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资格收藏圆明园

　　名叫约翰·哈特·邓南的将军穿上某些外国侵略者从圆明园抢得的黄地绣九龙纹龙袍，身着中国古装的妻子合拍了一张照片。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位将军穿着皇帝专服，却头顶大臣的“顶戴花翎”，他妻子也不是皇家装扮，而

　　历史把圆明园大水法的断壁残垣永远地留在了北京西郊，不选择轻易还原它当年的繁荣，只是作为一段耻辱的见证，一本翻不过去的书页，一个爱国主义教育活生生的教材。所幸，还有散落于世界各国、各地、各人手中的圆明园文物，能让我们缅怀这座只剩骨架的园子时，保有了想象的依托。

　　究竟是谁毁灭了那个“万园之园”已有铮铮定论。可是，究竟谁有资格来收藏圆明园，特别是从她的身体里掏出的每一处精致的细枝末节，每一件价值连城的文物，谁可以决定它们的归属？这已是一个超国度的话题，需要被一场侵略战争和若干次拍卖活动牵涉其中的好几代人来共同作答。

　　新近出版的《谁收藏了圆明园》，装帧极其精美，重达5斤。可是，比起与圆明园纠缠不清的历史真相、爱恨情仇压在我们这个民族肩上的千钧之力，这区区几斤算得了什么？人们在想起或谈论起与这个园子的话题时泛起的阵阵心痛，继而膨胀迸发出的民族情感，又岂是能用斤两来核算的？近些年，海晏堂兽首的每一次去向动态都会引得华夏子孙好一阵骚动，便是明证。

　　八国联军入侵、焚烧、劫掠圆明园，已不是一次简单的外交事件或政治事件，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是对人类对自我创造的文明本身最粗暴、残忍、野蛮的一次迫害。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耗费了无数工匠心血和白银的这座“万园之园”，无论它看起来曾经多么胜似人间幻境、曾经承载一个家族、王朝、帝国盛极一时的荣光与梦想，都禁不起三天三夜熊熊烈火。纵然只剩下断壁残垣，谁都无法否认，那些曾经活着的极有生命力的建筑、草木、珍宝……在一个盛世王朝的背影的映衬下，一度呈现出鲜活灵动的气韵。 

　　“藏”不住的沧桑

　　《谁收藏了圆明园》看上去颇似一本文物图鉴，从艺术和技术的角度向世人展示了圆明园文物的精致和绝美，使我们在阅赏雨果的这段“请您用大理石、汉白玉、青铜和瓷器建造一个梦……”文字时不再仅仅停留在幻象的层面。然而，就像作者在自序中所言，即便我们每次面对圆明园文物被拍卖落入少数人手中时义愤填膺，或者面对杜潘、艾利·让这些侵略者和他们的后世子孙时恨得咬牙切齿，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拍卖事件反而让我们有机会从拍卖图录中追踪这些宝物的踪迹，否则，如果它们一直被私藏，陈列于家族宝库或保险柜中，只供少数人独赏，那么，无论文物研究者还是普通民众，都无福见识它们传说中的真实模样。

　　在面对这些本来属于我们的宝物，以及可能会刺伤整个民族自尊心的拍卖事件时，我们所持的态度是必须超越民族情感的。从本书中我们了解到，与来自圆明园长春园茜园旧物、如今存放在北京大学内的“梅石碑”同期打造的一块石碑，在杭州“破四旧”运动中被毁于一旦；同样来自圆明园，如今存放于北京中山公园的“青云片”石上刻的乾隆御题诗第二首也在“文革”中被锉毁——这是民族灾难又一次通过文物命运的再演和折射，看到如今那些宝物被“超国界”地保存着，尽管姓的是外国人的洋姓洋名，我们的确会心有戚戚，惶惶，忿忿，可是，如果圆明园没有遭遇被毁，即便这些文物遗留在本民族成员手中，它们的命运是怎样，可否如今天这般安好妥当，是几乎不可想象的事情。

