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书法家嗜砚、藏砚、编砚谱、著砚文者,代不乏人,特别著名者如唐代柳公权,宋代米芾、欧阳修、苏东坡、陆游,清代高凤翰、朱彝尊、纪昀等,他们的《论砚》、《砚史》、《砚谱》、《研评》、《说砚》、《砚录》、《阅微草堂砚谱》等影响深远。读书人离不开砚,书法家(画家)就更离不开砚,砚一经诞生,便与文化人相依相伴。
砚既是实用器,又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把砚作为一种收藏,作为一个研究对象,非淹通者不能为之。眼力来自实践,学养决定砚识。愚以为,砚者研也,抛开文字学上的“砚”、“研”相通,砚亦可称为砚学,涉及材质、美术、雕刻、文学、文化、书法、民俗、历史等诸方面,实难兼通。
明代红丝砚
以铭文论,藏砚界素以“有铭为贵”,不但可以从铭文、印章中鉴古知人,欣赏篆刻,更可从中窥探其文化底蕴。一般说来,砚铭主要分为三类:一是赞砚,二是记事,三是抒怀。如唐代褚遂良款砚铭:“润比德,式以方,绕玉池,注天潢。永年宝之斯为良。”又如明代隆池(彭年)款砚铭:“我砚有百,唯此最坚,方寸墨池,磨如涌泉。”再如清代王文治款砚铭:“读书世受和平福,学佛人多欢喜缘。”
以形制论,则有足支形、几何形(方形、长方形、圆形、椭圆形、六棱形、八棱形等)、仿生形、随意形等。宋代的《端溪砚谱》记载,砚之形制有数十种典型样式,它们分别是平底风字、有脚风字、瓜样、卵样、人面、合欢四直、斧样、荷叶、仙桃、琴样、双鱼样、团样、蟾样、龟样、钟样、圭样、笏样、砚板、琵琶样、月样等。每种形制的砚台又有不同的雕刻方式,而且越到后世,特别是明清时期,形制更多,雕刻更精,并出现从实用性向赏玩性转变的倾向。
以材质论,有石砚、陶砚、澄泥砚、紫砂砚、瓷砚、瓦砚、砖砚、玉砚、水晶砚、木砚、金属砚等。一种材质又有若干区分,如宋人唐积的《歙州砚谱》在“品目第四”中描述歙石时称:“眉子石,其纹七种:金星地眉子、对眉子、短眉子、长眉子、簇眉子、阔眉子、金眉子。”
以名砚论,有“四大名砚”之说,端砚、歙砚、洮河砚、澄泥砚是也。不同时期又有不同名品,如唐宋之红丝石砚,清之松花石砚,都被列为首品。宋代李之彦的《砚谱》就称“苏易简作《文房四谱》……谱中载四十余品,以青州红丝砚为第一,斧柯山端石为第二,龙尾石为第三,余皆中下”。乾隆的《钦定西清砚谱》则把松花石砚“冠于砚谱之首,用以照耀万古”。王士祯的《香祖笔记》亦认为,松花石砚“品当列洮河、龙尾、红丝之上”。
以砚史论,更是洋洋大观。据《四库全书总目》中《子部二十五·谱录类》所录,有《歙州砚谱》、《砚笺》、《歙砚说》、《辨歙石说》、《文房四谱》、《砚史》、《端溪砚谱》、《砚谱》、《钦定西清砚谱》等。其《砚史》称:“《砚史》,一卷。宋米芾撰,芾有画史,已著录是书。首冠以用品一条,论石当以发墨为上,后附性品一条,论石质之坚软。样品一条,则备列晋砚、唐砚,以迄宋代形制之不同。中记诸砚,自玉砚至蔡州白砚,凡二十六种。而于端、歙二石,辨之尤详。自谓皆曾目击经用者,非此则不录。其用意殊为矜慎……芾本工书法,凡石之良楛,皆出亲试,故所论具得砚理,视他家之耳食者不同。其论历代制作之变,考据尤极精,确有足为文房鉴古之助者焉。”
以文学论,唐代刘禹锡有两首咏端砚诗,一首是《唐秀才赠端州紫石砚以诗答之》,诗中有“端州石砚人间重”之句。另一首是《谢遗端溪砚诗》,诗曰:“娲天补剩石,昆剑切来泥。着指痕犹湿,经旬水未低。”李贺的《杨生青花紫石砚歌》中“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二句更为人所熟知。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的《砚山行》,赞誉歙砚为“不轻不燥禀天然,重实温润如君子。日辉灿灿飞金星,碧云色夺端州紫”。清查慎行的《赴召集》则记载了御赐松花砚一事,其内容曰,“绿云新斲松花砚,特撤文房赐老臣”。