必然是“情怠手阑”。在这情况下，怎能顾及笔法、章法、神采、气韵呢？
    不仅书写长篇难有佳作，而且书写者若是以书写长篇来练习书法功力、提高艺术水平的话，还可能适得其反。这样做不仅没有好处，反倒会写坏了手式，养成不良习气，以后要想改正它，将会非常困难。
    看看在书法界曾被人追捧的那些“敦煌经卷”、“唐人写经”吧。书写者基本上都是北魏和唐代民间的写手——经生。在刻版印书盛行以前，书籍多依赖抄缮得以流传，而经生就是专门为人抄缮佛经，以此谋生的人。他们书法较好，写得非常熟练，通篇洋洋洒洒，动辄千言。其实，这些写经作品不过是抄书而已。
    在“敦煌经卷”中，有一幅小楷作品，书写时每个字最后一笔全为重按浓墨。这本来是经生书写时的不良习气，可是当今书法界有的信奉者，刻意描摹，亦步亦趋，连这个坏习惯也都不加选择地继承下来了。
    书写长篇，弊大于利。对此，古人早就心怀忌憺。唐代书法家王绍宗少年时，家贫，只好寄居在寺庙里，而且一住就是30年。他靠给人抄写佛经谋生，但定下了一个原则：只要挣够了当月的生活费就停止抄经，哪怕别人出再高的价他也不写。
    为什么呢？王绍宗曾在一封信中说，那些书法未成名的鄙俗之人，都是因为平常抄写过多而养成了很难改变的不良习惯。他说：书法应当“精心、率意、虚神、静思”才是。后来，他的书法果然非同一般，唐代张怀瓘《书断》评他“草书则攻乎异端，度越绳墨；其正行与章草，则体象尤异，沉邃坚密。”
    王绍宗可谓一语中的。抄写长篇经卷，动辄百千万言，写得太多，自然会太流太熟。而太流太熟，赶工抄写，书写者手笔虽然迅速，但思想却是停滞的。这样一来，因“熟”成俗，便可能成了没有思想的流俗之书。尤其是楷书特别是小楷书法家，如果经常书写那些长篇，虽然看上去写出来的字，个个都很精致，但是，很容易变得千字一面、万字雷同、如排算子。正如沈括《梦溪笔谈》中批评“管阁体”那样：“求其佳处，到死无一笔也。”请别忘记，书法应当是一种充满个性的艺术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