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尚恭墓志
现藏河南博物院,1936年孟津县北陈村出土。
北宋,司马光 ,隶书。长77.8厘米、宽77.5厘米、厚16.5厘米。
《王尚恭墓志》于1936年在洛阳北陈庄出土,刻于宋元丰七年(1084)十月。志石呈正方形,长、宽均为77、厚15厘米。志文为隶书,分上下两列,每列41行,满行20字。《王尚恭墓志》全称为《宋故朝议大夫致仕王公墓志铭》,其志文由宋代名臣范仲淹之子范纯仁撰文,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书丹,李稹镌刻。《王尚恭墓志》是一方宋代名志,具有较高的史料和书法艺术价值。
王尚恭,《宋史》无传。《王尚恭墓志》志文在《范纯仁文集》中有记载。另外,在《宋史翼》和《宋元学案补遗》两本书中,有关王尚恭的事迹皆来源于志文。可见,《王尚恭墓志》是了解、研究王尚恭最翔实、最珍贵的第一手实物资料,可补史料记载之缺。
墓志中对王尚恭祖籍的记载与史料的记载完全相符。墓志云:“公之先盖京兆万年人,后家于果州,至皇考尚书公始家河南”。王尚恭之父王汲,墓志中称“尚书公”。王汲《宋史》亦无传。据君洙《尹河南集》所载王汲墓碣铭所云:“汲字师黯,祖籍京兆万年,曾家果州,后迁河南”。志、史可相互印证。
墓志记载:“元丰七年八月九日,朝议大夫致仕王公,以疾终于西都嘉善里之第,享年七十有八……十月九日奉公之丧归葬于河南府河清县上店里……”。“公讳尚恭、字安之……少力学与弟尚偕游庠序,喜亲贤士大夫……景元年兄弟同登进士科”。后尚恭被任命为庆成军判官,历知芮城、阳武、猴氏诸县,官至朝议大夫。尚恭“天性悌,襟抱开廓,居官有风力,遇事必务当理,不为苟且,善与人交……”
王尚恭在任职期间,为了表达自己改除弊政、富国强兵的政治主张,曾通过范仲淹向朝廷上书:“宜选将帅而委以不疑,责大功赦小过,以激其忠义。节寺观土木之费,损大臣郊祀亡赏,以宽国用。精择守令而简防禁,任官先才行而后常流,委长吏,彻冗员,以省事。减巡检,增弓手,以禁盗……”。这些切实可靠的建议得到了范仲淹的赞赏。在防御西夏对宋的进攻时,尚恭多次出谋献策,在歼敌制胜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王尚恭在任武阳知县时,包拯为府尹,包拯“爱公才明”。一次,经尚恭处理的诉讼案再诉与包拯时,包拯说道:“既经王宰决矣,何用复诉耶?”可见王尚恭处理案事的能力和才干是十分出色的,他秉公执法,不循私情也是值得人们信任的。
墓志后一部分记载:“……公已老矣……与乡里高人贤士以文酒相娱,故韩国富公,今潞国之公,留守丞相韩公、北都留守王公皆爱遇之。潞公集旧德之高年者为耆英会,图其像而赋诗者凡十二人,公居第四。命公书其诗于石,笔力精健,过于壮年。平生有诗千首,文士多爱重之……”。此段记载说明,王尚恭回乡后被列入贤人高士之列,为洛阳“耆英会”的成员。“耆英会”即文彦博留守西都洛阳时,集年老的士大夫集会作乐,当时称作“洛阳耆英会”。在《梦溪笔谈·卷九》中均记载有耆英会的来历、耆英会成员及成员排列顺序。耆英会的成员共13人,排列顺序以年龄的大小为主要依据,最长者77,王尚恭时年76年,位居第四。这一点志、史记载相符。而不同的是志文记载耆英会成员为12人,为何史书与志文记载相差一人呢?据汪介仁《中州杂俎》云:“司马光虽参与耆英会,年六十四,不及七十,按白居易九老故事,作为列席。”另志文为司马光书丹,可能有谦让之意,故未列入。所以志文记载为“十二人”。
以上志文记述了王尚恭为人豁达、襟怀坦白,足智多谋,为官清廉。年迈回乡后身居耆英会第四要位,卒后又有朝廷重臣为其撰文立碑,可见王尚恭与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文彦博等人的政治观点和爱好趣味相同。王尚恭虽史书对其没有记载,但从志文中不难看出王尚恭在当时并非默默无闻之人,而是一位声名显赫、极有影响的著名人物。
《王尚恭墓志》是一方集名人撰文、名家书丹、名师镌刻的集大成之名志。尤其是司马光书丹的志文,更为书法家所青睐。司马光虽以史学著称,而不以书法影响后世,但在当时他的书法也得到人们尤其是士大夫们的一致认可。今存司马光作品实物不多,共有墨迹、刻帖和刻石三种10余件,有楷书和隶书等。从文献记载来看,司马光的隶书在当时颇有时誉,黄庭坚的《论书》中说:“温公正书不甚善,而隶书极端劲,似其为人……”。据载宋高宗语称:“司马光隶书字真似汉人,近时米芾辈所不可仿佛。朕有光隶书五卷,日夕展玩其字不已。”明末清初朱彝尊引《宋鉴》中有宋高宗珍藏司马光隶书《中庸》、《家人》五卷的记载。
司马光为何对隶书擅长而又情有独钟呢?这是由于他对书画和金石考古之学极感兴趣,同时亦受汉唐一脉传承的以隶书铭石为古雅庄重,不以楷书为意的书法正统思想的影响。司马光传世的墨迹和刻帖均为楷书,今天能看到的司马光隶书只有浙江杭州南屏山兴教寺摩崖《家人》卦、广西融水老君洞摩崖《家人》卦、山西夏县《禹王庙题名》、开封博物馆珍藏的《王尚恭墓志》。其中,《王尚恭墓志》字字清晰,保存完整,能代表司马光隶书的最高水平。
《王尚恭墓志》为司马光晚年所书的一方墓志。志石布局分上下两列,这种形式可能在书写此志文时为手卷形式,故摹勒在方形志石上只好分为上下两列。这样反而使志石布局疏朗明快,形式新颖别致。就司马光书法而论,此墓志书法取法不高,似是承袭曹魏《王基残碑》等“铭书石”而来,故其淳古不及汉隶、流美不及唐隶,但其用笔方折斩截,笔力力透毫端,笔画沉涩刚劲,结体多取纵势。字体虽小,而意气雄厚。转折之处,锋棱宛然,刚柔相济。线条以直弧相参,于朴拙之中带有十分秀美之态。其隶法之外兼带楷意,无一般唐隶多见的肥满之弊,有不怒而威的风致。在唐人尚法,宋人尚意之风盛行之际,可谓难得之佳作。通观整篇志文,朴茂高古,气势雄浑,透露出很强烈的金石气息。
司马光虽不以书法名扬天下,但他能根据个人胸臆,博采众家之长,融汉隶的凝重、晋人的蕴藉、唐楷的刚健于一炉,形成鲜明的个人面貌和风格,在宋人书法中也是独树一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