　　不由得必须感谢当年购买谐奇趣翻尾石鱼献给北京大学的校友们，以及苏州拙政园中的妥善保管8件石刻构件免遭损毁的花匠们，物事无情，人有情。

　　谁有资格拥有并保护他们？

　　若不是《谁收藏了圆明园》的提示，多次从北京大学校园穿行的我，未曾想过，古色古香的校园里竟然散布着如此多的圆明园遗物，也未曾想，这些曾在宫苑里私藏于一人的宝物，竟然开枝散叶，如植物的种子一般，散落于北京、台北、澳门、沈阳、湖南、上海、保定、天津、苏州以及法国、英国、美国、日本、挪威等国家和地区。

　　“收藏”从字面上来看，是将某物藏纳于私人之所，其实，我们谈论圆明园这些宝物，应该脱离于传统意义上的内向的“收”，去谈谈另一层面的“放”。如果可以，也应该对书名作进一步的释解和质问：谁有资格收藏圆明园？

　　根据《谁收藏了圆明园》归纳，圆明园宝物曾是皇帝一人的私有财物，后通过抢劫或拍卖的形式，落入不同人的手中，不过完成的是从“私有”到“私有”的权利倒换。只有那些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到公共空间，为大多数人“公有”的“遗珍”，才被赋予了更深、更广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比如民国时圆明园的款砖被用来补砌北海公园的东墙，总参通讯部汽车维修中心大门的石料底座就是20世纪70年代从西洋楼方外观遗址搬运过去的，更别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国家图书馆等文化场所存放着大量的华表、麒麟等物，以及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存放着大量由私人捐赠的圆明园文物，都被仔细地学术化地珍藏和保护起来。因此，可以这样说，过去只属于皇家、官绅、名流的私人之物，在“私-公”的转换过程中，完成了身份和命运的改写，逐渐“嵌入”世俗生活，才在最大范围的公共领域里赋权给更多的寻常人，让他们有了接近、感知、探询这些私人之物的机会。

　　从1860年至今的一个半世纪，许多珍贵器物可谓几易其主，颠沛流离，我们还需对这些持有人的合法性进行质疑。从拥有者身份来看，不外乎豪绅、军阀，牧师、名流，究竟是他们当年利用手中职权、便利条件巧取豪夺，还是通过正常的购买渠道得到，书中少有提及，也只是寥寥几笔“取自圆明园”，语焉不详，不由得给我们遗留了太多的想象和研究空间。这一个半世纪，中华民族惨遭外敌的野蛮入侵，国家被弄得千疮百孔之外，本身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沧桑巨变，各种社会事务遭遇非正常法理和程序的处置已是常事，巨大的管理漏洞给了少数人钻营的空间。当年，这些机构和人是如何趁着国难，得到圆明园的这些遗物，甚至是据为己有，堂而皇之地纳为私人宅院的收藏，这值得下一本书对这一切“乱象”顺藤摸瓜，来一次更为彻底的梳理。

　　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妙手偶得，《谁收藏了圆明园》最后一页，收录的是当年某些外国侵略者从圆明园抢得的黄地绣九龙纹龙袍，这位将军还煞有介事地穿上龙袍和同样身着中国古装的妻子合拍了一张照片。也许是文化先天的水土不服，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位名叫约翰·哈特·邓南的将军穿着皇帝专服——龙袍，却头顶一顶大臣们的“顶戴花翎”，他妻子也不是皇家某个福晋的装扮，而是民间江南富家人家的华贵衣装。更为古怪的是，她还在领口系上了一条西方的丝巾，整体看上去不伦不类，不中不洋，给人以某种荒诞、滑稽、讽刺之感。

　　要知道，龙袍多以江南云锦制成，其轻盈的质感与沉重的历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本质上的差异，也让这些圆明园宝贝的西洋持有者几乎是在暴殄天物。虽说我们一直在追崇“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的跨国界的文化理念，可是，对于它们的收藏和保护，绝非在某件器物的不显眼位置比如某个花瓶底部贴上个带有家族姓氏的英文标签，彰显归谁所有那么简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