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器碑

　　汉代隶书。全称为《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故又名《韩敕碑》，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刻，在曲阜孔庙，此碑字体工整方纵，大小匀称，左规右矩，法度森严。用笔瘦劲刚健，轻重富于变化，捺脚特别粗壮，尖挑出锋十分清晰，是汉隶中典型的厚重，燕尾极为精彩。书势气韵沉静肃穆，典雅秀丽。
    翁方纲曾夸为汉隶中第一。此碑对以后唐代楷法的形成影响很大。

翁方纲小传：
    翁方纲(1733～1818)  清代诗人、书法家。字正三，一字忠叙，号覃溪，晚号苏斋。直隶大兴(今北京)人。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曾主持江西、湖北、江南、顺天乡试,又曾督广东、江西、山东学政,官至内阁学士。翁方纲精于考据、金石、书法之学，又是清代肌理说诗论的倡始人。书学欧、虞，谨守法度。尤善隶书，与刘墉、梁同书、王文治齐名，并称：“翁、刘、梁、王”。亦有以其与刘墉、成亲王永瑆、铁保齐名，称“翁刘成铁”。

    翁方纲倡言"肌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儒学经籍为基础的"义理"和学问，一是词章的"文理"。他说："士生今日，经籍之光，盈溢于世宙，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志言集序》)"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同前）他说：宋、金、元诗接唐人之脉而稍变其音。而明代诗人只是沿袭格调，并无一人具有真才实学，只有清朝经学发达，可以用经术为诗（《神韵论下》），这种主张，是当时统治者极力提倡经学、提倡考据学在文学上的反映。

    翁方纲论诗的著作有《石洲诗话》，但他的基本见解，则见于专篇论文中。他的肌理说，实际上是王士□神韵说和沈德潜格调说的调和与修正。他说："今人误执神韵，似涉空言，是以鄙人之见，欲以肌理之说实之，其实肌理亦即神韵也。"(《神韵论上》)"诗之坏于格调也,自明李、何辈误之也。李、何、王、李之徒,泥于格调而伪体出焉。非格调之病也，泥格调者病之也。"(《格调论上》)又说："其实格调即神韵也。"（《神韵论上》）翁方纲用"肌理"说来给"神韵"、"格调"以新的解释，借以使复古诗论重振旗鼓，继续与袁枚的"性灵"说相抗衡。

    在"诗法"上，翁方纲主张求儒复古的旗号，他割裂引用杜甫诗句"法自儒家有"，解释为"大而始终条理，细而一字之虚实单双,一音之低昂尺黍,其前后接笋，乘承转换，开合正变，必求诸古人也"（《诗法论》）。翁方纲的复古，不是尊唐，而是崇宋，特别推崇江西诗派的黄庭坚。他认为，"宋诗妙境在实处"（《石洲诗话》卷四）,片面强调诗歌的考证作用和史学价值,把诗与"经术"、史料混为一谈。所谓"史家文苑接儒林，上下分明鉴古今。一代词章配经术,不然何处觅元音？"（《书空同集后十六首》）这是一种模糊文学特征的主张。

    翁方纲作诗共2800余首，主要可分两大类。一类是把经史、金石的考据勘研写进诗中的"学问诗"。这类诗多七言古诗，诗前有序或题注，这种序、注本身也是经史或金石的考据勘研文字。其诗几乎可以作为学术文章来读，往往写得佶屈聱牙，毫无诗味。如《成化七年二铜爵歌》等即是。时人洪亮吉批评他说："最喜客谈金石例，略嫌公少性情诗。"（《北江诗话》卷一）另一类是记述作者的生活行踪、世态见闻或写山水景物的诗。这类作品也大半缺乏生活气息和真情实感。其中一些近体诗，偶有佳构，如："客路旬经雨，林峦翠倚空。不知秋暑气,直与岱淮通。旧梦千涡沫,思寻百步洪。大河西落日，穿漏一山红"（《高昭德中丞招同裘漫士司农钱稼轩司空集云龙山登放鹤亭四首》其二），"秋浸空明月一湾，数椽茅屋枕江关。微山湖水如磨镜，照出江南江北山","门外居然万里流,人家一带似维舟。山光湖气相吞吐，并作浓云拥渡头"（《韩庄闸二首》），颇有宋诗的清空气味。

    翁方纲的著作有《复初斋文集》35卷，集外文 4卷，《复初斋诗集》42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