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三种画,文人画、院体画(画家画)、工匠画(民间画)。其中文人画又称为士人画,又称士夫画,西方人翻译为Literati painting,意思是“有学问的画”,“文学上的画”。作为中国画的代表,文人画集中了国画的文化精神、文化气格、文人趣和诗书画印的修养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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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画”一词最先是明代董其昌提出,但这类风格的画最早可追溯到唐代,董其昌曾撰文“文人之画,以唐王(维)为其创始者。”北宋时,苏轼也提出过“士夫 画”一词,宋末元初赵孟頫说,“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而近代的陈衡恪则认为“人品、学问、才情、思想”是“文人画”的四要素。这说明了“文 人画”讲究修养。因此,“文人画”重水素墨黑、重气、重简,自衍生之日起,“文人画”地位确实代表了中国绘画的文化精神。
任何事物发展都有一个盛衰交替。艺术的发展也一样。“文人画”自唐代兴起以来,由于过度注重文化表现和笔墨技巧。花鸟和山水成为其主材,在理学禅宗等的影 响下,为追求画面的语境和个人修养,绘画逐渐转变为惟个人思想行为的表达,从而衍生出绘画笔力孱弱、清劲消残的方向。尤其到了明末清初,当时所谓正统的绘 画是“文人画”,其时不论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渐以模仿代替了创造,逐渐失去活力并走向衰萎。并且成为后来新文化运动,国画革新的主要矛头。
但同时,“文人画”也勃起另一分支,在清末民初,书法受碑学金石气思潮的影响,逐渐波及至“文人画”的运用中,使得这一兴起的分支的“文人画”具有刚健雄辣的面貌。
枇杷(吴昌硕)
碑学金石气主要在嘉庆、道光、咸丰年间,随着大量金石古文的出土,很多士人,包括书、画名家,体会到了一种充满神奇宏浑的力量的朴拙的美感,倡导壮美、崇 高的美学理念和古拙、雄强、奇崛、粗放的艺术风格。这些先秦汉魏遗留下来的断碑残简,像一股清风,让画家、书家耳目一新,一改自“四王”以来书画界的因循守旧萎靡之气,为数百年来甚少变化,甚至走向衰微的中国画注入了新的强壮的活力。
清中期包世臣等提倡碑学,为金石入画打下基础,其后经金农、吴让之、赵之谦等的发展,金石学派的峥嵘初现。他们推崇笔墨的老辣古朴、雄健奇伟,金石气改变 了中国写意画传统的形式,突破了当时走向衰靡的文人画中的淡平、恬和、情怡的艺术风格,强调一种壮美、雄辣的审美,强化了笔墨的表现力度,使中国画的笔墨 更加“强其骨”,走向大气雄强。
近代吴昌硕可谓集金石书画之大成者。他以“石鼓”入画,自称“苦铁画气不画形”。他籀大篆金文中悟得笔法。形成画风苍劲宏浑,具有浓烈雄强的个人风格,一 改当时文人画走向萎靡的软甜、静净的柔美孱弱画风,笔墨格调高弘,为中国近现代的大写意花鸟画开创了新的纪元。可以说,吴昌硕在金石篆刻的深厚功力是他的 绘画艺术能借古开今的重要条件。
齐白石在金石气文人画中融进民间的质朴重厚风,黄宾虹、潘天寿、李苦禅等不断继承和发展以吴昌硕为主的金石学派,从此中国的文人画已经不是平时所批判的软 弱无气,孱弱无力的阴柔萎靡的面貌,而是一种骨力坚硬、骨法坚劲、大气雄强、壮厚的“文人画”。前者受到上世纪“新文化运动”和国画革新派的批判,而后者 则受后世推崇。
因此,碑学金石气入画对中国书法和绘画起着溯源径流,返璞归真,开启了中国近现代书画的新里程,也开启了“文人画”的壮美的新篇章。金石入画在中国画的发 展中所起的作用跟西方“文艺复兴”有几分相似,都是从遥远的古代文化作为养分,打破了长期萎靡的状态,从而成为一种强壮的,新的,大气的中国画面貌。使文人画和中国画得到了涅槃再生,所以,碑学金石气无形中开启了中国画壮美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