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地亚典藏：世界艺术的锦囊

　　钱丽娜

　　历史从来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卡地亚也不会。

　　如果说法国引领着世界的美学风潮，卡地亚便是这美学风潮的缔造者之一。在社会更迭的进程中，凭借着对艺术的无限热情和创新精神，在160多年的时光里，卡地亚的足迹遍及世界，将法国和世界的艺术文化交相融汇。一款款华美的臻品既凝聚着东西方文化的精髓，亦见证着社会风尚的更迭变化。正是这些不朽的传世之作对历史的铭记与重现奠定了卡地亚在近代珠宝史乃至艺术史上的领袖地位。

　　百余年来，一个名字，数种风格，华丽隽永地凝聚成为——卡地亚。

　　时代与设计风格

　　1899年，卡地亚迈出重要一步，将店铺迁址至巴黎和平街13号。这次迁址，开启了卡地亚发展的新篇章，也预示着卡地亚风格走向成熟。

　　花环风格(19世纪末至1914年)

　　从19世纪末至一战爆发前，欧洲的文化、艺术及生活方式在这个时期盛况空前地成长着。与此同时，柔美的花卉、藤蔓、蕾丝、丝带等富有曲线的造型，开始成为珠宝美学的新宠，一个温婉雍容的“花环时代”就此开启。

　　“花环风格”(Garland Style)的蓬勃发展与流行，得益于一项珠宝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首次将铂金引入珠宝创作，而这项创举的领衔者正是永不停止探索的卡地亚。此前的珠宝创作中，金银作为主要材料，显得过分笨重，同时会极大地削弱钻石的光芒。铂金不仅更加坚固，亦更加轻盈。它的使用推动了宝石镶嵌工艺的变革：应运而生的“珠齿式”镶嵌法将钻石精致地镶嵌于铂金基座之中，呈现出形似小珠的规则锯齿，为珠宝增添了极致柔美的触感。 其超乎寻常的强度和柔韧性，则令珠宝拥有一种自然褶皱的表现力，使各种大胆的设计化为可能。

　　卡地亚的珠宝设计师自古典油画中常见的花卉、树枝、藤蔓等植物中汲取灵感，创造性地运用蕾丝、铁花格等表现手法，精致巧妙地为花环风格创造出透明而轻灵的特质。铂金的使用，亦为打造植物轻盈飘逸的姿态提供了强大的工艺基础。从此，卡地亚用玫瑰、水仙花、紫罗兰、罂粟花、松果、月桂叶、蕨类和荆棘花等谱写了一部真正的花卉交响乐。此外，优雅的蝴蝶结和细腻的水滴形状，亦大胆诠释了新古典的艺术风格。

　　“装饰艺术风格”的先锋力量(1920~1939年)

　　早在20世纪初“花环风格”仍旧大行其道之时，卡地亚第三代传人路易·卡地亚(Louis Cartier，1875~1942年)已经先人一步。现代化和工业化促使他寻找全新的、符合现代生活特征的设计风格，这位领先潮流的审美缔造者开始在抽象几何图形上倾注巧思，并以惊人的远见卓识，成为“装饰艺术风格”的先锋力量。这种摩登明快的简约主义，后来为建筑设计所采纳，直到1925年，在巴黎举行的“现代工业和装饰艺术博览会”上(Exposition Internationale des Arts Décoratifs et Industriels Modernes)，这种风格才在美学史上真正获得了名号。

　　路易·卡地亚大胆地引入各种明丽色彩以及颇有原创性和现代感的几何形状：立方体、多边形和菱形的彩色珠宝款式简洁、造型精致。1904年，卡地亚发挥想象，创作出一款镶嵌钻石和红宝石的菱形胸针。类似风格的珠宝设计接踵而至，其中包括一款1906年推出的胸针，蓝宝石与钻石交相辉映。这些设计堪称是现代艺术风格的最初代表。

　　这种日后被称为“装饰艺术”的设计风格，影响广泛而多样，在1920~1939年间，成为众多创新设计的灵感之源。

　　似乎是为了响应1929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另一种全新的美学风潮也应运而生，宣告了飨宴般“咆哮二零”的结束。珠宝首饰向经典风格回归，以不同切割方式的钻石组合出各种几何造型。这是一种通体白色的珠宝，由铂金、钻石和无色水晶组成的“白色装饰艺术风格”，与上世纪20年代的富丽色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个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皆纷繁复杂的年代，卡地亚的珠宝设计做出相应调整，同时也并没有抛弃卡地亚客户所一贯追求的柔美和魅惑的梦想。

　　传奇时代(1940-1959年)

　　1933年，贞·杜桑(Jeanne Toussaint)女士接任卡地亚高级珠宝部门总监，这预示着属于卡地亚的传奇时代徐徐开启。在她的大力主张下，黄金(1396.30, 25.50, 1.86%)以华丽瞩目的形象卷土重来，并成为这一时期卡地亚最钟爱的金属。这种黄金首饰既抽象又富有象征性，几乎毫无拘束，玩味着各种体积量感和风格形式。部分作品镶嵌着彩虹般缤纷的宝石，有些甚至是前所未有的组合，比如将超现实主义的底色与紫水晶和海蓝宝石相搭配。

　　在贞·杜桑的影响下，卡地亚的动物形象也在20世纪40年代大放异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数年间，卡地亚的“自然王国”进一步壮大。战争震撼了整个社会，大自然成为逃离人类自相残杀的终极避难所。动物和植物的世界超然于一切。

　　自然永远不会遭到背叛。最多只会在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之间留出一定的距离。找到这种完美的距离，就是通往纵横创意的密钥。在卡地亚，镶嵌宝石的鸟类展开了它们象征和平的羽翼。

　　与此同时，卡地亚从女性着装的改变上发现了新的灵感：纤细的腰线，柔和的肩部，以及巧妙包裹臀部的中长裙，这些女性呈现出一种野性动物的灵息，宛如猫科动物的骄傲与慵懒。1948年，在贞·杜桑的主导下，卡地亚的第一枚立体豹形胸针诞生了，这头傲然站立、眼神凌厉的猎豹随即名垂史册。贞·杜桑深明猎豹所代表的正是现代女性的志向与抱负，她们对于自由、独立及社会认同的渴望，不再被认为是与社会世俗的背离，而是与优雅第一次画上了等号。

　　动物成为卡地亚设计主题的同时，大师的创意风格亦随着时代变迁而流转演进：蛇的鳞片，豹子的皮毛，鹦鹉的羽毛，乌龟的壳或者瓢虫的翅膀等，于细节中传递出不同时代的审美情趣。另一方面，卡地亚也不忘以款款珍品诠释出动物在人们心目中所象征的情感和意义——非洲的狂野，埃及的神圣，以及亚洲对龙和麒麟的狂热。

　　在卡地亚绵长的历史中，从“花环风格”时代起，花卉早就成为其诠释珠宝的关键语汇。娇美的花朵堪称钻石雕刻的最佳主题，赋予了高级珠宝胸针或英伦、或新古典主义的余韵。野玫瑰、水仙、牵牛花、巴马紫罗兰、罂粟花和雏菊频频出现于高贵的胸针上，借由立体的雕刻，将花卉的百态描绘得栩栩如生。花卉也继而成为了卡地亚后来复兴“花环风格”的重要题材，荆棘花、蕨类、松果、大串的百合纷纷出现在胸针和吊坠上，将卡地亚的珠宝世界幻化成一片花的海洋。

　　卡地亚与世界艺术

　　随着皇室的没落，欧洲开始将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试图在异域文明中找寻安慰。卡地亚在这股风潮中，倾情于东方神话与图腾的诠释和再现，创作了大量深受亚洲文化影响的作品。

　　卡地亚·中国·缘

　　丝绸，陶瓷和漆器——充满浓郁东方风情的奇珍异宝经由中国广东运抵欧洲，用东方的异域文化点亮了西方的创意风潮。早在17世纪之前，东方和西方，两个世界，两种文化的对话就这样拉开帷幕。卡地亚为这些富有中国特色的材质、设计、意象、神明和动物所深深吸引，并以其设计师和珠宝专家高超而专业的眼光重新审视，创造性地演绎了其内在之美，而并非只是简单复制当时风靡一时的法式中国艺术。在这种原创性的艺术创造中，卡地亚将西方装饰主义风格与东方传统艺术共融，其和谐，仿佛两者历来便共生一体。

　　1888年，正是漆器的魅力让卡地亚全身心投入于中国的艺术世界，以迎合波内曼(Vicomtesse de Bonnemain)子爵夫人的独特品味。古董漆器的历史可追溯至18、19世纪，最早出现的古董商，如巴黎古赛尔街、宝塔戏院、中国及东印度公司等，均有漆器藏品出售。镶有珍珠层的微型漆画在深色背景的衬托下，或描绘一处曼妙风景，或表达一个盛大仪式。卡地亚将这些中国特色——运用于化妆箱、粉盒或花瓶上，饰以平面线条，并加以黄金点缀。

　　在卡地亚的各种设计和作品中，经常可以瞥见中国神明及被神化了的人物形象。如首饰、挂钟及其他装饰品中常常可以看到的弥勒佛法相。这位身材矮小、秃顶、眉开眼笑的佛爷宁静安详的神韵被卡地亚捕捉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无论是被雕刻在水晶上，还是粉红的石英或玉器上，在卡地亚手中，弥勒佛的形象都在异域文化中长存。

　　卡地亚·印度之梦

　　纽约，1913年11月，卡地亚的印度印象展览在第五大道轰动一时。20件灵感源自于印度艺术的珠宝作品同时被收录在一部先前从未出版的艺术品目录中，而这本目录封面采用的正是印度传统的细密画。卡地亚所展示的作品广泛汲取了伊斯兰和印度的艺术元素。无论是莫卧儿玉石、红宝石珠，还是雕花祖母绿：这些绚烂夺目的印度宝石都承载了历史的轮回，记录了文明的变迁——它们最早于16世纪被西班牙人在哥伦比亚发现，随后被葡萄牙人贩卖至印度，最后历经百转千折回到欧洲。这是一段文化与珠宝制作携手相伴的旅程，而在这漫长的旅程中，卡地亚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东方与西方的交汇与融合对卡地亚的风格产生了全新而大胆的影响。更出人意料的是，花朵和各类象征性的图案并没有与卡地亚的几何风格抵触，相反却相得益彰，甚至使几何风格得以升华。克什米尔披肩上的莲花、棕榈树与锥形叶簇图案并配以斜点花纹，轻盈中渗透着强有力的象征意义，这些元素卡地亚早已通过作品传承至今。

　　卡地亚缔造了印度风格并掀起了印度风潮。显而易见，西方世界已经对这些光彩华丽的宝石如痴如醉：克什米尔蓝宝石、缅甸的红宝石、令人惊叹的莫卧儿雕花祖母绿。卡地亚对这些形状各异的宝石所含有的韵味情有独钟，将这些宝石与一排排的饰珠相连，并在绳索上坠以饰穗；而这些宝石则被切割成梨形，然后雕以图案或花纹。虽然有些人觉得它们不够精致，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它们展现的是一种自然的风格之美。

　　卡地亚寻访了印度所有的奇珍异宝。在拥抱这片广阔而活力四射的土地时，卡地亚亦将流行年代的风格注入到精美艳丽的“水果锦囊”(Tutti Frutti)系列之中，使它焕然一新，变得更加熠熠生辉、雍容华贵。繁茂的鲜花、果实与平纹图案彼此交织，平滑而带有罗纹的珠子、梨形钻石、红宝石、蓝宝石、叶形雕花祖母绿交相辉映，编织出一幅花团锦簇的绚丽图画。

　　这是两个世界的胜利交融，来自印度的博大丰富、种类繁多的宝石配以西方精美的结构、精妙的镶嵌技术和隐形铰链，经过卡地亚工作坊的精雕细作，两者得以完美融合。

　　卡地亚·俄罗斯的传说

　　卡地亚与俄罗斯的渊源可以追溯至1860年。十九世纪末期，卡地亚经常在圣诞节期间为俄国皇室献上定制珠宝。卡地亚第一位俄罗斯顾客是萨提可夫王子(Prince Saltikov)，他在1886年购买了一条黑珐琅黄金镶嵌祖母绿手链。萨提可夫王子对卡地亚的热衷为卡地亚在皇室中建立起显赫名声。每当艾力克斯大公(Grand Duke Alexis)和玛莉亚·帕弗洛娜大公夫人(Grand Duchess Maria Pavlovna) (1854~1920年)出访巴黎时，从不错过任何造访卡地亚的机会。

　　在皮埃尔·卡地亚(Pierre Cartier)于1904年至1905年间出访俄国之后，俄国贵族们不断尝试说服卡地亚在当地设立一家珠宝店。其中最主要的游说者，便是梅克伦堡·什未林公国(Mecklenburg-Schwerin)的公主，即亚历山大二世之子弗拉迪米尔大公(Grand Duke Vladimir)的妻子玛莉亚·帕弗洛娜。在1900年之后，这位高贵的女士向卡地亚定制了一条由六排珍珠组成，点缀着两只镶钻白肩鵰图样的精美狗项圈。

　　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自由交流、相互影响：卡地亚陶醉于俄罗斯的传统创意，而俄国人则对巴黎品味赞叹不已。俄罗斯民俗风格赋予了卡地亚珠宝创作无穷的想象空间，卡地亚因此在1908年制作了一顶Kokoshnik皇冠。它结合了花环风格和俄罗斯乡间的朴实头饰，造型宛如拜占庭圣母像的月形光环。这种头饰原本以布料制作，边缘饰以蝴蝶结，在十六和十八世纪时常为俄国宫廷加以改造装饰而采用。

　　这种自由的文化交流所带来的影响是从两种方向而来的：卡地亚一方面深受俄国沙皇的奢华风格启发，另一方面以俄罗斯芭蕾为代表的二十世纪新兴艺术，同样也为卡地亚的创作灵感带来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